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3月22日，北京德胜门外山西会馆，20多家票号驻京掌柜汇聚一堂，就成立“晋省汇业银行”展开讨论。
　　从传统票号到现代银行，这是历史性跃迁。
　　会议发起者是61岁的蔚丰厚票号北京经理李宏龄，掌柜们很快取得共识：每家凑三五万两白银，总股本500万两，由著名企业家渠本翘任总经理。
　　可消息传到山西，蔚丰厚总号大掌柜毛鸿瀚断然否决，从而“断送了整个山西票号业前途”，毛鸿瀚被认为是守旧、愚昧和狭隘的“代表”。
　　也许，忠与奸、智与愚的叙事充满美感，令人回肠荡气，让我们忽略了：晋商之败很可能是一场难挣脱的宿命，在他们骨子中，早已植入自毁程序。

谁都想离“老虎”远一点

　　20世纪初，山西票号风雨飘摇。
　　一是外国银行竞争，另一是各地钱庄纷起。以天津对上海棉纱款项为例，每年1000万两，50%走外国银行，30%走其他钱庄，山西票号仅剩20%。
　　幸好，1900年庚子之变，慈禧太后仓皇逃往西安，山西票号半天内便捐出10万两白银，深得嘉许，此后官款多由晋商经营，1906年，汇兑公款总额已达2250余万两，户部三分之一款项皆在手中，连庚子赔款亦交晋商办理，王公大臣纷纷把私人钱物存入票号。此时最大的30家票号总资产至少达到1.5亿两白银。
　　1903年，袁世凯请山西票庄入股天津官银号，遭拒。1904年，清政府试办户部银行，再请山西票号入股，又被拒。1908年，清廷推出《银行通行则例》，规定今后金融从业者必须验资注册，按章运作，否则取缔经营资格。这，显然有“罚酒”的意味，晋商们再不跟上，有封门之虞。
　　在京山西票号的经理们万分焦急，而李宏龄最为积极，一是蔚丰厚实力最强，二是他从业已40年，甲午之战、庚子事变时，各票号损失惨重，唯李宏龄业绩反增，这使他在行内享有美誉。在当时情境下，李宏龄是推动票号改革最合适的人选。
　　与北京的热闹相反，山西的股东们一片狐疑。
　　晋商做大源于清廷扶持，明清易代间，晋商走私通道是清军资源供给重要渠道，顺治入关后，山西范家被封为“皇商”，最盛时受赐二品官服。
　　清代国家货币是铜钱，但中国历代缺铜，清廷命范家赴日购铜，一度承担全部进口额的50%。乾隆时，日本铜矿枯竭，严限出口，中间商惨赔，可范家不能不做，还不能提价，结果欠了清政府300多万两白银。失去利用价值的范家被查抄，四代兢兢业业，下场如此，怎不令晋商寒心？
　　范家并非个案，贩茶至俄罗斯是晋商传统的垄断业务，有“一条舌头吃穿刚够，两条舌头挣钱有数，三条舌头挣钱无数”之说，即懂汉语、蒙语和俄语的商人最受欢迎，1843年，此项生意规模已达五六百万两白银。
　　1905年，西伯利亚铁路贯通，俄商赴福建买茶，经海路直运海参崴，成本大降，晋商亦申请走海路，却被清政府拒绝。中小茶商只能用赊销拓展市场，遭不法俄商拖欠，晋商多方投诉，清政府却拒绝受理，恰克图商号从全盛时的140多家，下滑到只剩20多家。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清政府的谋划，自然会充满警惕。

