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摘要：《学记》作为儒家经典——《礼记》中较为重要的篇目，主要论述了教学的精神与方法。然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界掀起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矛头直指孔孟之道，影响深远，以致人们往往产生这样一种误解：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思想文化是全盘否定的。实际上，在接受过新思想的民国杰出学人中，也有人继承了儒家思想的精华，例如陈寅恪的一些教育思想与《学记》的精神内核颇有共通之处。探讨陈寅恪与《学记》的思想联系，不仅可以丰富陈寅恪的相关研究，还可佐证新文化运动并不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更能启发人们在当下如何积极利用《学记》中蕴含的思想价值。
关键词：《学记》 陈寅恪 继承与反思
《学记》在论述教学精神与方法的时候，先明确教与学的意义，再论证教与学的方法，最后进一步说明尊师的必要性与学习的必要性。不难看出，《學记》论述的核心内容是教与学的方法与重要性。无独有偶，陈寅恪先生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和《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这两篇文章中，分别涉及了教与学的方法、意义：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里，陈寅恪先生以“对对子”作为国文考试试题的用意，是《学记》中“大学之道”的深刻体现；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里，先生倡导的“学术独立之精神”，与《学记》中“尊师重教”的传统不谋而合。此外，陈寅恪先生熟悉经书，也是广为人知的：“寅恪先生对礼记的看法：他说礼记是儒家杂凑之书，但包含儒家最精辟的理论……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是最精彩的作品。”i因此，陈寅恪先生的教育思想与《学记》的联系仍然较为密切，我们可以从先生的这两篇文章中窥得先生与《学记》在思想内涵上的共通之处。
一.“大学之道”与“对对子”
陈寅恪为1932年清华大学新生入学考试的国文试题出了一道对对子的题目——“孙行者”，有考生（后被证实为周祖谟先生）当时以“胡适之”作答，引起关注，遂传为一段佳话。但佳话的背后，还蕴藏着陈寅恪的一番良苦用心：拟这样一道看似趣味有余而严肃不足的试题，实际上是陈寅恪出于考察语用、语藏和思想条理的目的。而这些目的与《学记》中“离经”、“博习”、“知类通达”的学习技能要求相契合。此外，陈寅恪看到有比自己所拟答案更好的佳对，并非失落嫉妒而是发自内心的赞叹惜才，也是《学记》中“知困”精神的体现。“大学之道”并不仅仅只在《大学》篇中有所涉及，在《学记》篇里也有阐述，这些教与学的方法与精神其实也是“大学之道”的一部分，故而“对对子”所呈现的是《学记》中的“大学之道”。
首先来看“大学之道”与“对对子”二者在学习要求上的契合。《学记》中有这样一段话直接用到了“大学之道”：
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ii
这段有关“大学之道”的内容，主要讲述学习的技能要求与相应的精神要求。在《学记》的学习要求中，每经过一段时间都有不同的学习技能要求：“离经”、“敬业”、“博习”、“论学”、“知类通达”。后半部分的“辨志”、“乐群”、“亲师”、“取友”、“强立而不反”等，是对“离经”等技能性要求的进一步延伸，属于各自阶段精神层次的要求，不仅仅是单纯的学习技能。而陈寅恪在“对对子”中涉及到的，主要是技能性要求，还未明确作精神性的延伸，故在此着重讨论二者在学习技能要求上的共通性。相比较而言，“敬业”，即专心学业，既属于技能性要求也属于精神性的要求，而“离经”、“博习”、“论学”、“知类通达”更偏重技能性。这四点技能性的要求，已蕴含在“对对子”这一考察方法中，且看陈寅恪的关于为何以对对子作为国文试题的解释：
所对不逾十字，已能表现中国语文特性之多方面……兹略分四条，说明于下。
（甲）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
……
（乙）对于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
……
（丙）对于可以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
……
（丁）对子可以测验思想调理。iii
