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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美国已接受了中国正在崛起这个事实
当今国际社会，人们的普遍共识是美国是惟一的超级大国。然而仅仅是在15年前，许多人却认为美国正在衰落。我在1990年写了《美国能领导世界吗?》，指出美国并没有衰落，现在看来，我的预言是正确的。
全球化、信息革命改变美国对外战略
2000年布什总统上任后，其政府成员内部对美国应该采取怎样的对外政策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以科林·鲍威尔为代表的共和党的传统派与主张采取较为强硬的对外政策的新保守派之间分歧明显。然而，这些分歧和争议并未能催生出新的美国对外战略。真正带来实质性变化的诱因是“9·11”事件。
“9·11”事件对美国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进而促成了布什政府推出现在的对外政策，并导致了伊拉克战争的发动。当然，“9·11”事件还揭示了更加深刻的问题。那就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发生的种种变化在“9·11”后明确地显现了出来。美国正是在这般情形下努力寻找自己的道路。
在我看来，“9·11”事件带来的20世纪一些国际政治潜在因素的显现与上升，实际上是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结果。全球化并不是新生事物，它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但是，在20世纪后半叶，全球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在很多方面，急速的变化取代了缓慢的渐变。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正是经济全球化急速发展的一个有力证明。
但是，另一个更有力的证明是传染性疾病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蔓延。通常人们理解的全球化仅仅局限在经济层面，但事实上全球化具有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多个维度。以天花为例，这种疾病最早出现于公元前1350年的埃及尼罗河一带，但是直到18世纪天花才传播到了地球上所有的大洲，总共花去了3000多年的时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世纪80年代才在非洲被发现的艾滋病，在不到30年内就传遍了全球。近几年出现的SARS和禽流感更加说明了当代全球化不断加速的趋势。
同样，美国在“9·11”事件前后对阿富汗的关注程度的变化也体现了这一点。上世纪80年代，美国曾非常重视阿富汗，原因在于它与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军备竞赛。苏联入侵阿富汗曾令美国紧张不已，但在苏联解体后，美国对阿富汗的重视程度开始逐渐下降。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人倾向于认为阿富汗国内的状况虽然糟糕，但对美国无甚影响。“9·11”后，美国人这才意识到，一个偏远小国糟糕的国内状况也能造成全球性的危害，全球化带来的跨国恐怖主义已经殃及美国自身。
另一方面，“9·11”事件也说明了信息革命的作用。信息技术带来的通讯成本极大下降。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电脑和网络的成本下降了上千倍，手机的价格也是如此。通讯成本的降低使得普罗大众获得了过去只有少部分人掌握的便利通讯手段。
信息革命也使得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能够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更大的影响。这些影响有好有坏。就国际恐怖主义、尤其是基地组织而言，便捷的网络通讯技术使得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可以即时联络，恐怖活动的影响由此可以波及到全世界，其破坏力也大大增加。
中国软实力的上升对中美双方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但长远看来，对美国来说，中美关系在21世纪如何演变是与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问题。
针对中美关系，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着乐观派和悲观派两种观点的争论。在悲观派看来，中国的和平崛起不是好事情，一个崛起的中国会像历史上所有曾崛起的国家(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一样，挑战现有的大国。因此21世纪中国的崛起将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并且一定会导致双方的冲突。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就表达了这样的担忧。
我不同意悲观派关于“中国威胁论”的看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无论是经济还是其他各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这些成就不应当被盲目地夸大。西方国家喜欢用购买力指标来衡量中国的经济规模，由此夸大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如果以汇率的指标来计算，中国在2000年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1／8。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保持每年9％到10％的快速增长，而美国则每年增长3％左右，到2025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大约会是美国的1／3。不过，如果按人均收入水平计算，中国则要比美国落后得多。除了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以外，中国还有诸如金融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贫困人口等众多问题需要解决。
