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反复被大家强调的那样，胡戈是个反叛主流的年轻人，他喜欢玩速滑、滑翔伞、乐器和木工，对于他来说，似乎玩是唯一重要的。即使馒头这样的大事件，也像是过气的玩具，懒得提及和触碰。这一切看上去都有点80后的气质。然而他的内心却远更复杂。他不但用“馒头”恶搞陈凯歌，也推出过另外一部作品《春运帝国》嘲弄这个社会的老大难问题。他压低声音告诉记者：“我很关心时政的，但偷偷地关心。”
　　
　　胡戈：没有变化。我现在也很随意。
　　人物周刊：会不会玩得不痛快了？
　　胡戈：没有，现在玩得比以前痛快。现在有钱玩，以前没钱玩。
　　人物周刊：有人说，你的成名是昙花一现式的？
　　胡戈：这是正常的。如果不是昙花一现，那才不正常。
　　人物周刊：跟“馒头”相比，你后来的作品就有些争议了，你怎样看？
　　胡戈：那是他们在争，跟我没关系。
　　人物周刊：可为什么后来的就有争议了呢？
　　胡戈：做得不好呗。
　　人物周刊：也就是说没有超越“馒头”？
　　胡戈：我做一个东西并不要达到什么地步，我纯粹就是自己做着玩的，做得好我也不是太关心。
　　人物周刊：有人将你称作“草根英雄”、“网络英雄”，将你赋予很多意义，你怎么看？
　　胡戈：啊？意义，我觉得没什么意义啊。无所谓，我这算不上英雄吧，英雄应该是救死扶伤的那种吧。这些称谓安在我身上，太重了。
　　
　　“我就是个技术人才”
　　
　　人物周刊：下面的新作还是恶搞的吗？
　　胡戈：什么叫恶搞？
　　人物周刊：你的定义是什么？
　　胡戈：恶搞有两种，广义的恶搞是指夸张的搞笑；窄义的恶搞就是指把别人的电影或作品什么的，重新戏仿一下，或非常拙劣地模仿形成另一个东西。如果从广义的恶搞上看，我的新作就属于恶搞；如果从窄义上来说，就不是。
　　人物周刊：也就是说，你下面不会再拿导演的大片来恶搞了？
　　胡戈：可能拿事情来恶搞吧。
　　人物周刊：比如呢？
　　胡戈：比如伊朗的核武器问题。
　　人物周刊：你之前的《鸟笼山剿匪记》也是以萨达姆为元素的，你的视野全放在国外时政？
　　胡戈：是的。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过转向国内？
　　胡戈：国内的好多事情都不太好弄，因为牵扯到的利益部门、利益关系特别多。
　　人物周刊：是否会将你广义的恶搞进行到底？
　　胡戈：那肯定会。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这种广义的恶搞吧（笑）。
　　人物周刊：技术人才和娱乐人物，你更希望别人把你看成哪一个？
　　胡戈：技术人才，我就是搞技术的。
　　人物周刊：有人说，如果没有互联网，就没有胡戈；又有人说，如果没有陈凯歌，也就没有今天的胡戈；你觉得这两句话有道理吗？是否矛盾？你是怎样理解的？
　　胡戈：可以说没有互联网就没有我，跟陈凯歌没什么关系。即使没有陈凯歌，我还可以做其他的作品，可能不是在2006年被人们看到，或许是在07年、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