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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经、史、子、集作为国学的分类，方志当属史部。《四库全书》把方志列入史部十五个子目之一的地理目。在卷帙浩繁的志书中，直隶志书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因直隶为燕赵大地，历史久远;因其拱卫京师，地极冲要;因其曾居全国八督之首，权重位显。《直隶风土调查录》、《大中华直隶省地理志》、《直隶疆域屯防详考》（简称“直隶三书”）是民国时期出版的三本直隶志书，年代较为集中，主题又都与地理密切相关，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直隶风土调查录》，民国四年（1915）七月初版，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是书由直隶省视学历时二年按项调查、详细填注后汇成一册。朱家宝为书作序，翌年朱即专任直隶省长。书前有“例言”、“目次”，正文二百零七页，风土调查所及十九府（州）一百四十八县（厅、州）。因各地风气民俗“道与道不同，县与县不同”，加之调查记录非出自一人之手，所以“材料多寡、叙事详略各有不同”，但各县所录条目皆为一致，分治地、地势、山脉、河流、古迹、金石、风土、人情、物产、村镇诸项。
《大中华直隶省地理志》，民国九年（1920）九月九日由中华印刷局出版，京师武学书馆总发行，定价大洋二元。该书由近代地理学家、方志学家林传甲（1877—1922，字奎腾）总纂，顺直省议会议员苏莘（字少衡）分纂。教育家严修题写书名，时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陈宝泉为书作序，林传甲又作“自序”一篇。书前附《上徐大总统呈送〈大中华直隶省地理志〉书》，陈明志书编纂过程，另有两封“来函”：一为徐世昌总统府秘书处函送二百册《大中华直隶省地理志》支票事宜;一为京师图书馆入藏一册《大中华直隶省地理志》赠书的致谢函。在正文之前，除“凡例”、“目录”之外，有两个内容颇具特色：一是编成《直隶四道一百十九县歌》，七言押韵，便于高等小学校、国民学校儿童诵习，可一览而知各县大概。二是详尽列出了《大中华直隶省地理志》引用书目，涉及图书、杂志、报纸、地图、政府公文等五十余种，其严谨态度可见一斑。是志正文分五篇：第一篇“总论”;第二篇“位置”;第三篇“地文地理”;第四篇“人文地理”;第五篇“地方志”。一百一十九县地方志“或系国立北京师范生调查原稿，或北京师范校友录所刊乡土志，或省立各校寄稿”集合而成，各县内容分位置、沿革、地势（山脉）、水系、物产、实业、户口、教育、城市、乡镇、交通诸项。是志就内容来讲，可谓资料翔实;就篇章结构甚至是字数格式来讲，也非常整齐规范。全书一百六十章，每章均占二页，共三百二十页，如此独具特色的体例在志书中实不多见。
《直隶疆域屯防详考》，民国十五年（1926）由协成印刷局铅印出版，著者为时任天津实业厅厅长的于振宗（1878—1956，字馥岑）。该书单页十二行，行三十一字，口题为书名、页数及出版局“协成印刷局”、出版地“天津荣业大街”。于振宗作“序文”于前，正文共十章，书后附“本书正误表”。1968年成文出版社（台湾）据民国铅印本影印再版，并列为《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一七三号》。比较来看，《直隶疆域屯防详考》的“专志”色彩更为明显，集中对直隶地理形势的屯防功能进行了详尽考察。
《大中华直隶省地理志》的编纂出版较《直隶风土调查录》晚五年，两书既相区别又密切关联。就地方志来讲，直隶视学调查编纂《直隶风土调查录》时仍按照府、厅、州三级旧制，彼时的热河、察哈尔，以及京兆二十县尚属直隶区域，到《大中华直隶省地理志》出版时已变更为四道一百一十九县。但两书所列调查各项及内容多有重叠，《大中华直隶省地理志》也将《直隶风土调查录》列为引用书目之一，如书中关于武强县“实业”一项写道：“业农者多，工商者少，《风土调查录》谓其靡惰因循，邻县亦有不武不强之讥。”可见两书关系之密切。《直隶疆域屯防详考》的出版又晚六年，先对直隶的疆域沿革和屯防史做了概略梳理，然后分章对保定道区、津海道区、大名道区、口北道区的形势及各县屯防地作了历史考证，尤其对直隶的山脉、河流、长城、海口与屯防的关系做了专题分析。
