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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意识形态以及战争等原因，世界各地特别是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华侨华人在当地的生存与发展受到限制，许多华侨华人甚至遭到迫害与驱赶，被迫逃难回到中国，或者逃亡到欧美以及世界各地。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前后接待和安置了五批归国难侨。前三批由于规模较小，所以绝大多数是以分散安置的原则安排回原籍或者各种行业部门工作。而第四、五批因为规模巨大，导致国家对归国难侨的安置政策由分散安置向集中安置转变，华侨农场的数量和规模也因此有了长足的进展。
华侨农场是中国政府集中安置归国难侨生产、生活的场所，也是中国安置归国难侨的最主要方式，而这些农场的生存发展已经成为农场所在地区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的华侨农场数量居全国之首，占全国总量的27%，分布在14个地级市，总人口29.5万人，占全国总数的49%。安置归国难侨的人数则占到40%。
“华侨农场是在特殊历史时期设立的特殊单位。”时任广东省委统战部侨务综合处处长吴晓生介绍，1951年12月，全国第一个华侨农场——广东省归国难侨处理委员会农场（珠江华侨农场前身）在万顷沙一带成立。此后，全省各地为安置归侨陆续兴办华侨农场，同时向知识青年敞开了大门。到1978年底，广东共兴办了23个华侨农场（不含当时海南5个华侨农场），安置了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8.4万名归难侨。
1978年10月从越南来到大旺的场景，至今印在苏春福的脑海里：“放眼望去，一片山野都是甘蔗林和香蕉树，房子也破旧不堪。刚抵达的时候，一些人不愿意下车，有的女同胞还哭了起来。”
苏春福坦言，不少人之前住在越南的大城市里，衣食住行等生活条件不错，心理落差自然大，后来也渐渐适应了。
像苏春福一样的海外游子们汇聚到华侨农场，用勤劳的双手，在荒山野岭、海边滩涂上开辟新的家园。
“当时国家和省都把华侨农场职工作为全民所有制农业企业工人来定位和安排，他们的生活水平略高于当地水平。”吴晓生说。
糖、茶、果、奶，成为广东华侨农场产出的“四大件”。平沙华侨农场的平沙糖厂、华丰方便面厂声名鹊起，“一包糖、一碗面”成了平沙人骄傲的资本;英红华侨农场生产的红碎茶，荣获国家银质奖和巴黎国际商品奖;杨村华侨农场发展为亚洲最大的柑橘生产基地;光明华侨农场生产的鲜牛奶，曾占香港市场销售量50%以上。
广东岗美华侨农场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席卷全国，华侨农场周边地区发展起来了;由于管理体制僵化、自然条件落后和相对封闭，曾经令人羡慕的华侨农场后来却掉队了。
华侨农场向何处去？
198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国营华侨农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华侨农场由中央和省侨务部门主管的领导体制改为由地方人民政府领导的改革发展方向，拉开了华侨农场改革发展的序幕。
从“七五”至“九五”期间，国家每年安排基建投资3800万元、事业费5000万元，支持华侨农场发展。
1988年，为进一步将华侨农场经济搞活，广東省政府作出决定，将平沙、红旗、珠江、大旺、迳口、光明、杨村、潼湖等华侨农场，下放给所在市管理。下放后的华侨农场，继续享受国家对华侨农场的免税及其他优惠政策。广东率先在全国探索实施了以体制融入地方、管理融入社会、经济融入市场的“三融入”为导向的华侨农场改革。
1990年、1993年和1995年，珠海、深圳和江门市分别成立华侨农场管理区、街道办事处和镇级建制。
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带来了一些起色，但几十年积聚下来的问题，难以一蹴而就。
“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统负盈亏;改革开放后，农场自负盈亏，矛盾就凸显了。”原大旺华侨农场场长、原肇庆大旺综合经济开发区区长张兆熊将原因归结为——“体制不顺、机制不活、所有制单一”。
对于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华侨农场如同烫手山芋“接不住”，发不出工资、买不了社保等情况频出。此外，华侨农场经营自主权加大，投资失误、负债危机等随之而来。
有统计显示：2003年左右，全省华侨农场归难侨居住危房面积竟高达37.3万平方米，占归难侨住房面积的40%;23个华侨农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债务“包袱”，少则一两千万，多则三四亿元。
“华侨农场往昔的辉煌，得益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华侨农场的体制优势;华侨农场后来的发展瓶颈和困难，主要原因在于体制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势在必行。”吴晓生一言以蔽之。
2007年3月，新一轮华侨农场改革发展的号角正式吹响。为从根本上加快推动华侨农场改革发展，在总结广东“三融入”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关于推进华侨农场改革和发展的意见》出台，提出了全面实现“三融入”的目标。
随后，广东也将新一轮华侨农场改革发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印发《广东省推进华侨农场改革和发展实施方案》，明确了2015年华侨农场要彻底告别旧有的管理体制，与所在地实现同地同城同步可持续发展。
广东华侨农场地区迈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三融入”挺进深水区，“三化”开启加速度：
工业化“你追我赶”，城镇化步伐加快，农业产业化持续发力。2015年7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省政府关于华侨农场改革发展情况专项工作报告，肯定了23个侨场基本实现“三融入”目标。