有狼血才能在狼群中活下来

　　但，晋商做大，是专制环境下逆淘汰的结果，晋商的脉管里早已注入“狼血”。
　　朝廷信任晋商，因为他们与徽商、浙商不同，家族观念淡漠，子女、亲戚不在企业中任职，对皇权威胁最小。可不靠血缘，晋商只能靠“东（家）掌（柜）模式”来管理。
　　“东掌模式”便于吸纳资本，提高员工积极性，实现产权、管理权分离。可问题是，专制主义环境下产权从来不明晰，东家权利缺乏法律保障，无法有效对抗分裂、贪污、盗版等问题。
　　为强化凝聚力，晋商运作近乎黑社会化。比如只招山西人，入职需有人担保，高度重视员工培训，学徒期间无工资，人身自由受限，管理者甚至通过灌醉来考察属下忠诚度，经过三年半囚禁生活，入职后还要忍受等级森严的压迫。可即使如此，内部纷争依然激烈，因为晋商始终无法像徽商、浙商那样，通过血缘关系自动形成绝对中心、绝对权威。
　　“东掌模式”的短板，在票号之祖“日昇昌”中便有体现，该号是李箴视独资，大掌柜雷履泰与二掌柜毛鸿翙不合。一日雷履泰重病，毛鸿翙劝李箴视：“不如让他回家静养。”李以为是好意，果然劝雷。几天后，李去探望，看雷案头上有一摞给日昇昌各分号的书信，命令迅速停业撤回。
　　
　　清代第一家山西票号日昇昌遗址。
　　李箴视大吃一惊，雷履泰说：字号是你东家的，但分号是我安排的，让他们撤回来向你做个交代，我好从此告退。
　　李箴视忙给雷下跪，求他收回决定。雷履泰问：让我回家养病，是不是毛鸿翙的主意？李只好承认。以后李给毛鸿翙送来一桌酒席、50两白银，毛鸿翙明白了东家的选择，转投竞争对手门下。
　　东家怕掌柜，掌柜也怕东家，掌柜之间互相害怕，形成了管理上的“卡特尔化结构”，没有权力中心，谁拍板都做不了主，使变革难以推动。
　　从中获取最大好处的是清廷，因为商人们更听话了。

一路正确地走向毁灭

　　李宏龄看到，传统票号利率高于10%，而现代银行利率一般只有4%。由于效率太低，票号拒接500两以下生意，只能靠高回扣争取公款业务，可外国银行也开始给回扣了。李宏龄认为，不出几年，传统票号将遭灭顶之灾。
　　可毛鸿瀚知道，票号看上去架子虽大，可权力不集中，变动过大，很可能整体崩溃。麻烦的是，分号经理犹如诸侯，大掌柜只能遥控，如果放任这样的以下凌上，将来如何掌控局面？
　　所以，毛鸿瀚冷冷地说：银行之议，不过是李宏龄想借机发财，以后这种电报不必再商量，直接扔掉。
　　这个回答大出李宏龄意外，如“冷水浇背”。说不动大掌柜，只好找蔚丰厚的东家侯家，他没意识到，此为晋商大忌（除大掌柜外，分号掌柜不能直接见东家，以防出现第二个毛鸿翙），所以侯家直接将李宏龄轰了出去。
　　每个环节都做了“正确”的事，可结果却是悲剧。
　　不出李宏龄所料，三年后（1911年），晋商公款业务下降到530万两白银，不足盛期四分之一，局面已无法支撑。
　　1912年，晋商重提组建银行，这一次毛鸿瀚成了积极分子，但亏空太多，未被批准，1914年，国务总理熊希龄允诺政府助力，可不久内阁倒台，票号再失机会。
　　李宏龄晚年回到故乡，靠一间小店铺维生，1918年撒手人寰，第二年，渠本翘亦辞世。1915年，蔚丰厚终于建立了银行，但始终无法盈利，苦撑7年后，1921年倒闭。在历史的大变局面前，所有人都输了。
　　回首1908年，真是一次机会吗？而建成了银行，晋商就能撑下去？
　　其实，专制主义犹如病毒，它深入骨髓，融于血脉，改变了每个人、每个细节，只要基因不除，就算有了变革的意识，也往往难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