《直隶风土调查录》、《大中华直隶省地理志》、《直隶疆域屯防详考》等“直隶三书”编纂出版于民国年间，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第一，近代中国面临生存危机。1840年之后的中国近代史是令所有国人感到极其沉重的，进入二十世纪，《辛丑条约》的签订，日俄战争的爆发进一步加重了仁人志士亡国灭种的忧患意识和振兴中华的爱国激情。1917年林传甲看到“日本调查我国，所编支那省地志乃次第出版”，认为是一种奇耻大辱，“益觉外人谋我之急”，遂矢志编纂《大中华地理志》。除直隶省之外，林传甲还编纂出版了京师、京兆、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福建、湖北、湖南、山东、山西、吉林等省地志，成绩卓著，影响颇大，被誉为“当代学界地学巨子”。《易·坎·彖》曰：“地险，山川丘陵也。”孙子曰：“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值此国家多事之秋，《直隶疆域屯防详考》出版的目的即是让直隶军民能对全省地理形势了然于胸，适宜利用，凭险固守，以保境御侮，卫乡安民。第二，我国地理科学正值初兴。欧洲近代地理科学的发展，外国侵略者深入我国内地进行地理、地址和资源考察，刺激了我国地理科學的初步兴起。当时各省虽有府县志书，但因历时久远、局势变迁，已难以征信，因此像《直隶风土调查录》、《大中华直隶省地理志》这样“极详尽、极新确之调查”而成的志书，于中国地理学的早期发展是大有裨益的。1909年“中国地学会”成立，1916年推举林传甲任《大中华地理志》总纂，林传甲与中国地学会海内同志共襄盛举，共同推进志书工程。第三，民国直隶教育除旧布新。随着清王朝的终结，科举制度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各地私塾亦被取缔。直隶各县都办起了高等小学校，各乡镇按一定户数标准成立国民学校，较为进步的地方还办有女学。“溯自改设学校以后，列地理为科目之一，视学校之等级，而区其繁简”。“直隶三书”属较为通俗易懂的地方志，体例简明概括，尤其适合学校应用普及，满足对青少年进行爱国教育和乡土教育的需要。《大中华直隶省地理志》“凡例”云，是志“程度如中学师范教科书，每星期加课一小时，四年教授可毕”。
当然，“直隶三书”的出版，编纂者居功至伟。《直隶风土调查录》由直隶省视学编成。视学制度肇始于1906年，目的是加强中央对地方教育的控制。到民国初年，视学机构的职责范围已超出了对教育内部事项的指导和监督，而扩大到教育的外在事项。《直隶风土调查录》的编纂出版可为直隶视学机构职责范围扩大的一个例证。《大中华直隶省地理志》总纂林传甲少承家学，长游四方，终生以修志为己任。他不畏艰辛，虽抱病躯，但矢志不渝。“林子博观约取，见某县人必问某县事，当有以补前人之阙”。关于志书编纂，他反对虚言浮词、装点门面之书，力主朴实传信、简而有要;对于志书行文，他主张通俗浅近、雅正有据。《大中华直隶省地理志》是林传甲方志理论的集中体现。《直隶疆域屯防详考》为于振宗所著。于振宗为河北枣强人，少时名中科举，青年时留学日本，兼具中、西学识，深谙赫胥黎《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道。“民国以还，直隶屡被兵革，四郊多垒，戎马纵横。”于振宗认为直隶乃群雄逐鹿之地，未来战祸方长，在忧虑之余足征古今地理文献，著成此书，以尽其凭地利屯防之优势，苦撑难局、保卫直隶之“微意”。值得一提的是，于振宗还著有《直隶河防辑要》一书，显然与《直隶疆域屯防详考》关系又是极为密切的。
