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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正声在给阮仪三的一封回信中写道：“上海某些居住区条件之恶劣，是我没有想到的，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在其中居住的老人还能生活几年!)，但这不意味着上海要实行‘旧域改造’；我来沪后，似也无人有此提法。”
当外国游客询问街头的上海路人，“到哪里寻找老上海”，答案是田子坊或新天地的概率基本，一样。
在世博会这个大秀场上，两者也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东道主馆上海馆以“永远的新天地”命名，而8月初，109位世博会外国馆馆长和工作人员则冒着近40摄氏度高温参观了田子坊。
1998年12月，田子坊艺术街在泰康路揭开序幕；1999年2月，天平桥地区改造项目之一的“上海新天地”工程开工。
两者差不多是在同一起跑线上开跑的，间距只有约3公里；两者在上海城市更新模式上“都具有由拆到留转折点的意义，新的改造模式从此登堂入室，并成为可选项，更怂恿了上海的怀旧风潮”。田子坊发起人郑荣发说。
“田子坊模式”、“新天地模式”成为历史街区保护的两个样板，在上海之外被复制，前者如北京的南锣鼓巷、成都宽窄巷子，后者在天津、重庆、南京等地被开发商如法炮制。
但它们是同表异里的两种模式，田子坊保留了一部分石库门的居住特性，新天地将原生态的生活连根剜除，又在这个空花瓶里植入了商业范式。“新天地是地产开发模式，不是历史街区保护模式。”“古城卫士”、同济博导阮仪三说。他曾在《新民晚报》连撰16篇文章，批评所谓“新天地模式”。
5月17日，在首场世博上海区县公‘众论坛上，新天地开发商香港瑞安集团董事长助理周永平说的第一句话是：“专家把新天地放在商业化的模式里面，我理解这是对新天地的表扬，不是一种批评，因为新天地是把石库门的文化拿来经营。”
闻香识城市
“老人们安顿了怀旧之情，年轻人发现了时尚和潮流。老外看她是地道中国的，中国人看到的却是洋文化。”这段话是新天地石库门博物馆里的。但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告诉本刊记者，“我认为田子坊项目更配得起这个评价。”
这道填空题引发人们去思考新天地和田子坊的区别，它们的卖点都是老上海带回来的怀旧，在视觉上，看到的是大同小异的石库门。
从嗅觉上来区分更容易，一名游客在参观了新天地和田子坊后写道：“城市与人一样，是有体味的。法兰克福的空气中飘荡着烤肠的香气，巴黎是现烤法式长棍的麦香，广州散发着卤水拼盘的味道，路过E海的弄堂，经常闻到一种‘糟’的味道，就是糟溜鱼片的‘糟’，还有泡饭，泡出家常味儿。这种生活的气息只有在田子坊闻得到，新天地的空气中是老外熟悉的奶油和咖啡气息。”
文化学者杨东平在游览田子坊之后，对那里“弄堂里不加修饰地呈现着日常生活杂乱、粗粝的面貌”感到惊喜，“露天酒吧、店铺的上方，二楼的窗口挂着短裤、咸肉，拖把滴着水，与商业和艺术并存，构成了一幅原生态上海民居的后现代图景。”
没有“人家”，正是阮仪三给新天地差评的理由。“小桥、流水、人家，没有‘人家’，再好的景致也诗意顿失。”
另一位同济教授、中科院院士郑时龄的批评也不含糊：“泰康路(田子坊即泰康路210弄)还是市民的泰康路，而不是故作姿态的旅游区。如果上海的里弄住宅都按照新天地的模式改造，普通老百姓住哪里?他们有那么高的消费能力吗?”
