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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年逾八十的我迈步上海江西中路，看望了旧市府大厦和福州路警察总局原址，不禁回想起六十年前的5月21日下午在此目送张权和李锡佑两位烈士，昂然挺立在从国民党警察总局驶出的囚车上，宁死不屈地前往西藏路、南京路口的大新公司(今中百一店)门前，壮烈牺牲、从容就义的情景。循路再到人民广场，看望了宏伟的新上海市政府大厦和上海博物馆等新建筑群，屹立在向殖民者收回主权的“跑马厅”土地上。作为一个在旧上海市府大厦内参加过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我，此时此景，真是心潮激荡，难以言表。
走上革命道路
1946年9月，我由广澄高级药学校毕业后，经老师介绍进上海市财政局市库科当办事员，踏进了江西中路209号。这里原系租界工部局大楼，市政府在此办公后称市府大厦。当时，大厦内设有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直属处室，有卫生局、工务局和财政局及其市中医税捐稽征处。在中楼设有警卫队部和特务机关“市府调查处”。
我进财政局后，白天上班，晚上到永嘉路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夜班读书。这个学校是中共地下党学委领导学生运动的大本营。我在那里接受了革命理论的教育，又在地下党员的同学许伟、白坚等多人的引导下再次参加学生运动和运送《学生报》等活动，直至他们安全撤退去解放区。
1947年5月，全市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有四卡车学生冲进市府大厦，要当面向市长吴国桢提抗议。吴国桢躲着不露面，让警卫驱赶学生，财政局不少员工纷纷聚集广场同情学生，尤其是不少读夜校求进步的青年员工赞扬学生。我看到学生代表中有一个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我即暗示他随我由小楼梯到二楼，指引他们去找市长室，把吴国桢叫到楼下广场上。吴国桢窘态毕露，在学生的请愿斥责下，不得不当众承诺为反内战游行中遭迫害的受伤学生承担医药费用，惩办肇事者。学生在公务员工们支持下取得斗争成果，深受鼓舞。他们也支持公务人员，高呼“公教人员生活为啥苦?”“因为打内战!”“提高公教人员待遇”等口号。这是发生在“市府调查处”窗口下市府广场上多次斗争之一。
那时，国民党反动派看到学生和广大职工相互支持，害怕事态的发展，于是在5月18日发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妄图进行镇压。这激怒了民众，全市七千大专学生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饥饿游行示威。我参加了潘有福等和进步员工共同发起了签名请愿活动，联络各局向群众揭露当局冻结公教人员工资、拒不兑现发给粮煤配给票的诺言，使全市公教人员的最低生活必需也无法保障。通过斗争，迫使当局作出让步，由此团结了群众。
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滥印钞票，搜刮民脂民膏以打内战，造成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一个大饼要卖三万元法币，怨声载道。7月份发工资那天，我和科内同事黄孔瑞领到一大捆不值钱的钞票，非常气愤，唱起了当时流行的歌曲《五十块钱没人要》。两人各抽出十几万元钞票，奔到市府大厦屋顶上，洒向江西中路上空。钞票如尘土，满街飞舞，以此控诉反动当局的罪行。
