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小说是取悦于读者的，想看什么就给你写什么；但也有这样的写作者，写的原动力和意趣就是想把它写出来。”王小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小说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写法，不然写作还有什么趣味。”
　　从第一小节“陈晓克今天手痒”开始，没有任何过渡，最快捷地进入到那个特殊年代特有的语境。她就这样写“意趣”，她承认自己最新出版的知青题材小说《方圆四十里》，“主要写味道，靠味道带出时代和人性”，虽然她也写了众多劳作、打架、偷狗、招工、告状的故事。
　　诗人、作家王小妮选取了1975年夏至1976年春位于东北的“锦绣公社”方圆四十里知青们的生活细节。陈晓克等知青虽然都是虚构人物，“但超过八成的事件有真实依据”。
　　“1976是重要的一年，选这个时段，正是大动荡的前夜，（写）懵然不觉的角落和人群。”王小妮说，“那个时候，豪情过去了，剩下更多的是对自身命运不知的颓废、绝望，‘破罐子破摔’。”
　　“他们自虐与虐人，被害与害人”
　　《方圆四十里》中，一个知青因为一卷草帘和农民争执，知青说，“你这是什么逻辑！”
　　农民不知道“逻辑”这个词，以为城里人把骡子叫成逻辑，生气了，“你骂谁是逻辑！”
　　从此，那个知青被所有人都叫做“逻辑”。包括插队时知青下放到集体户，村民们不识字，都念作“具体户”。
　　这些就是当时的“语境”。但王小妮在写这些故事时都不对人物进行外貌描写，“我有意消解它。当我回忆起那个年代，每个人的语言、服饰、环境，包括陈设几乎都是一样的。”
　　猪在被知青们抓住快要被杀的时候想：“动不了啦，这辈子到头啦。”在被割掉之前不停生长的稗草想：“痛快！”王小妮除偶有写到人物的所想，有时也这样写写动物和植物。她有她的道理。
　　“春夏秋冬和万物万灵都和人类理解的‘想’无关，它自有规律。”王小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人的痛苦在那个极度疲劳又全然不知未来的时候完全不值一提，人已经物化了。”
　　多年来，王小妮无法忘掉在农村的7年生活，即使她已经迁居深圳这个特区城市近三十年。1969年冬，出生于长春的满族小姑娘王小妮，年仅14岁便随父母下放到农村。1974年冬，她作为知青在吉林九台插队，“我被一个赶毛驴的人领到完全陌生的黄泥小屋里，那就是我的集体户。我靠着一根木头柱子，守着它，我无声地坐了几个小时，等着第二天闷头到地里干活，等着面对陌生人的尴尬快些过去。”在随笔集《一直向北》中，她写道。
　　在一幅旧照片中，已经熟练于劳作的王小妮挽着衣袖、裤腿，和两个女青年对着镜头笑着，娇瘦的她几乎是张大着嘴笑。那是她度过的青春岁月。
　　但她并不以亲历者的身份写《方圆四十里》，而是和读者一样旁观。“对于那段生活，亲历者们不只经历了苦难，同样也有许多欢快。他们自虐与虐人，被害与害人。”
　　如今看来，当时很多人用“日记”记录下来的知青文本并不可靠，几乎像是出自同一个人的“语录摘抄、自我激烈、空洞抒情的集合体”。王小妮回忆说，“我遇到过这样的人，写日记放在明显的地方，等于公示自己的思想进步。”如果有一本可信的记录，她很可能觉得就没必要再写一部《方圆四十里》这样的作品。
　　1975年，王小妮被调到九台县城的一份知青小报做编辑，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她成了“七七级”，次年春她被解放牌卡车拉回长春读大学。
　　“最初听说可以考大学，有相当多的知青是麻木的，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后下乡的。”王小妮回忆说，“大学生的吸引力对有些人（来说）不如直接招进城里做产业工人，‘文革’记忆还在，知识分子并不得到所有人的向往，主要是想回到城里。”
　　“诗在那个年代只是精神过度贫乏时候的填充物”
　　生活逐渐回归正常，写诗似乎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在新时期初期，王小妮就以印象主义色彩的诗作引起关注。
　　1980年，由《诗刊》在北京主办的首届“青春诗会”，王小妮和徐敬亚作为吉林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参加了该会，后来被看做朦胧诗的代表人物顾城、舒婷、江河也是该届的诗人。王小妮回忆，当时还和顾城他们“到胡同里吃老汤火烧，偷树上的果子之类的”。
　　北大五四文学社、复旦诗社、安徽师大江南诗社、吉林大学“赤子心”诗社在当时被看做全国高校的四大诗社，而王小妮和徐敬亚正是“赤子心”七人诗社的成员。