新天地对石库门原建筑脱胎换骨式的改建也是受指摘处之一，同济大学教授常青介绍，被保留的只是空间格局和外墙体，从屋架、地面到内部空间，都经过了改头换面的二次设计。每一栋建筑下面都挖了3到9米深的地下空间，作为消防水库。这不符合阮仪三告诉本刊的古建筑保护四原则：原材料、原结构、原样式、原工艺。
由此，台湾视觉艺术家登琨艳称新天地是“假古董”。
领跑一个时代
气味不投的深层次是理念不同。
“新天地和田子坊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却代表了两个时代。”阮仪三说，“思想的转变是田子坊模式带给人们最大的收获，推倒重来不是最好的办法。”
新华网的一篇述评可以作为注脚：摩天楼是改革开放后上海城市发展第一波浪潮的标志；新天地是第二波改造的代表，以继承旧貌、推倒重来为特征；田子坊是第三波发展浪潮的代表，特征就是保留原迹。
社会学者于海、建筑学者常青，不约而同地将石库门的命运与上世纪90年代初肇兴的上海国际化联系起来。
常青表示，1990年5月《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的出台是一个标志性转折点，并受开发浦东和“南巡讲曾’的激励，上海的真正腾飞从此开始，城市建筑的面貌也随之发生巨变——快速的巨构化和高层化。
于海认为，这个“条例”影响深远，将城市空间作为商品、最大限度获取土地级差地租的开发模式合法化并大行于上海，“这正是上海近二十年城市空间生产及日益全球化的制胜之道。”
这个条例几乎“覆盖”掉了更早的保护历史街区文件。自80年代初专家提议，1986年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文件中提出保护历史街区的概念，指出保护单体文物、历史街区、历史文化名城是一完整体系。
“上海的全球化进程是迅猛和成功的。”于海表示，“但在造就上海空前规模的全球主义景观的同时，最具上海本地特色的石库门民居和里弄街市成片消失。”常青也提出质疑：“是否大都会的历史空间将在城市的巨型膨胀中被边缘化、碎片化?”
建于1934年高24层、83.8米的国际饭店，是当时上海乃至远东第一高楼，这个第一高度保持了48年，1982年才被高91.5米的上海宾馆超过。如今上海24米以上的高层逾万栋，百米以上的超高层约占4％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是90年代以来兴建的。
“上海中心城区具备巨构化和高层化特征的至少还有六大CBD中心。”常青表示，“上海在国际上被称为‘爆’开来的曼哈顿。”
“90年代是上海空间变化最大也是破坏最大的10年，正是在如此巨大的空间改变过程中，孕育了城市建筑、街区保护的社会意向和思潮。”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上海过去三十年中心城区开发与改造过程的专题研究”团队告诉本刊，“最早接受保护理念的是有国际背景的关键行动者，学者、官员和商人等。”
精英与草根的联盟
“关键行动者”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叫郑荣发。
游历了纽约“苏荷”的打浦桥街道办事处主任郑荣发，与旅美画家陈逸飞，面对泰康路“街巷经济”时代的老厂房，把这里想象成了“苏荷”，并采取了一致的行动力。
但不久，区里就在泰康路上贴出了拆迁令。这片区域，原本属于旧城改造项目，台商将在这里起4幢商品房。为了守护已见雏形的文化街，郑荣发四处奔走，提出“软改造”方案，即在尽可能 维持城市街坊原貌原性质的情况下完成旧城面貌改造，可不必去伤筋动骨。
艺术家们自行和居民谈置换，他们支付租金，足够居民在近处租一套像样的住房改善居住条件，并有盈余，老房则被修缮一新，用于创意产业，居民十几户、十几户地搬出，新店十几家十几家地开出。
在拆迁拉锯战中，一大半石库门住宅“居改非”，即由居住用途改为非居的商业用途，这一既成事实逼退大拆大建的开发模式。
于海评论：“有着文化自觉的地方官员，与有着商业自觉的市场精英，违反官场规则‘煽动’居民通过自行出租自有住房将旧民居改造为创意或时尚消费场所，创造出地方精英与草根市民合作的发展模式，是田子坊项目最有政治的亮点。而在通常影响城市空间生产和再生产的4种力量(政府、开发商、专家、普通居民)中，专家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普通居民的力量十分微弱。”