那时，我在参加局内的各项活动中亦受到地下党员潘有福的关注，后来他建议由编入市政公务员支部的章永年(中华工商的同学)来与我联系，并引导我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报告。一段时间后的1948年秋，他代表组织宣布我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进行宣誓。后来，由伍正达(上级党组织成员)单线领导我，按照他的通知，我去指定地点参加会议，编入了“市府大厦财政局支部”，过集体组织生活。第一次见面，颇为惊喜，原来都是常相见的同事。我们支部有支部书记程子佳(房捐科查估队队员)、组织委员潘有福(市中区稽征处办事员)、王伟鼎(市库科办事员)、王晓华(马当区稽征处办事员)，共四人。上级党组织的代表梁廷锦亦参加了会面，他鼓励支部成员努力做好工作。从此，我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开展迎接解放的斗争。
投身迎接解放的斗争
1948年末，上级党组织指示我们要加快开展对中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能和我们一起为迎接解放作出贡献。这样，上下结合、互相配合可以有利于防止敌人破坏，保护好资财、档案。重要的是选好对象和找到合适的人选开展工作。我在调查了解后向支部建议，根据历年的数据，上海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部门是房捐科和筵席娱乐税科，加上与房捐征收相关的地价税，占了全部税捐收入的73％，是维持上海市政府日常开支的命脉。特别是房捐和地价税及田赋的大量帐册、图籍等征税依据等都是多年长期测绘、记录的珍贵档案，一旦被毁不仅影响财政收入，而且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补救。因此，除了地政局代办的地价税外，建议以房捐科长和筵席娱乐税科长先作为对象。他们为人正直，倾向进步。很巧，经了解这两位人士在历史上都与民主人士夏高阳有过僚属等关系，我对夏高阳亦较熟悉，于是向组织汇报并建议通过夏来做房捐科长李树德和筵席娱乐税科长张克效的争取工作。加上张与主持局务的副局长(后任代理局长)钱剑夫(生前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私交较好，钱亦赞赏张的为人品德，并敬重张父张翰庭在上海江亚轮灾难中亲自救人的义举(获得“上海荣誉市民”殊荣)。所以，必要时还可以通过张克效去争取钱剑夫。此后，经上级党委查证了我从夏高阳处取来他提供的一个“信件”。两周后，支部通知我，“夏是自己人，可以加快进行”，并派我负责与夏联系。但是，不向他们暴露身份。我始终遵守此规定。不久，夏告诉我已经成功，李、张二位决心站到我方一边，愿意共同迎接解放，一定保护好帐册、税卡、图籍等重要档案，并且各自在科内由上而下部署整理档案工作。此后，张克效邀钱剑夫和夏高阳直接会面，谈得很好，看法一致。钱向夏表示一定为上海解放出力，会设法完整地保护局的资财、档案和财政收入的库款不被散失。其后，他又将全局机构设置、人员名册等书面资料交由夏高阳转交给我上交。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地把中央银行国库里的金、银、美钞悉数抢运台湾。上海市银行的市库也面临危机，市银行总经理包玉刚，经市长秘书放行去了香港，谁来保全市库?令人十分焦虑!幸而在5月初，钱剑夫被调任市银行代总经理，他得以“合法”地从移交手续中清点资财、档案，保全巨额市库存款，实现了储备好全市公教人员工资和解放初期军政应急开支以迎接解放的诺言。更巧的是钱剑夫上任二十天后，竟代表旧市银行向前来接管的军代表梁廷锦，行礼如仪，心照不宣地办理好移交后回到财政局任顾问。
1949年2月，我们是在黎明前迎来了暴风雨的洗礼，促使我们在斗争中坚定信念，勇往直前。一天，局门口收发员方绍熙(原房捐科员工)轻声告诉我说：“今天警备司令部派人来市府抓人，不知抓谁。”我及时向支部报告后了解到局内确有突发事件。一、视察室主任杨文广因参加革命活动在被捕前逃脱；二、局专门委员伍康成，系民盟成员，失踪不上班；三、田赋科秘书吴荣因“京沪暴动案”与王葆真等在2月下旬悉遭被捕。这是民革 沪T委策动起义的大案，一度震撼上海。这些突发事件在部分群众中引起义愤，特别是田赋科夏楚君等部分积极群众，曾在开展斗争活动中多次得到过吴荣的支持，看到吴荣受难而鸣不平。在我们面前表示要坚定信念不后退，继续干，迎解放!(后来了解，他们曾是华东城工部高汉领导下开展策反和宣传活动的一个小组)。在这些突变中，使大家看到敌人已经末日来临，在市府大厦内也下起了毒手，必须提高警惕，保护群众积极性，改进斗争方法来对付敌人；也看到了在市府大厦内还有未知道的爱国志士和其他地下的革命组织在进行着革命斗争，我们不是孤单的。在新形势下，要尊重和团结他们为共同迎接解放而斗争。
