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读钱记”这个专栏之所以能“开栏”，乃是与我研究古钱的启蒙老师、已故湖北文物界老前辈郑海波先生有关。
　　我八岁时，罹患病毒性心肌炎，死里逃生，不得已休学五年。第一年，我路过黄石文物公司，郑海波先生当时任经理，在里面躲雨的我一下子对郑先生正在把玩的古币产生了兴趣。他让我坐下，问了我一些简单的历史问题，好在我从小读过一些这方面的“小人书”，也都能基本上答的上来。当时，郑先生向家父表态，这个徒弟我收下了。
　　四年里，黄石文物公司是我的学校，我几乎每天去“上学”，与郑先生聊古钱，谈历史。郑先生不厌其烦，一点点向我这个八岁的幼童开蒙讲授，并赠我一些与历史、民俗有关的书籍，嘱我读完之后向他报告感想。小学毕业时，我揣着满肚子的古钱知识，顺利地升入初中。
　　后来，我外出他乡求学十余载，从成都、武汉、北京到美国。期间返乡时，偶然有幸在路上遇到郑先生，他也关心我的近况，得知我一直在求学，并出了一些书，总勉励我在文史哲研究的路子上走下去。但，我每次回家居留的时间都很短，与郑先生晤面也极匆匆，从未再有过当年的亲炙。
　　去年初，回湖北参加政协会议时，遇到当地文物界一位老前辈，当我问及郑海波先生近况时，他忽然黯然神伤：“郑先生已经过世了。”
　　我当时愣住了，一句话也没有说。二十年前的记忆，又重新浮现在脑海里。先生生前时没有机会读到我写的任何一本书，这是我一生中难以弥补的遗憾。我当时就做出了一个决定：我一定要以先生最熟悉的文字，向这位引导我走向文史哲研究之路的前辈致敬。
　　不经意间，我就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我的朋友、《中国民族报》的编辑肖静芳女士，肖女士立即拍板同意，答应为我在《中国民族报》上开设一个专栏，名字就叫“读钱记”。
　　这大概是《读钱记》产生的初衷。
　　二
　　但是这本书，却是献给吾妻张萱与女儿韩识远的。
　　“读钱记”刚开始连载时，女儿韩识远刚出生。而我也是刚刚才从武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赶紧去中国科学院报到，刚刚在中科院安顿半年，我和妻子又共同接到美国北卡大学庙岭分校（UNC at Chapel Hill）亚洲学系的邀请，来美国做访问学者。
　　这个专栏的每一篇文章，都见证了女儿的成长，也见证了我们的足迹。从武汉、北京的寓所，到西贡的酒店，再到冰天雪地的哈尔滨，特别是我们在美国的这段时间，“读钱记”几乎成为了我们生活的见证。
　　我们住在一个叫做Sunstone的公寓里，靠近庙岭地区的主干道富兰克林路（Franklin Street）。对于我们这些目迷五色的人来说，北卡州是一个令人觉得乏善可陈的地方。所以，除了相关的研究与旅行之外，写作成为了我打发时间的一个重要方式。
　　长期写关于学术的东西，脑子会坏掉，特别是还有更加枯燥的英文写作。所以，“读钱记”也是我学术写作之余的另一种调剂。在写作“读钱记”的一路，也见证了妻子的陪伴。她总为我找到新史料、新线索而高兴，也为我在简陋的“书斋”里写完每一篇文章而欢欣鼓舞。
　　因为有了这样温暖的陪伴，所以在美国的这些岁月里，并不觉得太枯燥。相反，在客居Sunstone公寓的日常生活里，还有不少值得回忆的温馨片段。
　　将专栏整理成书，也是妻子在美国时的建议。她认为，应该将我这童年的记忆，留给我们女儿这一代人。对于中国社会的人文滑坡问题，我们有着同样的隐忧，只是她比我要更加担忧下一代人的人文素养。她认为，女儿那一代人恐怕真的是生活在“读屏”时代了，“读钱”这种沉浸在历史当中的人文情趣，到了我们下一代的童年或许已经成为了奢望。
　　所以，妻子希望《读钱记》能够整理出版，为女儿那一代人了解中国历史与民族提供一册入门的基础读物。
　　感谢上海书店出版社的杨柏伟先生，是你的信任与督促，让《读钱记》能够看起来更像一本书的模样。
　　三
　　最后，感谢一切有机缘读到这本书的朋友们。
　　从一枚枚的古钱来反观中国历史的五千年变局与民族大融合，这样的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开栏之后我才知道，自己自不量力，找硬骨头啃，明知自己才疏学浅，还要耍弄这样的大鼎。
　　只是后来没有想到的是，“读钱记”开栏后，反响极好，不但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同步连载，而且还在全国几百种专栏中脱颖而出，斩获了中国专栏最高奖——“全国年度优秀副刊专栏”奖，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获奖被敝所艾素珍教授收入进了《中国科学技术史2014年纪事》。
　　此外，我的几位师友如著名历史学家谭继和老人、民族博物馆郑茜副馆长、文物鉴定家贾文忠先生、四川华西医院廖志林先生、香港科技大学刘剑梅教授、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郑茜女士、美国纽约华人电视台主播朱甜女士、湖北省纪委宣传处处长金颂先生、香港浸会大学黄蕉风博士以及杨攀、陶立早、陈澜与王琨等武大的博士同窗，也时常在微博、微信上转载、评论“读钱记”里一篇篇的文章，使我深受鼓舞。
　　记得刚到美国时，在合作导师魏若冰（Robin Visser）教授的府上幸遇亚洲学系前系主任乐钢教授，他是国际知名的中国民族学者。当我提到“读钱记”这个专栏时，乐钢教授表示出了很大的兴趣。而上海书店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杨柏伟先生与台湾知名出版人蔡登山先生、总经理宋政坤先生与责任编辑杜国维先生在读过这些小文章之后，拍板决定将这些文章结集，并在大陆、台湾同时出版发行，这些都是我当时始料不及的。
　　2015年，我将“读钱记”部分章节选登在自己的Facebook主页上，受到了耶鲁大学东亚系主任孙康宜教授、台湾中央大学孙玫教授、台湾中山大学王瑷玲教授、美国新泽西学院米佳燕教授等知名学者的关注与好评，孙康宜老师为每篇文章都写了点评语，实在使我相当感动。国内知名微信平台“历史大学堂”的编辑欧阳先生则将整个专栏进行了转载，关注度喜人，总阅读量竟超过百万次。“读钱记”在自媒体当道的时代竟然可以有这样不错的反响，这在文史哲知识普遍低迷的当下，非常令人振奋。
　　当然，也有不少批评的声音，甚至有些声音还很尖锐、猛烈。在一个电子媒介为先导的“大数据”时代里，这种谈论历史而无关风月的文字，并不会让所有的人都感兴趣。但无论是批评还是支持，都是我创作的动力，我真心地向诸位致谢。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本书即将写完的2014年夏天，家乡《东楚晚报》的刘会刚先生邀请我，将“读钱记”放到《东楚晚报》上转载。我欣然同意。二十年前一位老者指导一个孩童在黄石的读书记忆，竟最终还是以文字的形式从北京回到了家乡，接受乡梓贤达们的检阅与考察，这是往复轮回的缘分，也是不期而遇的荣幸。
　　海波先生魂归道山已两年有余，昔日的黄石文物公司也成了今日的一家大型商场旁的停车场，物非人非，沧海桑田。但我相信，一代代读书人的求知精神会一直延续，叩问历史、研读经典的朗朗书声，也会生生不息。
　　（韩晗：《读钱记》，台北独立作家出版公司2015年版，简体中文版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