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股市跌跌不休，中央汇金公司10月10日宣布，当天起将在二级市场自主购入工、农、中、建四行股票，并且继续进行相关市场操作。
　　类似举措汇金此前两度采用，起始日期分别为2008年9月18日与2009年10月9日。作为结果，包括这次增持在内，股市均在第一时间正面响应反转上行，因此至少短期来看，这类“救市”基本达到提振信心、修复股价等目的。
　　汇金得以放大筹码撬动行情的最主要因素，无非在于其四大行股东之外另一重身份，即，执掌巨额外汇储备之主权财富基金组成部分，而这种身份，无疑使其行为取向并不止于商业考量，很多情况下，由其动向传达出的政策意图，更是其他市场参与者必须详加体察的重要风向。
　　当然，凡事总是利弊互现。以汇金增持四大行股份为手段之一的政府“救市”从来都是非议重重的焦点议题，其中反对者立论的基础大体可以归结为：政府“救市”终究是一种以公权力干预市场自发运行的管制行为，因此，不仅其本身效率令人担忧，更重要的是，其所引致的价格信号人为扭曲，势必造成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紊乱。
　　这种质疑自然有其合理成分，但也不宜胶柱鼓瑟，毕竟，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较优选择，其本身并非没有可修正处，更何况，当代金融市场巨大的外部性，决定了身为市场看护者的现代政府不可能仅仅因为避讳“救市”之名，而对市场失灵听之任之以至崩盘，因此，中肯的立场应该如哈耶克所述，即，“经济活动中的自由，原本意指法治下的自由，而不是说完全不要政府的行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必不可少的政府行为同样只享有“法治下的自由”，也就是说，包括“救市”在内的一切公权力运用，必须接受事先规定的规则的限制与制约，而这，恰恰是汇金这个日益扩张其权力边界的“准平准基金”亟待补强的。
　　抽象含糊的“稳定市场”很难给出具体指标用以考核“救市”绩效，由此留白的公共部门自行其便、任意解释的巨大空间难免孳生道德风险，故而为今之计，起码应该对“救市”决策、操作机构设置如下明确规制：
　　其一，入市时机如何确定，具体来说就是，必须明确股市下行究竟因为何种原因以及出现何种症状，公共资金方可据以入市接盘；
　　其二，救助目标如何确定，具体来说就是，必须明确股市反转究竟出现何种状况（无论成功或者失败），“救市”行为即可转入退出阶段；
　　其三，操作策略如何确定，具体来说就是，必须明确入市资金筹集方式、规模上限、投资范围、对冲机制以及目标达成后的退出安排；
　　其四，政策成本如何冲销，具体来说就是，必须明确资金利息与投资亏损的承接主体、资金来源以及摊销年限，此外，如果出现非政策性亏损，责任又应如何划分。
　　上述规制无一不是难上加难，然而只有迎难而上，及早给予包括汇金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前涉、公知、确定、平等的游戏规则，才能避免本意良好的“救市”行为不会在长时间跨度内搅乱市场稳定预期，甚至成为信息优势掌握者寻租腐败的自肥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