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十年前，我还觉得小写诗会死，现在看来荒谬了。把写作等同于生命，就是没有真正理解诗歌对生命的建树——大到让世界有所改观，小到让个体灵魂小同于众生的质地，但它不是生命本身。不过要承认，只要你是一个诗人，命运就开始把你推向一种境地——出神、焦灼、介入、悲伤。因为诗人必备的前瞻性、悲剧性和建构新世界的愿望，诗人永远是一个内心强大的失败者。
　　有一种情况令人尴尬，关于生活和诗歌的关系。当生活处于尖锐和小投降状态，诗歌就会引领灵魂走向迎风流泪的塔顶，瞭望到“人之所以为人”所带来的悲壮。而当生活平和下来，可以淡然于物事，诗歌也跟着走向平缓，这个时候厉害的写作者会来到“静水流深处”，静等物事的降临。所谓静水流深，实际上还是悲伤，湖水深深的墨绿色悲伤。如果不是宗教修为使你平和，如果不是地域使你成为地域特征的写作，比如我承认生活于阿拉善的人，生活于高原地带的人，他们的写作天性本就是平和淡然——如果小是这种情况，那么，一个诗人他专注于生活，生活会拔去他敏锐的触角。如何让生活成为“不写作的诗篇”
　　所谓“不写作的诗篇”，就是我们乐于提到的“诗意地栖居”，日常即诗，尽管这有点自欺欺人。但相比于欲火焚身的写作导致生活的癫狂，我从来不希望“生活不幸诗家幸”，诗歌不是我活在这个世界的使命，狂热会焚毁诗人和诗歌。
　　以上不是我近几年写作数量锐减的唯一缘由。我还有一个理由，当写作只是小断增加数量，而非对已有的“杰作’夕的超越，那么，它会使我倦怠，因为没有新鲜的挑衅，写起来小得劲。
　　有一种状况很有趣，很多诗人对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持隔夜批判反省的态度，他们基本都会“悔少作”，对自己的作品永不满意。我却不。我对每个阶段的写作是满意的，甚至經常意外惊奇于已经产生的作品，觉得过去很多时候真是天赐良笔。
　　每个阶段有其生存和写作的不同背景，作为一个写了三十年诗歌的作者，到现在我已经很难写出坏诗，但写庸诗是可能的。如果你拥有发现能力，发现自己正在写平庸之诗，拜托，赶紧收手，玩儿去吧。或者去干点别的什么，比如，女诗人们干脆都去画画得了。
　　这就要谈到自知和竹制。诗歌从不以量取胜，一天写十首二十首，全是开水兑糖浆的小感小悟，然后和盘托出，你好意思浪费读者的时间？“写”是一件简单的事。我小想让它如此简单。功利主义和技术主义把我们托付给一台又一台机器，我们完全被速度所左右，无时无刻不处于批量复制状态，处于燃烧焦灼状态，包括阅读的躁动。我要阻止滑动的轮子，阻止被速度忽略的惯性。所以我现在只在特别有欲望的好时机，一个月写个三两首，前提是这三两首看起来都比较满意。我是说，对于诗歌我们可以做到尊重，而不是抛一地杂碎。还有，别那么紧张，别为了进诗歌史到处刷脸，要清楚诗歌这寂寞田地，植杖耘籽都是一个人的事儿。
　　如果小是为了写这篇创作谈，我已经很久没有如此正儿八经地思考了。我们总是想太多，不如去做。如果做不了，那么，就去把生活补回来。有人问我，你还写诗吗？当然，写诗是一辈子的事情。2012年，我曾在一篇创作谈里说了一句话：“写了这么多年了，就只剩下与自己较劲。”时过几年的今天，我的想法改变了，为什么要与自己较劲？
　　我对自己的来历和去处从来清晰。我的写作分为四个阶段：1994年以前；1994-2008年十五年；2008-2012年五年；2012年以后。
　　1994年以前，我对神性的向往和敬仰使我迷执。第一本集子《缺席》就是崇尚神性和死亡的作品。同时，诗歌因为完成了在那个阶段对神性和美的追寻，而使我停了下来。
　　随后长达十五年则是另一个向度，它朝向“人”本身以及对“人性”“此在”的关心，并将智性和理性视为诗歌的要素，尽管理性令诗歌怀疑。在转向对“人”和“人性”的关注中，我迎来了现实生活形而下残酷的打击和与精神生活形而上的相互锻打。
　　1996年至2000年是诗坛烽烟四起最热闹的四年，也是我最孤寂的四年，其间我停笔两年。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远离风暴中心，我在安静里的思考显得放松而纯粹，“抛弃”于我更能轻易做到。我在内部分辨声音，迅速分离和整合，这种隐秘的快乐，一直伴随我在诗歌写作缺席的几年里。
　　2008年以后，我重新认识修辞，重新看待事物与词语的关系。在词语里我已经取得游刃有余之地，我需要重新确立事物在语言里的位置。我叮嘱自己，要对人间百相不离弃不回避，对众生永存渴念和亲热，并能体己体人，还原人的艰辛苦痛，和对美好人性的追求和热爱，小在上面以文字的暴力进行践踏和辱没。
　　2012年以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剧变，对事物的看法随之改变，写作来到陈述的本质。2017年以来，我只写了30首诗。我发现我活了下来。当我确信我是在不断清理，并从貌似隆重的盛宴中离席，在一阵微醺中站稳脚跟，仰天呼出一口浊气时，当我沿着小径来到湖畔，我确信这两个词对于写作的意义：简单、疏朗。于是我在心里说：“很庆幸，我要成为它了。”
　　我只能说，我更加清楚我要什么和不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