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大选期间，特朗普将“结束对华经济依赖”作为其“第二任期”的重要目标，其政策团队大肆鼓吹政治、科技、金融、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全面脱钩”和对华新冷战。拜登赢得这次大选上台后，其政策团队反对“全面脱钩”论调，但认为美国必须减少关键领域的中国依赖。在此背景下，如何阻止中国获得在供应链中的主导性优势，又维持同中国“必要的”技术和贸易联系，成为拜登对华政策审议的一个焦点性问题。近来，美府院、智库大肆鼓吹“有限脱钩”“有选择的脱钩”“针对性脱钩”等论调，试图对决策施加影响。

“小院高墙”似已成主流认知

　　美部分保守派政客声称，中国高科技产业对美国及其盟友的主导优势构成“巨大威胁”，美应以强硬、有力的“科技脱钩”迫使中国屈服。美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认为，中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5G等领域实施了雄心勃勃的“重商主义政策”，美在一些领域已明显落后，必须在科技政策层面做出反制。传统基金会认为，中国高度重视自主科技创新的“十四五”规划将继续激化美中矛盾。极端反华的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发布了《击败中国——针对性脱钩和长期经济战争》报告，鼓吹“针对性脱钩”，呼吁撤销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禁止中国学生在美从事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学习研究，禁止向中国实体销售美国研发或制造的半导体设备和设计工具，降低对中国的稀土依赖并最终禁止自华稀土进口，等等。该报告还建议强化对中国经济和技术情报的搜集，建立美国主导、类似巴黎统筹委员会的5G技术联盟。
　　多数自由派智库认为，以当前的美中互动模式，真正问题不在于会不会“脱钩”，而是“有限脱钩”将达到何种程度，对美国的影响是否可控。美应推动“小院高墙”式的“选择性脱钩”，比如，在保持美国对全球人才和投资开放性的同时，将中国彻底与美国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产品和关键技术隔绝;对不涉及国家安全、不影响美供应链主导优势的经贸、人文交流合作，则审查后放行。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多份报告提出，美中一定程度的“科技脱钩”不可避免，美对中国半导体和半导体制造商的出口管制、限制华为和中兴参与全球范围内5G项目建设，都有助于减少美及盟友对华依赖。在另一份关于美中接触框架的报告中，该中心认为，美应避免“广泛脱钩”，同时对可能损害美利益的特定领域“脱钩”持一定灵活性。
　　辛里奇基金会认为，美应以重点领域“脱钩”、回流和“圈护”策略，回击中国的“经济技术民族主义”，比如强化出口管制政策、引导台积电在美办厂。布鲁金斯学会认为，美中在电信和其他高科技领域的“脱钩”不可避免，互信的浅薄程度根本无法支撑双方在这些领域的相互依存。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美国的科技人才储备和芯片制造能力优势正在急剧减弱，美中在人才、技术交流领域的“广域脱钩”只会使美失去稀缺的科技人才，并阻挡美国初创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并获得中国投资，美应以“针对性脱钩”保护关键行业。
　　在智库游说层面，保守派和自由派对于如何实现“针对性脱钩”，是有赖于引导海外产业回流美国本土的“供应链独立”，还是基于美国盟友伙伴国家网络构建“供应链联盟”，存在明显差异，其背后反映的却是美国深切的产业链主导权焦虑，即，在中美科技竞争背景下，美是应作为“领先国家”，继续将生产环节外包以提高生产效率，还是作为“守成国家”，通过主动创造本土需求、积极承接外部（盟国）需求来加速“产业回流”。
　　本土生产成本过高一直是美半导体、医疗、新能源等产业实现“美国制造”的难关，相关产业不断呼吁政府增加补贴。汤姆·科顿等人要求“将美国就业和出口摆在双边贸易协定的优先位置”，“加强对研发活动的联邦支持和技术管控，恢复到冷战时期水平”。这种极端的“本土产业优先”主张得到了行业团体、铁锈带工会的认可，它们呼吁拜登政府用更强势的“购买美国货”计划为本土产业创造需求。

正转化为实际政策

　　民主党政策层则有观点认为，不必放弃特朗普的“经济繁荣网络”和“清洁网络”倡议，而应以此为基础构建印太、美欧更紧密的“供应链联盟”。五角大楼“中国战略工作小组”的拉特纳、罗森伯格和梅兰妮·哈特都曾提议通过提供补贴等方式，在美及其盟友之间建立“半导体同盟”。经济策略研究所的普雷斯托维茨认为，美应联合欧盟、印度、日本等国，建立类似“中国制造2025”的“自由世界制造2030”战略，保持在大客机、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方面的领先地位。普雷斯托维茨承认，安全盟友间的“供应链同盟”并不一定意味着美在供应链中地位和影响力的强化，相反可能因规模经济的优化、分工的精细化，进一步加速供应链的“去美国化”。白宫国家安全理事会中国事务高级主管杜如松批评英特尔公司将半导体制造业务外包，使美国丧失了“关键的知识和创造力”。另一位高级主管格维兹则主张“选择性脱钩”，即在中国供应链使美国及其盟国造成“不可接受的劣势”时应“完全脱钩”，在损害有限时则通过“供应链多元化”加以应对。

　　围绕供应链主导权的“针对性脱钩”可能已成为美对华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2月24日，拜登签署对半导體、电动汽车大容量电池、稀土和医疗用品的关键产品供应链审查令，针对中国的意图明显。3月12日，在美日印澳四国机制峰会上，四方同意成立“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工作组”，约定就“关键技术供应链”展开对话。在3月18日安克雷奇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举行前，美国将华为、中兴、海康威视等中国科技公司的电信设备和服务列入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通信设备和服务清单，并出台针对联通等三家中国电信运营商的在美运营禁令。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飞赴欧洲，国防部长奥斯汀飞赴印度，“供应链同盟”问题成为美欧、美印之间更重要的双边议题。
　　无论是“全面脱钩”，还是“针对性脱钩”，都遭到美工商界反对。《华尔街日报》报道，拜登政府正在准备针对信息和通信技术供应链的行政令，涵盖美中几乎所有涉及关键基础设施、网络、互联网软件、无人机等技术的交易。美国商会就此发表声明称，商务部将因此获得“几乎无限的权力干预美国公司与涉及技术的外国同行之间的任何交易”，对美中电信和金融服务合作造成严重冲击。
　　面对中国超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和消费需求，美国如在供应链环节主动同中国“脱钩”，必将面对“丧失对中国技术发展的影响”“损害美国的技术和市场优势”“加速中国自主研发”的三角难题，不仅无法阻止中国增强新兴技术优势地位，反将阻挡美国企业获得中国的市场和资金。美将产业链、供应链泛“政治化”和“武器化”的作法无法解决美国面临的产业问题，只会更加激发中国维护产业安全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