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7年7月19日，民间教育研究机构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在其博客上发表了由他本人领衔起草的《中国高考制度改革方案》。这份方案被视作中国“首份由民间高考研究专家推出的、具有完整框架的高考制度改革方案”。方案甫一推出就引发巨大反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即表示民间探索高考改革的精神“值得称道”，“教育部会充分考虑采纳民间的建议”。但他同时也表示，“高考改革是渐进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个方案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1949年出生的杨东平，他的官方职务是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但他还同时是3个NGO的创办人和领导者：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自然之发”会长，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并在多家媒体开设专栏，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分析和建议。另外，他还是《中国教育蓝皮书》和《中国环保绿皮书》的起草人，这两本书每年出版一次，已成为国内以民间立场阐述中国教育和环保当年发展的重要文献。他主持的“21世纪教育论坛”也已成为国内重要的民间教育高峰会议。更早以前，他还是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和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的策划人。
近些年来，知识分子参与公共生活已不鲜见，但像杨东平教授这样参与得如此深入、广泛和卓有成效的，还不是很多。
《南风窗》：您发布《中国高考制度改革方案》的目的是什么?未来的高考制度改革会按照您希望的方向发展吗?
杨东平：我个人认为高考制度改革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方向，第一个是要坚持地方化的改革，中国那么大，仍然维持一个全国统一考试是不合理的；另外是向高校赋权，这是一个基本方向，让基本权利回到高校，第三是向学生赋权，这点非常重要，我觉得中学学生最关注的是这一条，为什么我们不能平行填报志愿，为什么全世界包括建国以前可以同时接到很多学校的录取通知，真的中国做不到吗?我认为是完全能做到的，世界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
近几年，随着政府财力的增强和公共服务功能的强化，政府开始舍得给教育花钱了，虽然这有补多年欠账的意味，但还是值得肯定的。但更关键的问题是，如果教育机制不改革，改革的方向不明确，仅仅花钱是不管用的。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教育改革根本没有提到政府议事日程。医改已经有了8套方案，教育的改革连一套都没有。民怨沸腾，政府却岿然不动，这种对教育的不重视、麻木和迟钝是由来已久的。我们希望做一些推动。
《中国高考制度改革方案》是我们一直在做的教育制度改革研究报告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在高考制度问题上树立一种事在人为的改革思维。任何制度都是人为设计的，不存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怪论，全世界通行的高考制度在中国也完全有实行的可能。比如经常有人讲高考讲到面试，讲到高校自主招生成本太高，那为什么香港的大学不嫌成本太高，而跑到北京招生来一个一个面试?说增加了考生负担?我们不妨问问考生愿不愿意承担这个负担，如果几百钱可以改变一生的命运，我认为谁也不会认为这个代价太高了。
《南风窗》：那就是说，教育改革存在着动力不足的问题，那么，这个动力应从何而来?
杨东平：教育牵涉千家万户，它的重要性一点都不比医改低。教育的终端是用人单位，但奇怪的是，从来不见企业在此问题上发言。所以我们希望抛砖引玉，推动教育改革启动机制的形成。在这其中，政府自上而下的作用不可替代。在美国，每次的大选都会引起全国性的教育大讨论；最近的韩国总统竞选中，候选人都拿出了完备的教改方案。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
《南风窗》：作为NGO的领导人，您怎样评价中国NGO的整体发展状况?
杨东平：之前10几年，中国的NCO从无到有，处于艰难求生存的状态。近几年，中国的NGO处于非常特殊的大发展时期，有人说出现“公益井喷”的现象，很多企业家、明星以做慈善为荣、为时尚。在浙江，拿1亿出来做慈善的企业家就有好几位，他们带来了严格的管理方式，这使中国NGO的整体面貌和格局为之一新。当然，这几年NGO也出了一些丑闻，比如以爱心为掩护来敛财，欺骗社会等等，这些现象过去有，将来也会有，国内外也都有。这就牵涉NGO的能力建设问题，这是很多草根NGO发展中最关键的问题。现在，已经出现了一批专门推进NG0能力建设的NGO。
《南风窗》：您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杨东平：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企业社会责任有异曲同工之处：一个企业只要遵纪守法、足额纳税、善待员工，它就已经尽到了社会责任；对知识分子而言，不一定非要跑出来参与公共生活，只要恪尽职守，坚守学术良心，教学认真也已经尽到了社会责任，公共知识分子只会是少数。
学者参与公共生活，不一定是人为的，有时是形势的推动，甚至和所在的学科也有关系，像我所在的教育学，还有法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教师，会更容易就公共事务发言。就我个人而言，主要是责任感的推动，看到转型期这么多问题，不能不发言，改变社会是我自己的追求。
《南风窗》：您曾经参与了好几个电视节目的策划工作，后来为什么不做了?
杨东平：参与大众媒体的运作，是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我希望直接面对社会公众发言，所以我参与过《实话实说》和《世纪大讲堂》的策划。但在2005年之后我就完全退出了，一方面是因为有一些外部压力，另3面这些节目的方向、宗旨和人员构成发生了变化，不适合再呆下去了。至于《百家讲坛》，我从来没有参与，网上的说法纯粹是以讹传讹。
《南风窗》：听说您让您的孩子和您当年插队地方的农村孩子交朋友?