检验应试者是否具备什么内容，其实就是要求应试者应该掌握哪些内容。在对对子中，准则之一便是在词性上实对实、虚对虚，音调上平仄相对，那么要对好对子，首先要知道虚实词与音调的平仄，先生的前两条缘由是借对对子要求考生掌握虚实字的区分应用与平仄声的区分，领悟汉语的语言法则。而“离经”，即句读的能力，其先决条件也是先明汉语的语言法则，通晓词性与声调，才有可能做好句读的工作。因此，陈寅恪通过对对子提出的考生技能要求，与《学记》中“离经”的要求相一致。对子若要对得好，只是符合文法还不行，还需文采斐然。文采斐然的根基是博览群书与活灵活用，陈寅恪借对对子对考生提出的技能要求也包括博览群书与活灵活用，即第三条缘由“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学记》中的“博学”，正是博览群书，广博学习之意。“博学”好理解，其实饱含“拥有独立见解”之意的“论学”也隐含在对对子中：博览群书之后，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才能活灵活用。故“论学”是活用的前提与基础，“论学”的技能要求，也被陈寅恪与《学记》提出。最后，统筹整个“对对子”思维过程的，是清晰的逻辑与思路。这不仅因为积累的知识需要清晰的思路才能被融会贯通地使用，还由于活用等技能的习得有赖于清晰逻辑思维指导下的触类旁通。《学记》中的“知类通达”，实则触类旁通以达进一步的广博而独立之意，陈寅恪通过对对子提出思想调理清晰的要求，内在联系上与“博学”、“论学”、“知类通达”相通。因此，陈寅恪对学生提出的技能要求，与《学记》提出的技能要求有异曲同工之妙：通过对对子所考查的能力，也是贯彻“大学之道”的前提能力与功底。
在对对子及其后续事件中，陈寅恪不仅在对考生的技能要求上与《学记》有相似之处，还在个人的精神操守上与《学记》有共通之处。“胡适之”并非陈寅恪一开始拟的答案，据陈寅恪门下弟子卞慧新的回忆，陈寅恪原先拟的答案为“王引之”：“惟陈寅老当年确有一标准答案，乃‘王引之’而非‘祖冲之’。”iv当陈寅恪发现有考生拟得更好的答案“胡适之”时，首先是发自内心地表示惊叹：“陈寅恪先生见此对句，亦为之叹服，还说，有这三个字，入清华哪个系全行。”v陈寅恪没有因后辈对自己的超越而有不满情绪，而是实事求是地表示极高的赞赏，嘉许惜才之情溢于言表。周祖谟的答案受到陈寅恪的赞赏，陈寅恪对待的学问的态度也值得我们思考：当我们发现自己有所不足、在某些地方被人超过，尤其是学生反超时，陈寅恪能够事实求是地谦逊处之，我们能谦逊求知地处理得当吗？《学记》中关于这种情况，有如下记载： 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乎！vi
按照《学记》的观点，教与学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会发现自身的不足，这种发现的过程很有可能来自学生对教师的某种超越。因此，《学记》中提倡我们做出的选择是“知困自强”，即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虚心反思，才能在学识上更为扎实。在这一点上，陈寅恪也做出了同样的举动——迅速的认识到学生的超越然后虚心地接受，在此基础上，反思、自强才有可能继续下去，从而达到严谨治学的境界。陈寅恪通过自身的微小言行践行了“知困”精神，直面学生在某些方面对自己的超越，实际上是对“教学相长”的深刻认知与认同。“大学之道”不仅仅针对学生，同样也适用于教师，因为学习是终身的过程，所以“知困”也应当包含在广义的“大学之道”中。管中窥豹，陈寅恪的“知困”也是他对“大学之道”有所继承的侧面证明。
二.“尊师重教”与“学术独立之精神”
上文论述了陈寅恪的一些教与学的方法同《学记》的“大学之道”有所联系，其实他的治学精神与《学记》中“尊师重教”的传统渊源颇深。陈寅恪倡导的“学术独立之精神”在他的许多著作和文章中都有体现，但集中呈现于《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故以此为切入点来探讨陈寅恪的治学精神与《学记》的联系。
陈寅恪在此篇中谈学术独立，已有学者做出了梳理：“此文实涉及到国家、大学、学者三个层面。”vii在国家层面上，陈寅恪主要提出了各国的文化有所迥异，各国学科的研究应该有所不同的观点，因此本国的学问应该有其独立性：
西洋文学、哲学、艺术、历史等，苟输入传达，不失其真，即为难能可贵，遑问其有所创获？……至于本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史等，疑若可以几于独立者，察其实际，亦复不然。……殊不知外国大学之治其国文者，趋向于有异于是也。viii
为什么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学术独立，主要花篇幅论述的是国家民族的学术独立呢？不仅仅是因为一国学术有一国学士之特殊，还与当时的社会情况有关。回到当时的特殊背景，那时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清华原是因庚子赔款而创建的留美预备学校，庚子赔款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制度上，清华学校主要由外交部领导……经济上，清华学校主要经费来自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由美国人主导的管理委员会管理。人事上，清华因为要借助美国教员的资源和人脉往美国派遣留学生……”ix在这个特殊的背景下，做学术、教学生势必会受到国外政治力量的干扰，以致本国的学术无法实现自立。关于外部力量对于教学的干扰问题，《学记》表达在其“尊师”的精神传统中：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x
从这段记载中不难看出，即使在古代拥有最高权力的天子，也要对老师与学问礼让有加，元人陈澔注的《礼记集说》是这样解释“无面北”的：“无面北，不处以臣之位也。”xi这与前面的“则弗臣也”是一个意思，如此着重强调不以君臣之礼约束老师，也是为了表明对老师的尊崇。换而言之，拥有最高权力者应对老师表示特殊的优待与尊崇，更不用说旁的力量了。在陈寅恪所处的时代外来力量对教学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干扰，已没有做到尊师，尊师的精神已经收到了破坏，这个时候“学术独立”与“尊师重教”在精神内涵上达成了统一。因此，陈寅恪在特殊背景下提出国家民族的学术独立，与《学记》“尊师”的精神传统有关。