　　“诗歌在当年的活跃有点像现在很多学生都在听音乐，诗在那个年代只是精神过度贫乏时候的一个填充物。”王小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自己上大学那会儿，“逃课也是必须的，有些老师的课实在不可听，迂腐，看书就是了，看书也是一目十行。”
　　在丈夫徐敬亚的印象中，王小妮上课时总是埋着头，“把老师絮絮叨叨的声音也深深地埋进桌面……她又回到了某个小村。她说她还是村里那棵玉米，她还是灶里的那堆柴火，她看见山坡上两个干部模样的人在用火的方式偷吃年轻的黄豆。”
　　王小妮也被看做朦胧诗的代表人物，甚至是朦胧诗少数的“幸存者”。“那批诗人的真正价值在于明知写作的险境，却要坚持写，而这种写作在当时就是担当。”她这样说道。但她并不认为“朦胧诗”这个说法是准确的，“如果强把我划入，也只是晚末期和边缘”。王小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自己的写作“只是内心的需求，和别的无关”。
　　1985年，从长春电影厂离职，“为了更多的自由”，她和徐敬亚移居深圳。“王小妮从来就不是柔弱的女人。虽然在人群中她从来都是在沉默中倾听，从来不参与人间任何世俗的争夺，但她的思维格外清晰。”徐敬亚如此评价。
　　王小妮一直在家写作，她也没想到自己要在大学里当老师。“你能做老师。”2002年时，作家崔卫平在一次聊天中对王小妮说。后者问为什么，崔说，“你能循循善诱。”
　　2005年，王小妮在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做起了老师。在这些年的写作中，王小妮除了诗歌，还写了随笔集《安放》《一直向北》《倾听与诉说》，游记《中国腹地行》，也写过中短篇小说。《方圆四十里》算是她的首部长篇小说，而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穿插着写萧红的《人鸟低飞》也算作传记小说。 　　“一个不会下任何棋打任何牌的女人，一个拒绝唱卡拉OK的女人，一个没有饰物没有化妆品的女人，一个连自行车也不会骑的女人，一个一生中从未去过理发店的女人。”在徐敬亚眼中，王小妮一直安静写作，躲避着纷争与名利，在家里忙着锅碗瓢盆。王小妮反过来也写徐敬亚，刚到海南不久，她写道，“在台风登陆前/徐敬亚这家伙睡着了。”
　　王小妮说：“生活的主体全无诗意，诗意只发生在瞬间，在别人没感觉到什么诗意的瞬间，即逝的片刻。”
　　“我的无力感一点不比他们少”
　　从2006年开始，王小妮上给学生上课的间隙，随手记录下了自己和学生的故事，没想到在2012年春也结集成书《上课记》。
　　“个人选择不同，有人会把业务时间用在吃饭打牌笼络关系上，有人会愿意接触年轻人，听听他们怎么想怎么看。”王小妮属于后者，在她的书中，和在课堂上或私下里与学生的交流颇多。
　　“我读书时的师生也如此，所谓80年代神话有被后来过度演绎的成分。”王小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是，我接触到几个去台湾交换学习回来的都称赞，‘那边的老师好好啊，亲切，为学生着想、不随便搪塞。’”
　　王小妮很少“批评”学生，“相信时间和本能会指引他们找到自己的路，在20岁这种多变的年龄，他们最不需要的就是批评，而是倾听、理解和信任。这是我坚信的态度。”
　　在《上课记》成为畅销书后，有外校的同学来旁听课程，借住在老乡的宿舍里。有同学提出意见“怎么没把我写进去啊”，也有的同学觉得把自己给写得不好了或者太好了。
　　“本来，印在书上的只是写作者个人的看法，可惜，人们经常会误以为印出来就是正确的，这个观念跟上了教科书就无比正确的老观念有关吧？”王小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听到意见之后，她还是赶紧去翻书，考究用词是否恰当，“本意不想伤害任何一个学生。即使他们有不合适的言行，也完全有机会和时间去自我发现和修正，他们还年轻。”
　　最初几年的开学，王小妮还会统计一下来自农村的学生，“从2009年开始，已经不再询问学生是否来自底层，这会伤一些学生的自尊心。”
　　王小妮将学生们看做“青年知识分子”，“我想提醒他们应该更有责任感和担当。”在王小妮的写作课上，她拒绝“好词佳句”，坚持让学生们写细节；同时每次课堂上还要讨论当下发生的社会时事新闻，“他们不能脱离现实读死书了”。
　　“前一本《上课记》是从自然记录到有意识写作的自然状态，不喜欢做再加工。现在已经清楚要怎么写，和学生的接触也更深，心情多因倾听而变得很波动。我的无力感一点不比他们少。”王小妮说，自己正在创作第二部《上课记》。
　　在《上课记》里，王小妮也选取了自己学生的文章，包括她多次提到的学生余青娥，但是“她写那么好、那么踏实的文字，对她个人的求职没有什么帮助。”王小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