目前，泰康路210、248、274弄671户居民，已有340户开出租店，占居民总数的50.7％，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群。
区里决定泰康路210弄旧厂房区不拆迁之后，在区里领导的支持下，郑荣发“得寸进尺”外扩胜利圈。
田子坊发展到现在的格局，郑荣发回过头来想想，“市民的参与、专家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是基础，但政府的包容更值得一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过程。”
阮仪三高度评价田子坊“是一个国际化的、开放的文化社区”。他认为，小区是封闭的，使得城市的空间和阶层分明。而田子坊这样的文化社区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将人们的生活、劳动联系起来。但他也指出，城市改造需要这样的模式，也不能全部走田子坊的路，毕竟城市空间有限。
可申请自家住房为古董
新天地的拆迁遭到诟病，但田子坊的保留原住民模式也被部分专家质疑。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杰出人物姚远说：“现在历史保护的一个偏向是，居民开始保留了，但是保留居民，是情景剧的需要，而不是因为这片土地属于他们，居民是表演的道具。”
即使在原住民中，也有分歧。一些住房难以商业化的居民呼吁“还我宁静生活”，坚决要求拆迁，甚至因为田子坊的存在妨碍了他们希望中的拆迁而迁怒于政府。
据调查，90％的石库门居民都希望搬进新公房。
原石库门居民阮仪三告诉本刊记者：“石库门房子楼上楼下各5间房，本来是按照功能划分的，由于历史原因，最多住10人的房子如今住着二三十人。”他曾见过“步高里”(上海著名历史保护街区)原来住一家人的房子里现在居然装有24只电表!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给阮仪三的一封回信中写道：“上海某些居住区条件之恶劣，是我没有想到的，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在其中居住的老人还能生活几年)，但这不意味着上海要实行‘旧城改造’，我来沪后，似也无人有此提法。”
俞正声同时在信中表示，上海的里弄应该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合理的利用，而且这些不应该是“建几个花瓶”。
常青表示：“生活质量低下的里弄石库门又该如何在保存的前提下获得新生，是个‘鱼和熊掌’的问题。”
姚远建议：“居民过度密集的问题，有两个方面，如果私房产权没有退的，政府就该退；而公房居民则要靠建保障住房来疏散。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很复杂，居民不愿意去远郊，全国各地的城市都遇到了类似问题，但对策总是有的，走和留给个选项，走一部分，留一部分是可行的。”
阮仪三说：“我们需要的是先修正理念，先要明白好的东西要留下来，再留十年，就有钱了。”在协助郑荣发保全了田子坊后，阮仪三呼吁市政府在上海建立大规模的石库门保护区。
2007年7月，《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颁布，意味着上海人可申请自家住房为古董。“上海的历史建筑记录在册的有632处，已经是中国最多的，但是和伦敦的1万多处、日本的1130万处仍然是没法比。”阮仪三说。
前不久，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公开表示：非常反对“旧城改造”和“危旧房改造”这两个词。他认为，这是把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旧城仅仅定位于改造的对象，而没有强调它需要保护和有机更新的一面。
“国际上的成功经验表明，保护从来不是发展、民生、现代化的反义词”。姚远说。
当外国游客询问街头的上海路人，“到哪里寻找老上海”，答案是田子坊或新天地的概率基本，一样。
在世博会这个大秀场上，两者也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东道主馆上海馆以“永远的新天地”命名，而8月初，109位世博会外国馆馆长和工作人员则冒着近40摄氏度高温参观了田子坊。
1998年12月，田子坊艺术街在泰康路揭开序幕；1999年2月，天平桥地区改造项目之一的“上海新天地”工程开工。