关于大学与学者的独立层面上，陈寅恪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中所着笔墨不多，可能是因为在當时民族的学术独立要更为重要。但是结合具体背景提出的民族的学术独立，依然与《学记》“尊师重教”精神密不可分。
三.当下的反思与启迪
探讨陈寅恪与《学记》思想上的联系与继承，不仅仅是丰富关于陈寅恪思想的研究，也可用来佐证新文化运动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陈寅恪对《学记》的继承，来思考我们可以从《学记》中获得哪些当代教学的启示。
关于陈寅恪的教育思想，已有学者有专著论述（刘晓东，《陈寅恪 一个教育学问题》），但并未明确探讨陈寅恪与《学记》的思想内涵联系。关于新文化运动，中学历史教材一直使用“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概念，实际上这是有待定论的，因为从各方面考察，新文化运动都对传统有一定的继承。俞兆平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大思潮新论》中论证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中有古典主义思潮这一脉，这为当时文学领域的继承传统提供了有力证据；那么陈寅恪作为新思潮时期中西贯通的人才，其与《学记》在教育思想上的联系，可以为当时教育领域的继承传统提供微薄的论证。关于当代教学的启示，陈寅恪通过一道趣味性的试题对学生提出了内涵丰富的要求，这让我们注意到教育考察的趣味性与深刻性应当统一；陈寅恪推崇“教学相长”，当代教师也需注意在教学中的自我学习；陈寅恪坚持“尊师重教”与“学术独立”的传统，这不仅仅是当下学人应该思考的，而是整个社会应当关注的，这两种精神的延续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郑玄注，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15年版；
3.北京燕山出版社编：《古都艺海撷英》，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
4.陈澔注，万久富整理：《礼记集说》，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
5.刘晓东：《陈寅恪 一个教育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6.俞兆平：《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7.陈怀宇：《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疏证》，《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4期。
注 释
i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见张杰、杨艳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第5页；
ii郑玄注，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6-1427页；
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见《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53-255页；
iv白化文：《“孙行者”对以“胡适之”的始末及通信二则》，见北京燕山出版社编：《古都艺海撷英》，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80页；
v白化文：《“孙行者”对以“胡适之”的始末及通信二则》，见北京燕山出版社编：《古都艺海撷英》，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
vi郑玄注，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5页；
vii陈怀宇：《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疏证》，《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4期，第51页；
viii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见《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361-362页；
ix陈怀宇：《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疏证》，《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4期，第54页；