悲观派还过分夸大了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认为中国国防和军事预算的增加是针对台湾问题的，这有可能导致战争。对此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台湾问题并不必然导致战争。如果中国能更多地运用自身的软实力来吸引台湾的民众，台湾问题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向好的方面发展。美国也不希望看到台湾的独立或战争的爆发，台湾问题可以得到和平解决。
在我看来，悲观派并没有真正理解中国的发展数据，也未真正理解中国的历史。
近年来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中国软实力的迅速增长。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其他国家的人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中国的公众外交也越来越具有亲和力，中国也越来越多地融入到多边国际机制当中。与此同时，美国的软实力也处于增长之中。
如果中美相互之间吸引力的增加对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大有好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以及基于何种目的运用各自的软实力。总的说来，中国软实力的上升对中美双方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日本首相不应再参拜靖国神社
中国、日本和美国这三个国家在东亚地区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实现和维持东亚和平的最佳方案是保持稳定的中美日三角关系。
防止中国强大后会在东亚谋求领导地位，一个办法是通过加强美日同盟来制衡中国。美国的确也这样做了。但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并没有对中国采用强硬或遏制的政策。相反，美国正尽力使中国融入到现有的国际制度中来。美国需要中国成为朋友而不是敌人。在过去十多年间，美国一方面致力于加强美日同盟，一方面又致力于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让中国加入各种国际组织，成为佐利克所说的利益攸关方。可以说，美国已接受了中国正在崛起这个事实。
那么，如何实现稳定的中美日三角关系呢?简单说来，首先，日本需要妥善地对待历史问题，日本首相不应再参拜靖国神社。其次，包括美中日韩在内的相关国家可以将现有的六方会谈发展为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第三，东亚各国应加强能源和相关技术的合作。在求同存异基础上建立稳固的中美日三角关系是东亚稳定的根本。
修昔底德曾说，“伯罗奔尼撤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在于“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为此引发的斯巴达的恐惧”。好的信念可以防止“自我预言”的实现，发展双边关系，中美两国的领导人需要保持乐观，也需要消除彼此间的恐惧。如此，中美关系将会拥有美好的未来。
(作者系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当今国际社会，人们的普遍共识是美国是惟一的超级大国。然而仅仅是在15年前，许多人却认为美国正在衰落。我在1990年写了《美国能领导世界吗?》，指出美国并没有衰落，现在看来，我的预言是正确的。
全球化、信息革命改变美国对外战略
2000年布什总统上任后，其政府成员内部对美国应该采取怎样的对外政策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以科林·鲍威尔为代表的共和党的传统派与主张采取较为强硬的对外政策的新保守派之间分歧明显。然而，这些分歧和争议并未能催生出新的美国对外战略。真正带来实质性变化的诱因是“9·11”事件。
“9·11”事件对美国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进而促成了布什政府推出现在的对外政策，并导致了伊拉克战争的发动。当然，“9·11”事件还揭示了更加深刻的问题。那就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发生的种种变化在“9·11”后明确地显现了出来。美国正是在这般情形下努力寻找自己的道路。
在我看来，“9·11”事件带来的20世纪一些国际政治潜在因素的显现与上升，实际上是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结果。全球化并不是新生事物，它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但是，在20世纪后半叶，全球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在很多方面，急速的变化取代了缓慢的渐变。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正是经济全球化急速发展的一个有力证明。
但是，另一个更有力的证明是传染性疾病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蔓延。通常人们理解的全球化仅仅局限在经济层面，但事实上全球化具有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多个维度。以天花为例，这种疾病最早出现于公元前1350年的埃及尼罗河一带，但是直到18世纪天花才传播到了地球上所有的大洲，总共花去了3000多年的时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世纪80年代才在非洲被发现的艾滋病，在不到30年内就传遍了全球。近几年出现的SARS和禽流感更加说明了当代全球化不断加速的趋势。
同样，美国在“9·11”事件前后对阿富汗的关注程度的变化也体现了这一点。上世纪80年代，美国曾非常重视阿富汗，原因在于它与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军备竞赛。苏联入侵阿富汗曾令美国紧张不已，但在苏联解体后，美国对阿富汗的重视程度开始逐渐下降。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人倾向于认为阿富汗国内的状况虽然糟糕，但对美国无甚影响。“9·11”后，美国人这才意识到，一个偏远小国糟糕的国内状况也能造成全球性的危害，全球化带来的跨国恐怖主义已经殃及美国自身。
