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有这样一句话：“人是经济理性的。”也就是说，在经济活动中，人们的言行会表现出契合“经济常理”的状态来，不会违反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定、规则和规律。人类的经济活动千姿百态，但归结起来，无非是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如农民种粮食盼个好收成，商人做生意期待有赚头等。因此，所谓“经济常理”，具体化就是“收益要大于成本”或称“净收益”一类的计算和计较。主流经济学认为，只要是人，就有这样的理性，古往今来，东方西域，概莫能外。具有这样理性的人，经济学称其为“经济人”。
　　湖南人，从通常的意义讲，既是地理概念，又是文化概念。当我们说起“湖南人”时，一方面，是指出生于湖南或长期在这个区域之内生活的人，这是“湖南人”的地域属性;另一方面，是指由于湖南地理、社会、历史、民族和习俗等，塑造出来具有特殊性情的这样一类人，这是“湖南人”的文化属性。我們在此谈到的“湖南人”，显然是偏重于性情的，其中“湖南”一词不只是表示地理区域，更是附加上了文化的内涵。或许这样说更简明、贴切，“湖南人”是湖南文化的产物。
　　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湖南人当然是“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具有“收益要大于成本”的经济理性。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一点，湖南人便不过是天底下所有“经济人”中的一部分而已，不会有什么新鲜出奇的地方。然而，“湖南人”既然是本地文化的产物，基于湖南文化不同于他乡文化，更有别于异国传统和价值观，那么，带着湖南地域文化的“经济人”一定有所不同，他们肯定能够从一般的“经济人”群体中分离出来。就此而言，“湖南经济人”是存在的，将其独立化出来进行讨论，有历史和现实的基础。这样一来，我们引发了一个蛮大的问题：和一般的“经济人”相比，“湖南经济人”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呢？
　　经济学理论中的“经济人”，很明显，主要是从人的动机角度来定义的。它告诉我们，在经济活动中，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会有“收益要大于成本”的动机。但是，这种动机能不能最终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净收益”，转变为多大的“净收益”，那是不确定的。换句话说，光有动机，并不意味就一定有动机指向的结果，“净收益”从动机到实现，还存在一个“经济人”需要去作为的过程——“经济人”的动机重要，作为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正因为如此，不同文化底色的“经济人”，一定会有不同的作为，这便使得“湖南经济人”有了不同于一般“经济人”的特殊之处。自然，我们也就有了文章可做。

二

　　湖南文化塑造出来的湖南人的性情，显然不会单一，但“霸蛮”的特点是突出的，得到了各方较为普遍的认同。“霸蛮”大致可以解释为一种人的意志，即不顾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限制，不遵循于常理，不在乎成事与否，还不计后果而执拗采取行动的意志。从不少湖南人“霸蛮”的故事看，这个词语是褒是贬，不仅取决于故事正面或负面的结局，还取决于讲故事人的情感倾向。由于“霸蛮”体现了横竖都无畏的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气度，就精神和气度本身，它是受到肯定的。相当多的湖南人都认为“霸蛮”是优秀性情，引以为傲。
　　我们知道，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奔着“收益大于成本”的“净收益”目标去的。“净收益”是从何而来的呢？回答是“经济人”创造出来的。追问一句，“经济人”又是如何创造“净收益”的呢？回答是创新。颇有意味的在于，经济学的理论、流派和观点林林总总，对诸多经济问题争议不休，在这一问题上却有着高度的一致。
　　当湖南人秉持“霸蛮”的性情来从事经济活动，向着“净收益”的目标进军时，会是如何的局势呢？他们会有“创造”和“创新”一类的作为么？不无遗憾，实践观察表明，“霸蛮”这种性情，不是优势的经济行为的意志基础，它仅仅在极为特殊的情形下可能会有某种经济意义上的“作为”而已。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活动是诸多参与者比产品、服务、技术及商业模式的竞争，与时俱进者方可立于不败之地。源起于“霸蛮”的意志力，由于它“不屈从于常理”，人们的经济行为大多会沿着两个极端方向展开：要么不顾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定、规则和规律，固执盲目地去进行所谓的“创造”和“创新”，即使屡战屡败，依旧我行我素;要么一成不变地坚守既有的产品、服务、技术及商业模式，故步自封，抱残守缺。不论何种行为走向，很清楚，它们都和“净收益”的经济活动目标相去甚远。湖南人的“霸蛮”性情是无法转化为“经济人”合理行为的。从根本上讲，“霸蛮”性情与“经济人”的理性是相悖的。如果说，“湖南经济人”硬要拿“霸蛮”的性情来搞经济活动，恐怕是只有败多胜少的结果。
　　“霸蛮”当然也不是完全一无是处。经济活动有时是市场中争时间、夺空间和比耐力的竞赛，当各种条件错综复杂、掣肘严苛时，如果某些“经济人”具有强大的意志力，敢于捅破关隘，赢得时间和空间，便可先声夺人，争抢到“净收益”。湖南人的“霸蛮”，正好是产生这种非凡意志力的厚实土壤，它赋予了“湖南经济人”独有的市场竞争中夺取“净收益”的一件利器，非其他“经济人”可以比肩并论。在这里，“霸蛮”是近似于创造，还等效于创新的，因为它有着获取“净收益”的功效。不过，从实践来看，这样的情况实在太少，由“霸蛮”抢得“净收益”的故事寥寥无几。有几分可悲的是，这少之又少的案例竟不时被人们夸大，“霸蛮”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被莫名其妙地抬举到了一定的高度。
　　既然“霸蛮”性情在经济活动中会是如此的“作为”，我们就不得不说，湖南人要搞经济，还是少点“霸蛮”为好，最好是不要“霸蛮”。

三

　　和“霸蛮”相对应的反义词叫“灵泛”。湖南人日常用“灵泛”表达的意思，是指人很聪明、灵活、会平衡四面八方利益、会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等。基于我们对“霸蛮”的理解来认知“灵泛”，它主要是指符合常理，不认死理，不“一根筋”地简单、蛮横和粗暴处理事情。有意思的是，湖南人中并不只有“霸蛮者”，也有“灵泛人”，而且是活跃在经济生活中的“灵泛人”。
　　例如，当我们说湖南的常德人会做生意，并尝试去挖掘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时，“灵泛”这个词很容易浮现出来。这里的暗喻是，“灵泛”性情有助于“经济人”对“净收益”目标的追求，常德人的“灵泛”一经运动起来，作用于经济活动之中，必定会赢得“收益大于成本”的那个余额，这就是“会做生意”的内涵。可见，与“霸蛮”完全不同，“灵泛”和“经济人”的理性及理性下的目标高度一致，是值得湖南人在经济活动中大加提倡，并且下意识去塑造和培植的性情。
　　然而，就现实格局论，“灵泛”不是湖南人的主性情，“霸蛮”才是。在充满着“霸蛮”性情的世界里，要让“灵泛”的人多起来，多到一半，再超过一半，最后成为主流的性情，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况且，文化的存续，性情的固有，是许多代人传承和演变的结果，眼前“霸蛮”的现实，自然有它存在的理由。尽管说，在经济活动中，“霸蛮”难以合拍“经济人”的理性，难以支持“湖南经济人”去实现更多、更大的“净收益”的目标，但它在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里，特别是在需要人的强大意志力去作为的一些社会历史关键事项上，仍然有其神奇取胜的一面，仍然闪耀出熠熠的光辉。
　　结论就是，在经济活动中，湖南人需要学得“灵泛”点，少点“霸蛮”。但“霸蛮”并非没有存在的价值，不必全然毁弃。泼水不要将孩子一起泼掉，这是超越经济学的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