经过多年努力，广东华侨农场“脱胎换骨”，形成了设镇街、并镇、设管理（经济）区、设开发区、改制企业等五种模式，历史遗留问题基本解决，学校、医院、公安等社会事务纳入地方政府归口管理，归难侨及职工群众生产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编辑/张玉荣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前后接待和安置了五批归国难侨。前三批由于规模较小，所以绝大多数是以分散安置的原则安排回原籍或者各种行业部门工作。而第四、五批因为规模巨大，导致国家对归国难侨的安置政策由分散安置向集中安置转变，华侨农场的数量和规模也因此有了长足的进展。
华侨农场是中国政府集中安置归国难侨生产、生活的场所，也是中国安置归国难侨的最主要方式，而这些农场的生存发展已经成为农场所在地区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的华侨农场数量居全国之首，占全国总量的27%，分布在14个地级市，总人口29.5万人，占全国总数的49%。安置归国难侨的人数则占到40%。
归难侨到粤开辟新家园
“华侨农场是在特殊历史时期设立的特殊单位。”时任广东省委统战部侨务综合处处长吴晓生介绍，1951年12月，全国第一个华侨农场——广东省归国难侨处理委员会农场（珠江华侨农场前身）在万顷沙一带成立。此后，全省各地为安置归侨陆续兴办华侨农场，同时向知识青年敞开了大门。到1978年底，广东共兴办了23个华侨农场（不含当时海南5个华侨农场），安置了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8.4万名归难侨。
1978年10月从越南来到大旺的场景，至今印在苏春福的脑海里：“放眼望去，一片山野都是甘蔗林和香蕉树，房子也破旧不堪。刚抵达的时候，一些人不愿意下车，有的女同胞还哭了起来。”
苏春福坦言，不少人之前住在越南的大城市里，衣食住行等生活条件不错，心理落差自然大，后来也渐渐适应了。
像苏春福一样的海外游子们汇聚到华侨农场，用勤劳的双手，在荒山野岭、海边滩涂上开辟新的家园。
“当时国家和省都把华侨农场职工作为全民所有制农业企业工人来定位和安排，他们的生活水平略高于当地水平。”吴晓生说。
糖、茶、果、奶，成为广东华侨农场产出的“四大件”。平沙华侨农场的平沙糖厂、华丰方便面厂声名鹊起，“一包糖、一碗面”成了平沙人骄傲的资本;英红华侨农场生产的红碎茶，荣获国家银质奖和巴黎国际商品奖;杨村华侨农场发展为亚洲最大的柑橘生产基地;光明华侨农场生产的鲜牛奶，曾占香港市场销售量50%以上。
“不政不企”陷入窘境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席卷全国，华侨农场周边地区发展起来了;由于管理体制僵化、自然条件落后和相对封闭，曾经令人羡慕的华侨农场后来却掉队了。
华侨农场向何处去？
198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国营华侨农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华侨农场由中央和省侨务部门主管的领导体制改为由地方人民政府领导的改革发展方向，拉开了华侨农场改革发展的序幕。
从“七五”至“九五”期间，国家每年安排基建投资3800万元、事业费5000万元，支持华侨农场发展。
1988年，为进一步将华侨农场经济搞活，广東省政府作出决定，将平沙、红旗、珠江、大旺、迳口、光明、杨村、潼湖等华侨农场，下放给所在市管理。下放后的华侨农场，继续享受国家对华侨农场的免税及其他优惠政策。广东率先在全国探索实施了以体制融入地方、管理融入社会、经济融入市场的“三融入”为导向的华侨农场改革。
1990年、1993年和1995年，珠海、深圳和江门市分别成立华侨农场管理区、街道办事处和镇级建制。
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带来了一些起色，但几十年积聚下来的问题，难以一蹴而就。
“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统负盈亏;改革开放后，农场自负盈亏，矛盾就凸显了。”原大旺华侨农场场长、原肇庆大旺综合经济开发区区长张兆熊将原因归结为——“体制不顺、机制不活、所有制单一”。
对于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华侨农场如同烫手山芋“接不住”，发不出工资、买不了社保等情况频出。此外，华侨农场经营自主权加大，投资失误、负债危机等随之而来。
有统计显示：2003年左右，全省华侨农场归难侨居住危房面积竟高达37.3万平方米，占归难侨住房面积的40%;23个华侨农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债务“包袱”，少则一两千万，多则三四亿元。
“华侨农场往昔的辉煌，得益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华侨农场的体制优势;华侨农场后来的发展瓶颈和困难，主要原因在于体制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势在必行。”吴晓生一言以蔽之。
改革发展助华侨农场脱胎换骨
2007年3月，新一轮华侨农场改革发展的号角正式吹响。为从根本上加快推动华侨农场改革发展，在总结广东“三融入”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关于推进华侨农场改革和发展的意见》出台，提出了全面实现“三融入”的目标。
随后，广东也将新一轮华侨农场改革发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印发《广东省推进华侨农场改革和发展实施方案》，明确了2015年华侨农场要彻底告别旧有的管理体制，与所在地实现同地同城同步可持续发展。
广东华侨农场地区迈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三融入”挺进深水区，“三化”开启加速度：
工业化“你追我赶”，城镇化步伐加快，农业产业化持续发力。2015年7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省政府关于华侨农场改革发展情况专项工作报告，肯定了23个侨场基本实现“三融入”目标。
经过多年努力，广东华侨农场“脱胎换骨”，形成了设镇街、并镇、设管理（经济）区、设开发区、改制企业等五种模式，历史遗留问题基本解决，学校、医院、公安等社会事务纳入地方政府归口管理，归难侨及职工群众生产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编辑/张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