另一方面，“9·11”事件也说明了信息革命的作用。信息技术带来的通讯成本极大下降。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电脑和网络的成本下降了上千倍，手机的价格也是如此。通讯成本的降低使得普罗大众获得了过去只有少部分人掌握的便利通讯手段。
信息革命也使得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能够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更大的影响。这些影响有好有坏。就国际恐怖主义、尤其是基地组织而言，便捷的网络通讯技术使得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可以即时联络，恐怖活动的影响由此可以波及到全世界，其破坏力也大大增加。
中国软实力的上升对中美双方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但长远看来，对美国来说，中美关系在21世纪如何演变是与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问题。
针对中美关系，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着乐观派和悲观派两种观点的争论。在悲观派看来，中国的和平崛起不是好事情，一个崛起的中国会像历史上所有曾崛起的国家(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一样，挑战现有的大国。因此21世纪中国的崛起将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并且一定会导致双方的冲突。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就表达了这样的担忧。
我不同意悲观派关于“中国威胁论”的看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无论是经济还是其他各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这些成就不应当被盲目地夸大。西方国家喜欢用购买力指标来衡量中国的经济规模，由此夸大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如果以汇率的指标来计算，中国在2000年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1／8。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保持每年9％到10％的快速增长，而美国则每年增长3％左右，到2025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大约会是美国的1／3。不过，如果按人均收入水平计算，中国则要比美国落后得多。除了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以外，中国还有诸如金融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贫困人口等众多问题需要解决。
悲观派还过分夸大了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认为中国国防和军事预算的增加是针对台湾问题的，这有可能导致战争。对此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台湾问题并不必然导致战争。如果中国能更多地运用自身的软实力来吸引台湾的民众，台湾问题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向好的方面发展。美国也不希望看到台湾的独立或战争的爆发，台湾问题可以得到和平解决。
在我看来，悲观派并没有真正理解中国的发展数据，也未真正理解中国的历史。
近年来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中国软实力的迅速增长。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其他国家的人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中国的公众外交也越来越具有亲和力，中国也越来越多地融入到多边国际机制当中。与此同时，美国的软实力也处于增长之中。
如果中美相互之间吸引力的增加对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大有好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以及基于何种目的运用各自的软实力。总的说来，中国软实力的上升对中美双方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日本首相不应再参拜靖国神社
中国、日本和美国这三个国家在东亚地区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实现和维持东亚和平的最佳方案是保持稳定的中美日三角关系。
防止中国强大后会在东亚谋求领导地位，一个办法是通过加强美日同盟来制衡中国。美国的确也这样做了。但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并没有对中国采用强硬或遏制的政策。相反，美国正尽力使中国融入到现有的国际制度中来。美国需要中国成为朋友而不是敌人。在过去十多年间，美国一方面致力于加强美日同盟，一方面又致力于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让中国加入各种国际组织，成为佐利克所说的利益攸关方。可以说，美国已接受了中国正在崛起这个事实。
那么，如何实现稳定的中美日三角关系呢?简单说来，首先，日本需要妥善地对待历史问题，日本首相不应再参拜靖国神社。其次，包括美中日韩在内的相关国家可以将现有的六方会谈发展为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第三，东亚各国应加强能源和相关技术的合作。在求同存异基础上建立稳固的中美日三角关系是东亚稳定的根本。
修昔底德曾说，“伯罗奔尼撤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在于“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为此引发的斯巴达的恐惧”。好的信念可以防止“自我预言”的实现，发展双边关系，中美两国的领导人需要保持乐观，也需要消除彼此间的恐惧。如此，中美关系将会拥有美好的未来。
(作者系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