x郑玄注，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3页；
xi陈澔注，万久富整理：《礼记集说》，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288页。
（作者介绍：陈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试验班）2014级本科生）
关键词：《学记》 陈寅恪 继承与反思
《学记》在论述教学精神与方法的时候，先明确教与学的意义，再论证教与学的方法，最后进一步说明尊师的必要性与学习的必要性。不难看出，《學记》论述的核心内容是教与学的方法与重要性。无独有偶，陈寅恪先生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和《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这两篇文章中，分别涉及了教与学的方法、意义：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里，陈寅恪先生以“对对子”作为国文考试试题的用意，是《学记》中“大学之道”的深刻体现；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里，先生倡导的“学术独立之精神”，与《学记》中“尊师重教”的传统不谋而合。此外，陈寅恪先生熟悉经书，也是广为人知的：“寅恪先生对礼记的看法：他说礼记是儒家杂凑之书，但包含儒家最精辟的理论……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是最精彩的作品。”i因此，陈寅恪先生的教育思想与《学记》的联系仍然较为密切，我们可以从先生的这两篇文章中窥得先生与《学记》在思想内涵上的共通之处。
一.“大学之道”与“对对子”
陈寅恪为1932年清华大学新生入学考试的国文试题出了一道对对子的题目——“孙行者”，有考生（后被证实为周祖谟先生）当时以“胡适之”作答，引起关注，遂传为一段佳话。但佳话的背后，还蕴藏着陈寅恪的一番良苦用心：拟这样一道看似趣味有余而严肃不足的试题，实际上是陈寅恪出于考察语用、语藏和思想条理的目的。而这些目的与《学记》中“离经”、“博习”、“知类通达”的学习技能要求相契合。此外，陈寅恪看到有比自己所拟答案更好的佳对，并非失落嫉妒而是发自内心的赞叹惜才，也是《学记》中“知困”精神的体现。“大学之道”并不仅仅只在《大学》篇中有所涉及，在《学记》篇里也有阐述，这些教与学的方法与精神其实也是“大学之道”的一部分，故而“对对子”所呈现的是《学记》中的“大学之道”。
首先来看“大学之道”与“对对子”二者在学习要求上的契合。《学记》中有这样一段话直接用到了“大学之道”：
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ii
这段有关“大学之道”的内容，主要讲述学习的技能要求与相应的精神要求。在《学记》的学习要求中，每经过一段时间都有不同的学习技能要求：“离经”、“敬业”、“博习”、“论学”、“知类通达”。后半部分的“辨志”、“乐群”、“亲师”、“取友”、“强立而不反”等，是对“离经”等技能性要求的进一步延伸，属于各自阶段精神层次的要求，不仅仅是单纯的学习技能。而陈寅恪在“对对子”中涉及到的，主要是技能性要求，还未明确作精神性的延伸，故在此着重讨论二者在学习技能要求上的共通性。相比较而言，“敬业”，即专心学业，既属于技能性要求也属于精神性的要求，而“离经”、“博习”、“论学”、“知类通达”更偏重技能性。这四点技能性的要求，已蕴含在“对对子”这一考察方法中，且看陈寅恪的关于为何以对对子作为国文试题的解释：
所对不逾十字，已能表现中国语文特性之多方面……兹略分四条，说明于下。
（甲）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
……
（乙）对于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
……
（丙）对于可以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
……
（丁）对子可以测验思想调理。iii
检验应试者是否具备什么内容，其实就是要求应试者应该掌握哪些内容。在对对子中，准则之一便是在词性上实对实、虚对虚，音调上平仄相对，那么要对好对子，首先要知道虚实词与音调的平仄，先生的前两条缘由是借对对子要求考生掌握虚实字的区分应用与平仄声的区分，领悟汉语的语言法则。而“离经”，即句读的能力，其先决条件也是先明汉语的语言法则，通晓词性与声调，才有可能做好句读的工作。因此，陈寅恪通过对对子提出的考生技能要求，与《学记》中“离经”的要求相一致。对子若要对得好，只是符合文法还不行，还需文采斐然。文采斐然的根基是博览群书与活灵活用，陈寅恪借对对子对考生提出的技能要求也包括博览群书与活灵活用，即第三条缘由“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学记》中的“博学”，正是博览群书，广博学习之意。“博学”好理解，其实饱含“拥有独立见解”之意的“论学”也隐含在对对子中：博览群书之后，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才能活灵活用。故“论学”是活用的前提与基础，“论学”的技能要求，也被陈寅恪与《学记》提出。最后，统筹整个“对对子”思维过程的，是清晰的逻辑与思路。这不仅因为积累的知识需要清晰的思路才能被融会贯通地使用，还由于活用等技能的习得有赖于清晰逻辑思维指导下的触类旁通。《学记》中的“知类通达”，实则触类旁通以达进一步的广博而独立之意，陈寅恪通过对对子提出思想调理清晰的要求，内在联系上与“博学”、“论学”、“知类通达”相通。因此，陈寅恪对学生提出的技能要求，与《学记》提出的技能要求有异曲同工之妙：通过对对子所考查的能力，也是贯彻“大学之道”的前提能力与功底。