“直隶三书”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民国时期的直隶提供了翔实资料，如果再以三本志书为依据去探求同一具体问题，也会收到良效。比如当前我国将“雄安新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而“雄安新区”所涵盖的雄县、安新、容城三县都位于今河北省保定市境内，自然也隶属于民国时期的直隶。“直隶三书”中都有相关的章节和内容考查记录了“雄安新区”的地理、风土、屯防，成为“雄安新区”研究的重要史料。像类似的重要议题，我们还可以在“直隶三书”中挖掘出很多。
《直隶风土调查录》，民国四年（1915）七月初版，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是书由直隶省视学历时二年按项调查、详细填注后汇成一册。朱家宝为书作序，翌年朱即专任直隶省长。书前有“例言”、“目次”，正文二百零七页，风土调查所及十九府（州）一百四十八县（厅、州）。因各地风气民俗“道与道不同，县与县不同”，加之调查记录非出自一人之手，所以“材料多寡、叙事详略各有不同”，但各县所录条目皆为一致，分治地、地势、山脉、河流、古迹、金石、风土、人情、物产、村镇诸项。
《大中华直隶省地理志》，民国九年（1920）九月九日由中华印刷局出版，京师武学书馆总发行，定价大洋二元。该书由近代地理学家、方志学家林传甲（1877—1922，字奎腾）总纂，顺直省议会议员苏莘（字少衡）分纂。教育家严修题写书名，时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陈宝泉为书作序，林传甲又作“自序”一篇。书前附《上徐大总统呈送〈大中华直隶省地理志〉书》，陈明志书编纂过程，另有两封“来函”：一为徐世昌总统府秘书处函送二百册《大中华直隶省地理志》支票事宜;一为京师图书馆入藏一册《大中华直隶省地理志》赠书的致谢函。在正文之前，除“凡例”、“目录”之外，有两个内容颇具特色：一是编成《直隶四道一百十九县歌》，七言押韵，便于高等小学校、国民学校儿童诵习，可一览而知各县大概。二是详尽列出了《大中华直隶省地理志》引用书目，涉及图书、杂志、报纸、地图、政府公文等五十余种，其严谨态度可见一斑。是志正文分五篇：第一篇“总论”;第二篇“位置”;第三篇“地文地理”;第四篇“人文地理”;第五篇“地方志”。一百一十九县地方志“或系国立北京师范生调查原稿，或北京师范校友录所刊乡土志，或省立各校寄稿”集合而成，各县内容分位置、沿革、地势（山脉）、水系、物产、实业、户口、教育、城市、乡镇、交通诸项。是志就内容来讲，可谓资料翔实;就篇章结构甚至是字数格式来讲，也非常整齐规范。全书一百六十章，每章均占二页，共三百二十页，如此独具特色的体例在志书中实不多见。
《直隶疆域屯防详考》，民国十五年（1926）由协成印刷局铅印出版，著者为时任天津实业厅厅长的于振宗（1878—1956，字馥岑）。该书单页十二行，行三十一字，口题为书名、页数及出版局“协成印刷局”、出版地“天津荣业大街”。于振宗作“序文”于前，正文共十章，书后附“本书正误表”。1968年成文出版社（台湾）据民国铅印本影印再版，并列为《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一七三号》。比较来看，《直隶疆域屯防详考》的“专志”色彩更为明显，集中对直隶地理形势的屯防功能进行了详尽考察。
《大中华直隶省地理志》的编纂出版较《直隶风土调查录》晚五年，两书既相区别又密切关联。就地方志来讲，直隶视学调查编纂《直隶风土调查录》时仍按照府、厅、州三级旧制，彼时的热河、察哈尔，以及京兆二十县尚属直隶区域，到《大中华直隶省地理志》出版时已变更为四道一百一十九县。但两书所列调查各项及内容多有重叠，《大中华直隶省地理志》也将《直隶风土调查录》列为引用书目之一，如书中关于武强县“实业”一项写道：“业农者多，工商者少，《风土调查录》谓其靡惰因循，邻县亦有不武不强之讥。”可见两书关系之密切。《直隶疆域屯防详考》的出版又晚六年，先对直隶的疆域沿革和屯防史做了概略梳理，然后分章对保定道区、津海道区、大名道区、口北道区的形势及各县屯防地作了历史考证，尤其对直隶的山脉、河流、长城、海口与屯防的关系做了专题分析。
