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多年，最近朋友告诉我，机关兴起了一股“出书热”，这多少让我有点吃惊。在我的印象中，机关某些领导历来对业余写稿出书的人是不待见的，认定他们是书呆子，不务正业，不是当官的料，通常让他们坐冷板凳，打入“另册”处理。现在居然出现“出书热”，真的是“时代不同了”？
　　 那些机关出的什么书？据说，不论机关大小、层次高低、是否需要，《大事记》 《发展史》 《回忆录》 《经验文章选集》 《领导讲话汇编》 《考察纪实》等等，不一而足。每年出书花费动辄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不等。正是由于这股“出书热”，忙坏了出版社，书号费成倍翻番还一号难求，乐坏了印刷商，生意兴隆，“弹钞相庆”，一时洛阳纸贵。
　　 机关可否出书？答案是肯定的，只要是真的有学术价值或历史传承价值。但出现了“出书热”，许多不该出的书，有些纯属文字垃圾的书都出了，很多墨迹未干就直接送入了“回收站”，那就不能视为正常了。
　　 是那些领导一夜之间观念更新觉悟提高，变得特别爱学习爱读书了吗？非也。他们热衷于“出书”，“醉翁之意不在书”。如今反腐倡廉，公车不让坐了，公款不让吃了，公费不让旅游了，那我用公款出书总可以吧？这可是为了加强机关思想建设、文化建设、业务建设啊！名义确实很冠冕堂皇，但实际上目的并不那么纯正：有的是为个人树碑立传，宣传自己政绩的;有的是千方百计想把没法花的钱花掉，公款不花白不花;更甚的是重新打开了一条“灰色通道”，把加上若干水分的印书款打到印刷商账户上，再把本单位一些无法开支的接待费、差旅费、吃喝费、休闲费等等拿到有关印刷商那里，统统作为印刷费报销。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捣鬼的“办法总比困难多”。
　　 由此可见，这种出书看起来高雅阳光、精神文明，属正能量，但实质上与其他腐败行为毫无区别，只不过是包装得更隐蔽更“高明”一点而已。
　　 老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出书腐败正是这样的表现。
　　 公款出书不是什么新发明。2019年11月2日的《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江苏省盐城市政协原副主席、射阳县原县委书记徐超动用财政资金编辑《徐超文章选编》26卷，个人膨胀到失控。安徽省林业厅原厅长唐怀明也是一个“多产作家”，写的《张果老外传》印了6万册，被双规时还有两万册没卖出去。而一些单位因为买的书实在太多，人手几册还发不完，后来干脆当废纸卖了。
　　 公款出书腐败过去仅仅是个案，是那些有文字爱好的贪官所为，现在颇有“蔚然成风”之势，这个风向不能不引起关注。公款出书很容易成为新型腐败的“防空洞”，造成国家资金无端流失，还会使得一些人增强了腐败的“信心”，认为天无绝人之路。
　　 我以为，要将这种现象减少或消灭，应该从制度机制上着手加以规范，严禁出书乱象，违者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如加强审批制度，公款出书，光凭出版社审查通过还不行，要履行立项报批手续，需要不需要出，需要出多少，不能由各单位自行其是，随意出版;同时要加强对出版部门的管理，不能“来的都是客”，交钱就出书，要严格把关，讲求出版质量，注重社会效果。对一些只讲效益、任性出版的出版社要追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