在对对子及其后续事件中，陈寅恪不仅在对考生的技能要求上与《学记》有相似之处，还在个人的精神操守上与《学记》有共通之处。“胡适之”并非陈寅恪一开始拟的答案，据陈寅恪门下弟子卞慧新的回忆，陈寅恪原先拟的答案为“王引之”：“惟陈寅老当年确有一标准答案，乃‘王引之’而非‘祖冲之’。”iv当陈寅恪发现有考生拟得更好的答案“胡适之”时，首先是发自内心地表示惊叹：“陈寅恪先生见此对句，亦为之叹服，还说，有这三个字，入清华哪个系全行。”v陈寅恪没有因后辈对自己的超越而有不满情绪，而是实事求是地表示极高的赞赏，嘉许惜才之情溢于言表。周祖谟的答案受到陈寅恪的赞赏，陈寅恪对待的学问的态度也值得我们思考：当我们发现自己有所不足、在某些地方被人超过，尤其是学生反超时，陈寅恪能够事实求是地谦逊处之，我们能谦逊求知地处理得当吗？《学记》中关于这种情况，有如下记载： 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乎！vi
按照《学记》的观点，教与学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会发现自身的不足，这种发现的过程很有可能来自学生对教师的某种超越。因此，《学记》中提倡我们做出的选择是“知困自强”，即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虚心反思，才能在学识上更为扎实。在这一点上，陈寅恪也做出了同样的举动——迅速的认识到学生的超越然后虚心地接受，在此基础上，反思、自强才有可能继续下去，从而达到严谨治学的境界。陈寅恪通过自身的微小言行践行了“知困”精神，直面学生在某些方面对自己的超越，实际上是对“教学相长”的深刻认知与认同。“大学之道”不仅仅针对学生，同样也适用于教师，因为学习是终身的过程，所以“知困”也应当包含在广义的“大学之道”中。管中窥豹，陈寅恪的“知困”也是他对“大学之道”有所继承的侧面证明。
二.“尊师重教”与“学术独立之精神”
上文论述了陈寅恪的一些教与学的方法同《学记》的“大学之道”有所联系，其实他的治学精神与《学记》中“尊师重教”的传统渊源颇深。陈寅恪倡导的“学术独立之精神”在他的许多著作和文章中都有体现，但集中呈现于《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故以此为切入点来探讨陈寅恪的治学精神与《学记》的联系。
陈寅恪在此篇中谈学术独立，已有学者做出了梳理：“此文实涉及到国家、大学、学者三个层面。”vii在国家层面上，陈寅恪主要提出了各国的文化有所迥异，各国学科的研究应该有所不同的观点，因此本国的学问应该有其独立性：
西洋文学、哲学、艺术、历史等，苟输入传达，不失其真，即为难能可贵，遑问其有所创获？……至于本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史等，疑若可以几于独立者，察其实际，亦复不然。……殊不知外国大学之治其国文者，趋向于有异于是也。viii
为什么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学术独立，主要花篇幅论述的是国家民族的学术独立呢？不仅仅是因为一国学术有一国学士之特殊，还与当时的社会情况有关。回到当时的特殊背景，那时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清华原是因庚子赔款而创建的留美预备学校，庚子赔款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制度上，清华学校主要由外交部领导……经济上，清华学校主要经费来自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由美国人主导的管理委员会管理。人事上，清华因为要借助美国教员的资源和人脉往美国派遣留学生……”ix在这个特殊的背景下，做学术、教学生势必会受到国外政治力量的干扰，以致本国的学术无法实现自立。关于外部力量对于教学的干扰问题，《学记》表达在其“尊师”的精神传统中：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x
从这段记载中不难看出，即使在古代拥有最高权力的天子，也要对老师与学问礼让有加，元人陈澔注的《礼记集说》是这样解释“无面北”的：“无面北，不处以臣之位也。”xi这与前面的“则弗臣也”是一个意思，如此着重强调不以君臣之礼约束老师，也是为了表明对老师的尊崇。换而言之，拥有最高权力者应对老师表示特殊的优待与尊崇，更不用说旁的力量了。在陈寅恪所处的时代外来力量对教学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干扰，已没有做到尊师，尊师的精神已经收到了破坏，这个时候“学术独立”与“尊师重教”在精神内涵上达成了统一。因此，陈寅恪在特殊背景下提出国家民族的学术独立，与《学记》“尊师”的精神传统有关。
关于大学与学者的独立层面上，陈寅恪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中所着笔墨不多，可能是因为在當时民族的学术独立要更为重要。但是结合具体背景提出的民族的学术独立，依然与《学记》“尊师重教”精神密不可分。