杨东平：1969年到1972年，我在黑龙江插队。去年我组织了一个“还乡团”，带孩子回到那里，目的就是希望把自己的感受传递下去，让下一代了解真实的中国，了解中国的底层社会。
1949年出生的杨东平，他的官方职务是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但他还同时是3个NGO的创办人和领导者：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自然之发”会长，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并在多家媒体开设专栏，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分析和建议。另外，他还是《中国教育蓝皮书》和《中国环保绿皮书》的起草人，这两本书每年出版一次，已成为国内以民间立场阐述中国教育和环保当年发展的重要文献。他主持的“21世纪教育论坛”也已成为国内重要的民间教育高峰会议。更早以前，他还是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和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的策划人。
近些年来，知识分子参与公共生活已不鲜见，但像杨东平教授这样参与得如此深入、广泛和卓有成效的，还不是很多。
《南风窗》：您发布《中国高考制度改革方案》的目的是什么?未来的高考制度改革会按照您希望的方向发展吗?
杨东平：我个人认为高考制度改革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方向，第一个是要坚持地方化的改革，中国那么大，仍然维持一个全国统一考试是不合理的；另外是向高校赋权，这是一个基本方向，让基本权利回到高校，第三是向学生赋权，这点非常重要，我觉得中学学生最关注的是这一条，为什么我们不能平行填报志愿，为什么全世界包括建国以前可以同时接到很多学校的录取通知，真的中国做不到吗?我认为是完全能做到的，世界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
近几年，随着政府财力的增强和公共服务功能的强化，政府开始舍得给教育花钱了，虽然这有补多年欠账的意味，但还是值得肯定的。但更关键的问题是，如果教育机制不改革，改革的方向不明确，仅仅花钱是不管用的。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教育改革根本没有提到政府议事日程。医改已经有了8套方案，教育的改革连一套都没有。民怨沸腾，政府却岿然不动，这种对教育的不重视、麻木和迟钝是由来已久的。我们希望做一些推动。
《中国高考制度改革方案》是我们一直在做的教育制度改革研究报告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在高考制度问题上树立一种事在人为的改革思维。任何制度都是人为设计的，不存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怪论，全世界通行的高考制度在中国也完全有实行的可能。比如经常有人讲高考讲到面试，讲到高校自主招生成本太高，那为什么香港的大学不嫌成本太高，而跑到北京招生来一个一个面试?说增加了考生负担?我们不妨问问考生愿不愿意承担这个负担，如果几百钱可以改变一生的命运，我认为谁也不会认为这个代价太高了。
《南风窗》：那就是说，教育改革存在着动力不足的问题，那么，这个动力应从何而来?
杨东平：教育牵涉千家万户，它的重要性一点都不比医改低。教育的终端是用人单位，但奇怪的是，从来不见企业在此问题上发言。所以我们希望抛砖引玉，推动教育改革启动机制的形成。在这其中，政府自上而下的作用不可替代。在美国，每次的大选都会引起全国性的教育大讨论；最近的韩国总统竞选中，候选人都拿出了完备的教改方案。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
《南风窗》：作为NGO的领导人，您怎样评价中国NGO的整体发展状况?
杨东平：之前10几年，中国的NCO从无到有，处于艰难求生存的状态。近几年，中国的NGO处于非常特殊的大发展时期，有人说出现“公益井喷”的现象，很多企业家、明星以做慈善为荣、为时尚。在浙江，拿1亿出来做慈善的企业家就有好几位，他们带来了严格的管理方式，这使中国NGO的整体面貌和格局为之一新。当然，这几年NGO也出了一些丑闻，比如以爱心为掩护来敛财，欺骗社会等等，这些现象过去有，将来也会有，国内外也都有。这就牵涉NGO的能力建设问题，这是很多草根NGO发展中最关键的问题。现在，已经出现了一批专门推进NG0能力建设的NGO。
《南风窗》：您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杨东平：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企业社会责任有异曲同工之处：一个企业只要遵纪守法、足额纳税、善待员工，它就已经尽到了社会责任；对知识分子而言，不一定非要跑出来参与公共生活，只要恪尽职守，坚守学术良心，教学认真也已经尽到了社会责任，公共知识分子只会是少数。
学者参与公共生活，不一定是人为的，有时是形势的推动，甚至和所在的学科也有关系，像我所在的教育学，还有法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教师，会更容易就公共事务发言。就我个人而言，主要是责任感的推动，看到转型期这么多问题，不能不发言，改变社会是我自己的追求。
《南风窗》：您曾经参与了好几个电视节目的策划工作，后来为什么不做了?
杨东平：参与大众媒体的运作，是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我希望直接面对社会公众发言，所以我参与过《实话实说》和《世纪大讲堂》的策划。但在2005年之后我就完全退出了，一方面是因为有一些外部压力，另3面这些节目的方向、宗旨和人员构成发生了变化，不适合再呆下去了。至于《百家讲坛》，我从来没有参与，网上的说法纯粹是以讹传讹。
《南风窗》：听说您让您的孩子和您当年插队地方的农村孩子交朋友?
杨东平：1969年到1972年，我在黑龙江插队。去年我组织了一个“还乡团”，带孩子回到那里，目的就是希望把自己的感受传递下去，让下一代了解真实的中国，了解中国的底层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