担任“市府大厦纠察队”队长
1949年4月，市府大厦里反动分子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吴国桢等纷纷逃往台湾。上级党组织布置，防止敌人破坏，保护档案资料，党支部四个党员分别联络群众，除了各科室各自保护各项税捐底册等档案外，全市性重要图册资料集中收藏进铁库房。
当时最令人担心的事是5月5日突然来了穿着少将军装的新局长汪维恒。他带来的一批军官，分别出任主管。5月22日派来市长秘书俞忠栋为会计室主任，但出人意料的是，正当我们紧张串连采取保护档案时，汪维恒也召开科长以上人员会议，部署各处室保管好全部档案，并指定专人看守档案库房，他指定的人员中就有我们的积极分子。我们猜不透是怎么一回事，只能制订了防止意外事件的措施。
5月22日，中楼“市府调查处”慌慌张张撤走了。那天下班前，党支部书记程子佳紧急通知说，敌人要逃跑了，为维持秩序，防止破坏，成立“市府大厦纠察队”，确定由我担任队长。23日晚，我们排出25个纠察队员的值班表。24日中午听说，人民解放军已突破国民党军队防线，从西部进市区了，由支部成员王晓华去采办红布，制做成红臂章，经文印科员吴寄庐在“市府大厦纠察队”红臂章上盖财政局的图章，并把纠察队员值班表刻蜡纸复印发给纠察队员每人一份。当晚，部分纠察队员在大厦五楼值班。
24日深夜，由新开河方向过来一支解放军队伍，进入市府大厦命令国民党军哨兵交枪后，直冲大院中楼国民党交警纵队市府警卫队队部，并在广场上收缴他们的武器，马上把他们带走。
这时，我们“市府大厦纠察队”上阵维持秩序，保护机关，对市府大厦实行封闭措施，只准3号、4号门进出。25日来市府大厦上班的人员，见大门口岗哨已不是国民党哨兵了，是佩带红臂章的“市府大厦纠察队员”，大家为之惊喜，忙着出示证件又报以敬佩的微笑。
25日大厦门口马路上行人稀少，市府大厦附近的江西路、四川路和苏州河畔时有枪声，曾有几批国民党散兵游勇，妄图冒充解放军要进大楼接管，被纠察队训斥赶走。26日中午人民解放军进驻市府大厦。应解放军提议，“市府大厦纠察队”继续值班，协助解放军熟悉情况。
顾准宣布接管财政局命令
5月27日上午9时，顾准、朱如言、谢祝珂和蔡兆鹏、彭斌、顾克如等六位佩军管会臂章的同志来到大厦南大门口，向纠察队员出示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财经委员会证明，来接管财政局的。我正在大门口值勤，见到他们，情不自禁喊出“欢迎亲人”，大家又争先恐后地说“我们是财政局的”。我把他们领到财政局局长室，由地下党支部书记程子佳向军管会接管专员介绍静候接管的原财政局局长汪维恒和张兴国、俞忠栋等。
那天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当顾准宣布接管命令时，汪维恒要求与顾准单独交谈。顾准沉思片刻后，点头同意。他们两人到隔壁办公室谈话。二十余年后我才知道，那天汪维恒告诉顾准，他是1924年1月入党的老党员，长期在敌阵做情报工作，周恩来、李克农和潘汉年知道他的身份。顾准当即向潘汉年汇报，潘汉年告知汪维恒所述属实，并嘱为保护情报人员安全，敌我双方交接仪式按原方案进行。顾准放下电话，同汪维恒紧紧握手。大家等了二十分钟，他俩才回到局长室。
汪维恒向前来接管人员行鞠躬礼后，顾准严肃地大声说：“你是国民党政府的上海市财政局局长汪维恒吗?”
“是的。”汪维恒毕恭毕敬地回答。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你看到了吗?”顾准问。
“收到了，我仔细看了。”汪维恒回答道。
顾准大声道：“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现在接管上海市财政局!”
