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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开幕。怀着对党的忠诚、对红色圣地的向往，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共七大代表冒着牺牲的危险奔赴延安参会。
1939年11月，中共广东省委在韶关市郊的黄塱坝村召开第五次执委会议，选举出席党的七大代表古大存、区梦觉、朱荣、方华、唐初等5人，他们后来与闽粤赣边省委代表、粤赣边区的代表、香港党组织选出的5名代表组成广东代表团，从韶关北上延安。代表团跨越11个省，行程万余里，途中通过一道道敌人的封锁线，一路上困难重重、险象环生。
为了确保安全，广东代表团先被护送到位于安徽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一同在那里集结的，还有浙江、广西、湖南等南方局和东南局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共41人。
根据东南局的指示，中共七大代表们组成了临时党支部，古大存任书记。这时，中共中央给东南局来电指示，由于局势恶化，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南方各省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不宜走西安等城市，而要从敌后根据地到延安。为保密起见，东南局规定这支由代表组成的队伍对外称“服务团”，指定古大存为团长。
古大存（1897-1966），广东省五华县人。早年就读于广东公立法政专科学校。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第一、二次东征。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軍成立，任军长兼代政委。抗战期间被任命为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长。1939年底，当选为中共七大正式代表。
北上之路，历经艰险。其间，代表们遭遇到国民党军的阻碍，以及日军、伪军的袭击。
1940年初，从泗县青阳镇向宿迁县贵仁集转移时，服务团遭遇日军“扫荡”，女代表苏惠失足掉进两米多深的水沟里，幸得旁边人员的相助才得以脱险;5月上旬，服务团抵达山东根据地，在离大汶口不远的一个村子里，遭到红枪会改编的伪军袭击;8月，服务团过日军占领的平汉铁路，在第一一五师的帮助下，服务团越过封锁线，安全抵达八路军总部。从八路军总部到延安的途中，服务团又连闯5道封锁线，有时甚至一晚上要行军70多公里。
从广东代表1939年12月底出发算起，服务团历时一年成功抵达延安。幸运的是，他们无一伤亡。但有些其他代表团的代表，在途中或被日军打死、打伤、俘虏，或被国民党扣押杀害，损失较大。
中共七大会场——杨家岭中央大礼堂。
南方代表团抵达延安后，中央负责同志很关心南方党的情况，中央政治局在青年食堂设宴招待南方党的代表。毛泽东与朱德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都到宴。毛泽东诙谐地说：“不习惯蹲窑洞，这是要不得的，延安的窑洞最革命，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古大存也向中央领导汇报了广东的抗日斗争情况。
1941年上半年，南方代表团主要是总结过去的工作，下半年在马列学院学习中国问题，当时，邓力群担任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1942年2月，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做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他用十句话对主观主义者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神无主，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久）坐不动，十足无用。”但是在正式发表的时候只保留了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古大存等广东代表进入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古大存被选为一部党支部书记。 1943年初，原一部主任黄火青改任秘书长，古大存任一部主任，参与整风运动的具体领导工作。中央党校第一期学风整顿从1942年4月开始，到7月结束，主要经历了文件学习、自我检查和反省和考试三个阶段。文件主要是学习《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改造我们的学习》等。学习的形式包括大会报告、自学文件、小组讨论等。
由于中共七大代表大部分被集中在中央党校学习，因此党校也参与了中共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工作，由古大存负责。由于受到“抢救运动”的影响，党校一部的审干工作错误地批评了一些同志。后经毛泽东指出，错误被及时地纠正过来，古大存对此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并多次向受到伤害的同志道歉，毛泽东称赞他为“带刺的红玫瑰”。
1945年3月，经以彭真为主任的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核，合格中共七大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合计755人。其中新增补代表246人，广东籍贯（含当时属于广东的海南省）的云广英、廖似光、谭甫仁增补为中共七大代表，统一编入大后方代表团。
1945年4月23日，在中共七大开幕式上，全体正式代表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七大主席团常委会。会议期间，毛泽东作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讲话。
古大存作了《关于在广东开展武装斗争中的经验教训》的发言，并在后来当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他首先代表“两广小组”对毛泽东作的政治报告和朱德作的军事报告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接着，系统总结了广东抗日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经验教训，最后对党校一部审干工作进行总结，给审错的同志进行道歉，对否定审干工作重要性、必要性等不良现象，作了批评。