《直隶风土调查录》、《大中华直隶省地理志》、《直隶疆域屯防详考》等“直隶三书”编纂出版于民国年间，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第一，近代中国面临生存危机。1840年之后的中国近代史是令所有国人感到极其沉重的，进入二十世纪，《辛丑条约》的签订，日俄战争的爆发进一步加重了仁人志士亡国灭种的忧患意识和振兴中华的爱国激情。1917年林传甲看到“日本调查我国，所编支那省地志乃次第出版”，认为是一种奇耻大辱，“益觉外人谋我之急”，遂矢志编纂《大中华地理志》。除直隶省之外，林传甲还编纂出版了京师、京兆、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福建、湖北、湖南、山东、山西、吉林等省地志，成绩卓著，影响颇大，被誉为“当代学界地学巨子”。《易·坎·彖》曰：“地险，山川丘陵也。”孙子曰：“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值此国家多事之秋，《直隶疆域屯防详考》出版的目的即是让直隶军民能对全省地理形势了然于胸，适宜利用，凭险固守，以保境御侮，卫乡安民。第二，我国地理科学正值初兴。欧洲近代地理科学的发展，外国侵略者深入我国内地进行地理、地址和资源考察，刺激了我国地理科學的初步兴起。当时各省虽有府县志书，但因历时久远、局势变迁，已难以征信，因此像《直隶风土调查录》、《大中华直隶省地理志》这样“极详尽、极新确之调查”而成的志书，于中国地理学的早期发展是大有裨益的。1909年“中国地学会”成立，1916年推举林传甲任《大中华地理志》总纂，林传甲与中国地学会海内同志共襄盛举，共同推进志书工程。第三，民国直隶教育除旧布新。随着清王朝的终结，科举制度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各地私塾亦被取缔。直隶各县都办起了高等小学校，各乡镇按一定户数标准成立国民学校，较为进步的地方还办有女学。“溯自改设学校以后，列地理为科目之一，视学校之等级，而区其繁简”。“直隶三书”属较为通俗易懂的地方志，体例简明概括，尤其适合学校应用普及，满足对青少年进行爱国教育和乡土教育的需要。《大中华直隶省地理志》“凡例”云，是志“程度如中学师范教科书，每星期加课一小时，四年教授可毕”。
当然，“直隶三书”的出版，编纂者居功至伟。《直隶风土调查录》由直隶省视学编成。视学制度肇始于1906年，目的是加强中央对地方教育的控制。到民国初年，视学机构的职责范围已超出了对教育内部事项的指导和监督，而扩大到教育的外在事项。《直隶风土调查录》的编纂出版可为直隶视学机构职责范围扩大的一个例证。《大中华直隶省地理志》总纂林传甲少承家学，长游四方，终生以修志为己任。他不畏艰辛，虽抱病躯，但矢志不渝。“林子博观约取，见某县人必问某县事，当有以补前人之阙”。关于志书编纂，他反对虚言浮词、装点门面之书，力主朴实传信、简而有要;对于志书行文，他主张通俗浅近、雅正有据。《大中华直隶省地理志》是林传甲方志理论的集中体现。《直隶疆域屯防详考》为于振宗所著。于振宗为河北枣强人，少时名中科举，青年时留学日本，兼具中、西学识，深谙赫胥黎《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道。“民国以还，直隶屡被兵革，四郊多垒，戎马纵横。”于振宗认为直隶乃群雄逐鹿之地，未来战祸方长，在忧虑之余足征古今地理文献，著成此书，以尽其凭地利屯防之优势，苦撑难局、保卫直隶之“微意”。值得一提的是，于振宗还著有《直隶河防辑要》一书，显然与《直隶疆域屯防详考》关系又是极为密切的。
“直隶三书”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民国时期的直隶提供了翔实资料，如果再以三本志书为依据去探求同一具体问题，也会收到良效。比如当前我国将“雄安新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而“雄安新区”所涵盖的雄县、安新、容城三县都位于今河北省保定市境内，自然也隶属于民国时期的直隶。“直隶三书”中都有相关的章节和内容考查记录了“雄安新区”的地理、风土、屯防，成为“雄安新区”研究的重要史料。像类似的重要议题，我们还可以在“直隶三书”中挖掘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