汪维恒立即将财政局大印和人员名册等呈交顾准，并补充说：“局里的档案资料，完好无损，请军管会核查。”顾准点头赞许。
接管仪式十分顺利，结束后，顾准派人将汪维恒送到南京东路沙逊大厦潘汉年处。顾准随即率陈智方、王良、邢一新、王纪华、顾树桢、谢祝珂等同志分别接管直接税局、货物税局、地政局和市府会计处。
5月28日下午2时，市政府接管仪式在市府大厦145室举行。5月30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陈毅，接收国民党代理市长赵祖康捧交的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关防印信。
我亲眼目睹上海划时代历史性一幕，国民党旧政权的灭亡，人民的新政权诞生了。
至此，“市府大厦纠察队”完成任务，队员们各自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我到了会计处继续当办事员。
时光荏苒，倏然间过去六十个春秋了。人事沧桑，当年的不少老领导、老战友、老朋友谢世了。我记录这沉淀在记忆中的印迹，以纪念不能忘怀的岁月。
(口述者为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 沈飞德
走上革命道路
1946年9月，我由广澄高级药学校毕业后，经老师介绍进上海市财政局市库科当办事员，踏进了江西中路209号。这里原系租界工部局大楼，市政府在此办公后称市府大厦。当时，大厦内设有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直属处室，有卫生局、工务局和财政局及其市中医税捐稽征处。在中楼设有警卫队部和特务机关“市府调查处”。
我进财政局后，白天上班，晚上到永嘉路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夜班读书。这个学校是中共地下党学委领导学生运动的大本营。我在那里接受了革命理论的教育，又在地下党员的同学许伟、白坚等多人的引导下再次参加学生运动和运送《学生报》等活动，直至他们安全撤退去解放区。
1947年5月，全市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有四卡车学生冲进市府大厦，要当面向市长吴国桢提抗议。吴国桢躲着不露面，让警卫驱赶学生，财政局不少员工纷纷聚集广场同情学生，尤其是不少读夜校求进步的青年员工赞扬学生。我看到学生代表中有一个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我即暗示他随我由小楼梯到二楼，指引他们去找市长室，把吴国桢叫到楼下广场上。吴国桢窘态毕露，在学生的请愿斥责下，不得不当众承诺为反内战游行中遭迫害的受伤学生承担医药费用，惩办肇事者。学生在公务员工们支持下取得斗争成果，深受鼓舞。他们也支持公务人员，高呼“公教人员生活为啥苦?”“因为打内战!”“提高公教人员待遇”等口号。这是发生在“市府调查处”窗口下市府广场上多次斗争之一。
那时，国民党反动派看到学生和广大职工相互支持，害怕事态的发展，于是在5月18日发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妄图进行镇压。这激怒了民众，全市七千大专学生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饥饿游行示威。我参加了潘有福等和进步员工共同发起了签名请愿活动，联络各局向群众揭露当局冻结公教人员工资、拒不兑现发给粮煤配给票的诺言，使全市公教人员的最低生活必需也无法保障。通过斗争，迫使当局作出让步，由此团结了群众。
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滥印钞票，搜刮民脂民膏以打内战，造成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一个大饼要卖三万元法币，怨声载道。7月份发工资那天，我和科内同事黄孔瑞领到一大捆不值钱的钞票，非常气愤，唱起了当时流行的歌曲《五十块钱没人要》。两人各抽出十几万元钞票，奔到市府大厦屋顶上，洒向江西中路上空。钞票如尘土，满街飞舞，以此控诉反动当局的罪行。
那时，我在参加局内的各项活动中亦受到地下党员潘有福的关注，后来他建议由编入市政公务员支部的章永年(中华工商的同学)来与我联系，并引导我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报告。一段时间后的1948年秋，他代表组织宣布我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进行宣誓。后来，由伍正达(上级党组织成员)单线领导我，按照他的通知，我去指定地点参加会议，编入了“市府大厦财政局支部”，过集体组织生活。第一次见面，颇为惊喜，原来都是常相见的同事。我们支部有支部书记程子佳(房捐科查估队队员)、组织委员潘有福(市中区稽征处办事员)、王伟鼎(市库科办事员)、王晓华(马当区稽征处办事员)，共四人。上级党组织的代表梁廷锦亦参加了会面，他鼓励支部成员努力做好工作。从此，我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开展迎接解放的斗争。