两者差不多是在同一起跑线上开跑的，间距只有约3公里；两者在上海城市更新模式上“都具有由拆到留转折点的意义，新的改造模式从此登堂入室，并成为可选项，更怂恿了上海的怀旧风潮”。田子坊发起人郑荣发说。
“田子坊模式”、“新天地模式”成为历史街区保护的两个样板，在上海之外被复制，前者如北京的南锣鼓巷、成都宽窄巷子，后者在天津、重庆、南京等地被开发商如法炮制。
但它们是同表异里的两种模式，田子坊保留了一部分石库门的居住特性，新天地将原生态的生活连根剜除，又在这个空花瓶里植入了商业范式。“新天地是地产开发模式，不是历史街区保护模式。”“古城卫士”、同济博导阮仪三说。他曾在《新民晚报》连撰16篇文章，批评所谓“新天地模式”。
5月17日，在首场世博上海区县公‘众论坛上，新天地开发商香港瑞安集团董事长助理周永平说的第一句话是：“专家把新天地放在商业化的模式里面，我理解这是对新天地的表扬，不是一种批评，因为新天地是把石库门的文化拿来经营。”
闻香识城市
“老人们安顿了怀旧之情，年轻人发现了时尚和潮流。老外看她是地道中国的，中国人看到的却是洋文化。”这段话是新天地石库门博物馆里的。但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告诉本刊记者，“我认为田子坊项目更配得起这个评价。”
这道填空题引发人们去思考新天地和田子坊的区别，它们的卖点都是老上海带回来的怀旧，在视觉上，看到的是大同小异的石库门。
从嗅觉上来区分更容易，一名游客在参观了新天地和田子坊后写道：“城市与人一样，是有体味的。法兰克福的空气中飘荡着烤肠的香气，巴黎是现烤法式长棍的麦香，广州散发着卤水拼盘的味道，路过E海的弄堂，经常闻到一种‘糟’的味道，就是糟溜鱼片的‘糟’，还有泡饭，泡出家常味儿。这种生活的气息只有在田子坊闻得到，新天地的空气中是老外熟悉的奶油和咖啡气息。”
文化学者杨东平在游览田子坊之后，对那里“弄堂里不加修饰地呈现着日常生活杂乱、粗粝的面貌”感到惊喜，“露天酒吧、店铺的上方，二楼的窗口挂着短裤、咸肉，拖把滴着水，与商业和艺术并存，构成了一幅原生态上海民居的后现代图景。”
没有“人家”，正是阮仪三给新天地差评的理由。“小桥、流水、人家，没有‘人家’，再好的景致也诗意顿失。”
另一位同济教授、中科院院士郑时龄的批评也不含糊：“泰康路(田子坊即泰康路210弄)还是市民的泰康路，而不是故作姿态的旅游区。如果上海的里弄住宅都按照新天地的模式改造，普通老百姓住哪里?他们有那么高的消费能力吗?”
新天地对石库门原建筑脱胎换骨式的改建也是受指摘处之一，同济大学教授常青介绍，被保留的只是空间格局和外墙体，从屋架、地面到内部空间，都经过了改头换面的二次设计。每一栋建筑下面都挖了3到9米深的地下空间，作为消防水库。这不符合阮仪三告诉本刊的古建筑保护四原则：原材料、原结构、原样式、原工艺。
由此，台湾视觉艺术家登琨艳称新天地是“假古董”。
领跑一个时代
气味不投的深层次是理念不同。
“新天地和田子坊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却代表了两个时代。”阮仪三说，“思想的转变是田子坊模式带给人们最大的收获，推倒重来不是最好的办法。”
新华网的一篇述评可以作为注脚：摩天楼是改革开放后上海城市发展第一波浪潮的标志；新天地是第二波改造的代表，以继承旧貌、推倒重来为特征；田子坊是第三波发展浪潮的代表，特征就是保留原迹。
社会学者于海、建筑学者常青，不约而同地将石库门的命运与上世纪90年代初肇兴的上海国际化联系起来。
常青表示，1990年5月《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的出台是一个标志性转折点，并受开发浦东和“南巡讲曾’的激励，上海的真正腾飞从此开始，城市建筑的面貌也随之发生巨变——快速的巨构化和高层化。
于海认为，这个“条例”影响深远，将城市空间作为商品、最大限度获取土地级差地租的开发模式合法化并大行于上海，“这正是上海近二十年城市空间生产及日益全球化的制胜之道。”
这个条例几乎“覆盖”掉了更早的保护历史街区文件。自80年代初专家提议，1986年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文件中提出保护历史街区的概念，指出保护单体文物、历史街区、历史文化名城是一完整体系。
“上海的全球化进程是迅猛和成功的。”于海表示，“但在造就上海空前规模的全球主义景观的同时，最具上海本地特色的石库门民居和里弄街市成片消失。”常青也提出质疑：“是否大都会的历史空间将在城市的巨型膨胀中被边缘化、碎片化?”