中共七大闭幕后，党中央把广东的代表分成3批到各地工作：南下的有吴有恒、钟明、何潮和唐初等;奔赴东北的有方华、云广英等;留在延安的有古大存、区梦觉、朱荣和周小鼎等。（实习记者王中一对此文亦有贡献）
编辑/麦婉华
1939年11月，中共广东省委在韶关市郊的黄塱坝村召开第五次执委会议，选举出席党的七大代表古大存、区梦觉、朱荣、方华、唐初等5人，他们后来与闽粤赣边省委代表、粤赣边区的代表、香港党组织选出的5名代表组成广东代表团，从韶关北上延安。代表团跨越11个省，行程万余里，途中通过一道道敌人的封锁线，一路上困难重重、险象环生。
坎坷北上延安路
为了确保安全，广东代表团先被护送到位于安徽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一同在那里集结的，还有浙江、广西、湖南等南方局和东南局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共41人。
根据东南局的指示，中共七大代表们组成了临时党支部，古大存任书记。这时，中共中央给东南局来电指示，由于局势恶化，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南方各省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不宜走西安等城市，而要从敌后根据地到延安。为保密起见，东南局规定这支由代表组成的队伍对外称“服务团”，指定古大存为团长。
古大存（1897-1966），广东省五华县人。早年就读于广东公立法政专科学校。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第一、二次东征。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軍成立，任军长兼代政委。抗战期间被任命为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长。1939年底，当选为中共七大正式代表。
北上之路，历经艰险。其间，代表们遭遇到国民党军的阻碍，以及日军、伪军的袭击。
1940年初，从泗县青阳镇向宿迁县贵仁集转移时，服务团遭遇日军“扫荡”，女代表苏惠失足掉进两米多深的水沟里，幸得旁边人员的相助才得以脱险;5月上旬，服务团抵达山东根据地，在离大汶口不远的一个村子里，遭到红枪会改编的伪军袭击;8月，服务团过日军占领的平汉铁路，在第一一五师的帮助下，服务团越过封锁线，安全抵达八路军总部。从八路军总部到延安的途中，服务团又连闯5道封锁线，有时甚至一晚上要行军70多公里。
从广东代表1939年12月底出发算起，服务团历时一年成功抵达延安。幸运的是，他们无一伤亡。但有些其他代表团的代表，在途中或被日军打死、打伤、俘虏，或被国民党扣押杀害，损失较大。
在中央党校学习 参与整风运动
南方代表团抵达延安后，中央负责同志很关心南方党的情况，中央政治局在青年食堂设宴招待南方党的代表。毛泽东与朱德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都到宴。毛泽东诙谐地说：“不习惯蹲窑洞，这是要不得的，延安的窑洞最革命，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古大存也向中央领导汇报了广东的抗日斗争情况。
1941年上半年，南方代表团主要是总结过去的工作，下半年在马列学院学习中国问题，当时，邓力群担任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1942年2月，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做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他用十句话对主观主义者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神无主，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久）坐不动，十足无用。”但是在正式发表的时候只保留了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古大存等广东代表进入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古大存被选为一部党支部书记。 1943年初，原一部主任黄火青改任秘书长，古大存任一部主任，参与整风运动的具体领导工作。中央党校第一期学风整顿从1942年4月开始，到7月结束，主要经历了文件学习、自我检查和反省和考试三个阶段。文件主要是学习《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改造我们的学习》等。学习的形式包括大会报告、自学文件、小组讨论等。
由于中共七大代表大部分被集中在中央党校学习，因此党校也参与了中共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工作，由古大存负责。由于受到“抢救运动”的影响，党校一部的审干工作错误地批评了一些同志。后经毛泽东指出，错误被及时地纠正过来，古大存对此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并多次向受到伤害的同志道歉，毛泽东称赞他为“带刺的红玫瑰”。
古大存代表“两广小组”在开幕式上发言
1945年3月，经以彭真为主任的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核，合格中共七大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合计755人。其中新增补代表246人，广东籍贯（含当时属于广东的海南省）的云广英、廖似光、谭甫仁增补为中共七大代表，统一编入大后方代表团。
1945年4月23日，在中共七大开幕式上，全体正式代表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七大主席团常委会。会议期间，毛泽东作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讲话。
古大存作了《关于在广东开展武装斗争中的经验教训》的发言，并在后来当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他首先代表“两广小组”对毛泽东作的政治报告和朱德作的军事报告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接着，系统总结了广东抗日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经验教训，最后对党校一部审干工作进行总结，给审错的同志进行道歉，对否定审干工作重要性、必要性等不良现象，作了批评。
中共七大闭幕后，党中央把广东的代表分成3批到各地工作：南下的有吴有恒、钟明、何潮和唐初等;奔赴东北的有方华、云广英等;留在延安的有古大存、区梦觉、朱荣和周小鼎等。（实习记者王中一对此文亦有贡献）
编辑/麦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