投身迎接解放的斗争
1948年末，上级党组织指示我们要加快开展对中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能和我们一起为迎接解放作出贡献。这样，上下结合、互相配合可以有利于防止敌人破坏，保护好资财、档案。重要的是选好对象和找到合适的人选开展工作。我在调查了解后向支部建议，根据历年的数据，上海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部门是房捐科和筵席娱乐税科，加上与房捐征收相关的地价税，占了全部税捐收入的73％，是维持上海市政府日常开支的命脉。特别是房捐和地价税及田赋的大量帐册、图籍等征税依据等都是多年长期测绘、记录的珍贵档案，一旦被毁不仅影响财政收入，而且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补救。因此，除了地政局代办的地价税外，建议以房捐科长和筵席娱乐税科长先作为对象。他们为人正直，倾向进步。很巧，经了解这两位人士在历史上都与民主人士夏高阳有过僚属等关系，我对夏高阳亦较熟悉，于是向组织汇报并建议通过夏来做房捐科长李树德和筵席娱乐税科长张克效的争取工作。加上张与主持局务的副局长(后任代理局长)钱剑夫(生前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私交较好，钱亦赞赏张的为人品德，并敬重张父张翰庭在上海江亚轮灾难中亲自救人的义举(获得“上海荣誉市民”殊荣)。所以，必要时还可以通过张克效去争取钱剑夫。此后，经上级党委查证了我从夏高阳处取来他提供的一个“信件”。两周后，支部通知我，“夏是自己人，可以加快进行”，并派我负责与夏联系。但是，不向他们暴露身份。我始终遵守此规定。不久，夏告诉我已经成功，李、张二位决心站到我方一边，愿意共同迎接解放，一定保护好帐册、税卡、图籍等重要档案，并且各自在科内由上而下部署整理档案工作。此后，张克效邀钱剑夫和夏高阳直接会面，谈得很好，看法一致。钱向夏表示一定为上海解放出力，会设法完整地保护局的资财、档案和财政收入的库款不被散失。其后，他又将全局机构设置、人员名册等书面资料交由夏高阳转交给我上交。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地把中央银行国库里的金、银、美钞悉数抢运台湾。上海市银行的市库也面临危机，市银行总经理包玉刚，经市长秘书放行去了香港，谁来保全市库?令人十分焦虑!幸而在5月初，钱剑夫被调任市银行代总经理，他得以“合法”地从移交手续中清点资财、档案，保全巨额市库存款，实现了储备好全市公教人员工资和解放初期军政应急开支以迎接解放的诺言。更巧的是钱剑夫上任二十天后，竟代表旧市银行向前来接管的军代表梁廷锦，行礼如仪，心照不宣地办理好移交后回到财政局任顾问。
1949年2月，我们是在黎明前迎来了暴风雨的洗礼，促使我们在斗争中坚定信念，勇往直前。一天，局门口收发员方绍熙(原房捐科员工)轻声告诉我说：“今天警备司令部派人来市府抓人，不知抓谁。”我及时向支部报告后了解到局内确有突发事件。一、视察室主任杨文广因参加革命活动在被捕前逃脱；二、局专门委员伍康成，系民盟成员，失踪不上班；三、田赋科秘书吴荣因“京沪暴动案”与王葆真等在2月下旬悉遭被捕。这是民革 沪T委策动起义的大案，一度震撼上海。这些突发事件在部分群众中引起义愤，特别是田赋科夏楚君等部分积极群众，曾在开展斗争活动中多次得到过吴荣的支持，看到吴荣受难而鸣不平。在我们面前表示要坚定信念不后退，继续干，迎解放!(后来了解，他们曾是华东城工部高汉领导下开展策反和宣传活动的一个小组)。在这些突变中，使大家看到敌人已经末日来临，在市府大厦内也下起了毒手，必须提高警惕，保护群众积极性，改进斗争方法来对付敌人；也看到了在市府大厦内还有未知道的爱国志士和其他地下的革命组织在进行着革命斗争，我们不是孤单的。在新形势下，要尊重和团结他们为共同迎接解放而斗争。
担任“市府大厦纠察队”队长
1949年4月，市府大厦里反动分子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吴国桢等纷纷逃往台湾。上级党组织布置，防止敌人破坏，保护档案资料，党支部四个党员分别联络群众，除了各科室各自保护各项税捐底册等档案外，全市性重要图册资料集中收藏进铁库房。