建于1934年高24层、83.8米的国际饭店，是当时上海乃至远东第一高楼，这个第一高度保持了48年，1982年才被高91.5米的上海宾馆超过。如今上海24米以上的高层逾万栋，百米以上的超高层约占4％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是90年代以来兴建的。
“上海中心城区具备巨构化和高层化特征的至少还有六大CBD中心。”常青表示，“上海在国际上被称为‘爆’开来的曼哈顿。”
“90年代是上海空间变化最大也是破坏最大的10年，正是在如此巨大的空间改变过程中，孕育了城市建筑、街区保护的社会意向和思潮。”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上海过去三十年中心城区开发与改造过程的专题研究”团队告诉本刊，“最早接受保护理念的是有国际背景的关键行动者，学者、官员和商人等。”
精英与草根的联盟
“关键行动者”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叫郑荣发。
游历了纽约“苏荷”的打浦桥街道办事处主任郑荣发，与旅美画家陈逸飞，面对泰康路“街巷经济”时代的老厂房，把这里想象成了“苏荷”，并采取了一致的行动力。
但不久，区里就在泰康路上贴出了拆迁令。这片区域，原本属于旧城改造项目，台商将在这里起4幢商品房。为了守护已见雏形的文化街，郑荣发四处奔走，提出“软改造”方案，即在尽可能 维持城市街坊原貌原性质的情况下完成旧城面貌改造，可不必去伤筋动骨。
艺术家们自行和居民谈置换，他们支付租金，足够居民在近处租一套像样的住房改善居住条件，并有盈余，老房则被修缮一新，用于创意产业，居民十几户、十几户地搬出，新店十几家十几家地开出。
在拆迁拉锯战中，一大半石库门住宅“居改非”，即由居住用途改为非居的商业用途，这一既成事实逼退大拆大建的开发模式。
于海评论：“有着文化自觉的地方官员，与有着商业自觉的市场精英，违反官场规则‘煽动’居民通过自行出租自有住房将旧民居改造为创意或时尚消费场所，创造出地方精英与草根市民合作的发展模式，是田子坊项目最有政治的亮点。而在通常影响城市空间生产和再生产的4种力量(政府、开发商、专家、普通居民)中，专家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普通居民的力量十分微弱。”
目前，泰康路210、248、274弄671户居民，已有340户开出租店，占居民总数的50.7％，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群。
区里决定泰康路210弄旧厂房区不拆迁之后，在区里领导的支持下，郑荣发“得寸进尺”外扩胜利圈。
田子坊发展到现在的格局，郑荣发回过头来想想，“市民的参与、专家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是基础，但政府的包容更值得一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过程。”
阮仪三高度评价田子坊“是一个国际化的、开放的文化社区”。他认为，小区是封闭的，使得城市的空间和阶层分明。而田子坊这样的文化社区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将人们的生活、劳动联系起来。但他也指出，城市改造需要这样的模式，也不能全部走田子坊的路，毕竟城市空间有限。
可申请自家住房为古董
新天地的拆迁遭到诟病，但田子坊的保留原住民模式也被部分专家质疑。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杰出人物姚远说：“现在历史保护的一个偏向是，居民开始保留了，但是保留居民，是情景剧的需要，而不是因为这片土地属于他们，居民是表演的道具。”
即使在原住民中，也有分歧。一些住房难以商业化的居民呼吁“还我宁静生活”，坚决要求拆迁，甚至因为田子坊的存在妨碍了他们希望中的拆迁而迁怒于政府。
据调查，90％的石库门居民都希望搬进新公房。
原石库门居民阮仪三告诉本刊记者：“石库门房子楼上楼下各5间房，本来是按照功能划分的，由于历史原因，最多住10人的房子如今住着二三十人。”他曾见过“步高里”(上海著名历史保护街区)原来住一家人的房子里现在居然装有24只电表!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给阮仪三的一封回信中写道：“上海某些居住区条件之恶劣，是我没有想到的，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在其中居住的老人还能生活几年)，但这不意味着上海要实行‘旧城改造’，我来沪后，似也无人有此提法。”
俞正声同时在信中表示，上海的里弄应该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合理的利用，而且这些不应该是“建几个花瓶”。
常青表示：“生活质量低下的里弄石库门又该如何在保存的前提下获得新生，是个‘鱼和熊掌’的问题。”
姚远建议：“居民过度密集的问题，有两个方面，如果私房产权没有退的，政府就该退；而公房居民则要靠建保障住房来疏散。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很复杂，居民不愿意去远郊，全国各地的城市都遇到了类似问题，但对策总是有的，走和留给个选项，走一部分，留一部分是可行的。”
阮仪三说：“我们需要的是先修正理念，先要明白好的东西要留下来，再留十年，就有钱了。”在协助郑荣发保全了田子坊后，阮仪三呼吁市政府在上海建立大规模的石库门保护区。
2007年7月，《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颁布，意味着上海人可申请自家住房为古董。“上海的历史建筑记录在册的有632处，已经是中国最多的，但是和伦敦的1万多处、日本的1130万处仍然是没法比。”阮仪三说。
前不久，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公开表示：非常反对“旧城改造”和“危旧房改造”这两个词。他认为，这是把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旧城仅仅定位于改造的对象，而没有强调它需要保护和有机更新的一面。
“国际上的成功经验表明，保护从来不是发展、民生、现代化的反义词”。姚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