三.当下的反思与启迪
探讨陈寅恪与《学记》思想上的联系与继承，不仅仅是丰富关于陈寅恪思想的研究，也可用来佐证新文化运动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陈寅恪对《学记》的继承，来思考我们可以从《学记》中获得哪些当代教学的启示。
关于陈寅恪的教育思想，已有学者有专著论述（刘晓东，《陈寅恪 一个教育学问题》），但并未明确探讨陈寅恪与《学记》的思想内涵联系。关于新文化运动，中学历史教材一直使用“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概念，实际上这是有待定论的，因为从各方面考察，新文化运动都对传统有一定的继承。俞兆平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大思潮新论》中论证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中有古典主义思潮这一脉，这为当时文学领域的继承传统提供了有力证据；那么陈寅恪作为新思潮时期中西贯通的人才，其与《学记》在教育思想上的联系，可以为当时教育领域的继承传统提供微薄的论证。关于当代教学的启示，陈寅恪通过一道趣味性的试题对学生提出了内涵丰富的要求，这让我们注意到教育考察的趣味性与深刻性应当统一；陈寅恪推崇“教学相长”，当代教师也需注意在教学中的自我学习；陈寅恪坚持“尊师重教”与“学术独立”的传统，这不仅仅是当下学人应该思考的，而是整个社会应当关注的，这两种精神的延续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郑玄注，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15年版；
3.北京燕山出版社编：《古都艺海撷英》，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
4.陈澔注，万久富整理：《礼记集说》，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
5.刘晓东：《陈寅恪 一个教育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6.俞兆平：《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7.陈怀宇：《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疏证》，《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4期。
注 释
i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见张杰、杨艳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第5页；
ii郑玄注，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6-1427页；
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见《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53-255页；
iv白化文：《“孙行者”对以“胡适之”的始末及通信二则》，见北京燕山出版社编：《古都艺海撷英》，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80页；
v白化文：《“孙行者”对以“胡适之”的始末及通信二则》，见北京燕山出版社编：《古都艺海撷英》，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
vi郑玄注，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5页；
vii陈怀宇：《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疏证》，《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4期，第51页；
viii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见《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361-362页；
ix陈怀宇：《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疏证》，《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4期，第54页；
x郑玄注，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3页；
xi陈澔注，万久富整理：《礼记集说》，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288页。
（作者介绍：陈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试验班）2014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