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每每感叹《我与地坛》的艺术美的同时,又在想,为什么一个命运如此多舛的人,竟会用如此从容不迫的笔调去阐述一个本来十分沉重的“残疾主题”,唱响他十几年不平凡的“命运交响曲”呢?他的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究竟支撑一个残疾之躯活下去的精神动力是什么?从史铁生本人的生活历程来看,再从《我与地坛》中“溯本求源”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一种“补偿心理”给了他很大的生命平衡力量,而地坛则恰恰是他这种心理的栖息之所和他走向精神光明的起点。
　　残疾作为一种生理现象,它给残疾者的生活会带来很大的痛苦,这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像史铁生这样活到最狂妄的年龄时才突遭命运老拳重击的人,对残疾的感受是尤为复杂而刻骨铭心的。这种感受如果不是一种自弃、自虐乃至于自杀,便会是一种对于健康、对于社会和对于整个世界的深刻仇恨与敌视,或者还可能流入对于生命存在的近乎虚妄、神秘的猜测与玄想,甚至会借助于对宗教的献身,在一种精神迷狂的状态中完成所谓的灵魂的超度。当史铁生面对残疾的厄运牢骚满腹,个体生命体验十分复杂而沉痛的时候,是地坛适时充当了他的心灵安顿的寓所,他在这里打发时光,琢磨着生活和写作的奥秘。在这里,一颗就将坠入黑暗的“落日”告别了“生之将逝”的苦痛和悲哀,生发出了生命的灿烂辉煌的亮色。当然,那些留在他早期作品中的灰暗色彩也就随着他在地坛中对命运、生与死等问题的有所感悟而灰飞烟灭了,而代之以“大彻大悟”之后的诸如《我与地坛》一样的平淡、清雅和雍容大度。
　　地坛的确好像为从命运的巅峰跌落低谷的史铁生提供了一个精神承受的缓冲地带,使就将走向绝望的他有了时间上的挽留,同时有了生的瞻望。但是,真正使史铁生摆脱死的阴影,逐渐消解他作品中的悲伤情调的心理动力是什么呢?是那浩荡的母爱?是那多彩的生活?无疑,这些都是他的生命大河不至于枯竭的一眼清泉,它们把史铁生死的焦渴欲望润湿了。但正像一棵生命的绿苗一样,水固然是不可缺的,但扎根的土壤呢?生机的阳光呢?这些也是缺之不可的。
　　补偿心理正是使史铁生活下去并且使之活得很灿烂的土壤和阳光。当史铁生遭到惨重的自然打击的时候,他将产生“自卑情结”。所谓“自卑情结”,实质上也就是一个人的无能为力感,他所面临的处境其苦难程度远远超过了他的能力所能应付的程度。面对残疾的现实,史铁生是不想接受的,他渴望医学技术能够使他的双腿重新站立起来,然而医学却无能为力;他渴望有劉易斯那样的一副身材——“不怕读者诸君笑话,我常暗自祈祷上苍,假若人真能有来世,我不要求别的,只要有刘易斯那样一副身子就好。”——然而他只能坐在轮椅上,恢复健康的强烈愿望却不能实现,这就构成了他个体生命的深刻体验,他在自己早期的作品中流露出忧郁、悲伤的情绪也就自然而然了。不过,经过在地坛里的“心灵休憩”后,史铁生开始流露出一种参悟了残疾人生的真谛的宿命意识:
　　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
　　于是就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这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有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
　　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
　　这种宿命意识表明了史铁生在经历了一段坎坷不平的精神旅程后,对自身残疾这一事实已从自发的抗拒、绝望转向了自觉、坦然地接受了。这一历程也就是作者的“自卑情结”的建构到解构过程,同时,也就是史铁生的补偿心理的形成、成熟过程。
　　“补偿心理”的理论是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提出的。他从自己的理论视点出发,认为人类中天才人物的成就“经常是以重大缺陷的器官作为起始点的”。如果说阿德勒所谓的“补偿”因素是残疾者获得成就的心理动因,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补偿”心理则是史铁生解构心理淤积的“自卑情结”的催化剂,走出地坛的助推器。不过,这种催化剂、助推器的效果是远大的,它荡涤了史铁生生命前途上的心理障碍,并为史铁生的“残疾人生”焕发出亮丽的色彩提供了能量。
　　换言之,面对残疾的不可更改的事实,史铁生没有沉沦,一种向命运开战的毅力和要求命运“补偿”的勇气使他坚强地活了下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与地坛》不仅是史铁生“自卑情结”的心路历程的展示,更是史铁生的“补偿心理”得到满足之后对不幸命运的“轻描淡写”,在历尽十几年人生沧桑之后的“拈花微笑”,是一份参透了命运之谜之后的思想小结。
　　
　　何艳强,教师,现居广东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