当时最令人担心的事是5月5日突然来了穿着少将军装的新局长汪维恒。他带来的一批军官，分别出任主管。5月22日派来市长秘书俞忠栋为会计室主任，但出人意料的是，正当我们紧张串连采取保护档案时，汪维恒也召开科长以上人员会议，部署各处室保管好全部档案，并指定专人看守档案库房，他指定的人员中就有我们的积极分子。我们猜不透是怎么一回事，只能制订了防止意外事件的措施。
5月22日，中楼“市府调查处”慌慌张张撤走了。那天下班前，党支部书记程子佳紧急通知说，敌人要逃跑了，为维持秩序，防止破坏，成立“市府大厦纠察队”，确定由我担任队长。23日晚，我们排出25个纠察队员的值班表。24日中午听说，人民解放军已突破国民党军队防线，从西部进市区了，由支部成员王晓华去采办红布，制做成红臂章，经文印科员吴寄庐在“市府大厦纠察队”红臂章上盖财政局的图章，并把纠察队员值班表刻蜡纸复印发给纠察队员每人一份。当晚，部分纠察队员在大厦五楼值班。
24日深夜，由新开河方向过来一支解放军队伍，进入市府大厦命令国民党军哨兵交枪后，直冲大院中楼国民党交警纵队市府警卫队队部，并在广场上收缴他们的武器，马上把他们带走。
这时，我们“市府大厦纠察队”上阵维持秩序，保护机关，对市府大厦实行封闭措施，只准3号、4号门进出。25日来市府大厦上班的人员，见大门口岗哨已不是国民党哨兵了，是佩带红臂章的“市府大厦纠察队员”，大家为之惊喜，忙着出示证件又报以敬佩的微笑。
25日大厦门口马路上行人稀少，市府大厦附近的江西路、四川路和苏州河畔时有枪声，曾有几批国民党散兵游勇，妄图冒充解放军要进大楼接管，被纠察队训斥赶走。26日中午人民解放军进驻市府大厦。应解放军提议，“市府大厦纠察队”继续值班，协助解放军熟悉情况。
顾准宣布接管财政局命令
5月27日上午9时，顾准、朱如言、谢祝珂和蔡兆鹏、彭斌、顾克如等六位佩军管会臂章的同志来到大厦南大门口，向纠察队员出示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财经委员会证明，来接管财政局的。我正在大门口值勤，见到他们，情不自禁喊出“欢迎亲人”，大家又争先恐后地说“我们是财政局的”。我把他们领到财政局局长室，由地下党支部书记程子佳向军管会接管专员介绍静候接管的原财政局局长汪维恒和张兴国、俞忠栋等。
那天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当顾准宣布接管命令时，汪维恒要求与顾准单独交谈。顾准沉思片刻后，点头同意。他们两人到隔壁办公室谈话。二十余年后我才知道，那天汪维恒告诉顾准，他是1924年1月入党的老党员，长期在敌阵做情报工作，周恩来、李克农和潘汉年知道他的身份。顾准当即向潘汉年汇报，潘汉年告知汪维恒所述属实，并嘱为保护情报人员安全，敌我双方交接仪式按原方案进行。顾准放下电话，同汪维恒紧紧握手。大家等了二十分钟，他俩才回到局长室。
汪维恒向前来接管人员行鞠躬礼后，顾准严肃地大声说：“你是国民党政府的上海市财政局局长汪维恒吗?”
“是的。”汪维恒毕恭毕敬地回答。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你看到了吗?”顾准问。
“收到了，我仔细看了。”汪维恒回答道。
顾准大声道：“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现在接管上海市财政局!”
汪维恒立即将财政局大印和人员名册等呈交顾准，并补充说：“局里的档案资料，完好无损，请军管会核查。”顾准点头赞许。
接管仪式十分顺利，结束后，顾准派人将汪维恒送到南京东路沙逊大厦潘汉年处。顾准随即率陈智方、王良、邢一新、王纪华、顾树桢、谢祝珂等同志分别接管直接税局、货物税局、地政局和市府会计处。
5月28日下午2时，市政府接管仪式在市府大厦145室举行。5月30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陈毅，接收国民党代理市长赵祖康捧交的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关防印信。
我亲眼目睹上海划时代历史性一幕，国民党旧政权的灭亡，人民的新政权诞生了。
至此，“市府大厦纠察队”完成任务，队员们各自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我到了会计处继续当办事员。
时光荏苒，倏然间过去六十个春秋了。人事沧桑，当年的不少老领导、老战友、老朋友谢世了。我记录这沉淀在记忆中的印迹，以纪念不能忘怀的岁月。
(口述者为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离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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