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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什么是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战略意义何在、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特点和现状以及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政府和社会该怎么做，等等，围绕上述问题，本刊特约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
《领导文萃》：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您认为这给我们传达了什么信息？
李强：关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思想，在整个国家发展战略中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它涉及到我国社会各群体如何组合成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结构。从党的十六大以来，这个概念在中央文件中就多次提到，过去叫作扩大中等收入者，现在强调群体，用“群体”替代“者”的提法。“者”突出的是个人，群体则是强调整个社会阶层。从收入分层的角度看，我们将社会分成了三大阶层，上面的是高收入群体，居于中间位置的是中等收入群体，下面的是低收入群体。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曾推行一种平均主义战略，在收入分配上将大家的收入尽量拉平。但是后来发现，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战略，与经济发展效益是冲突的，“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做法，等于是“奖懒罚勤”，造成了劳动者积极性和经济动力的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认识到，一个社会有高、中、低收入的差异十分正常，为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和经济活力，就要“奖勤罚懒”，让大家去努力奋斗。现在经济收入分层这件事情，大家也逐渐接受了，存在的问题是上中下的比例結构不协调。我国目前是下层、中下层比例较大，中层发育明显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思想。我过去在文章中也写过橄榄型社会，也有人叫纺锤型社会，就是指社会中间部分占比例较高的社会结构。我们考察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工业革命初期大多是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造成社会冲突不断。二次大战之后，后工业社会开始萌生，国际上的发达经济体基本都形成了以中层为主体的社会，这些社会也因此进入了相对和谐稳定的发展时期。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战略，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远思考，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逐步让绝大部分中国人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以中层为主体的社会，这显然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长治久安，当然，要真正实现这个目标也还需要时间。
《领导文萃》：能否从社会学角度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中等收入群体？
李强：“中等收入群体”顾名思义，是按收入标准来区分群体界限，这样的收入分层，方法比较简单、界限清晰、易于操作，在国际上也是常用的做法。然而，由于我国地区差距极大，设定一个社会各部门都接受和满意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十分困难。因此，参照官方和学界划定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相关方法和标准，参考国际上已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国家在同等经济发展阶段的中等收入水平，以及考虑到我国地区发展不均衡、收入差距较大等现实国情的基础上，我所带领的课题组测算了多种数据，最后将人均年收入 3.5 万—12 万元（或人均可支配收入2 万—6.7 万元）这一收入区间作为现阶段评估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依据。
按照这一标准，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抽样数据测量，2013 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约3亿人，占全社会总人口的21.9%。此外，高收入群体约0.2 亿人，占全社会人口的2%，低收入群体10.3亿人，占全社会总人口的76.1%。从过去这几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速度来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每年保持约1%的增长速度。如果按照这一增速推算，预计到203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能达到大约40%。
中等收入群体突出的是用收入指标来测量分层界限，虽然收入是测量群体地位的重要指標，但是，当你深入研究这个群体以后会发现，该群体不仅仅有收入，它还会有自己的消费特征、生活方式、职业地位、教育地位等等。从这个意义上看，中等收入群体也是社会分层的一种类型，不过它更强调的是收入分层。这就涉及到了收入分层与其他分层的关系。我们知道，近来媒体上频繁见到的一个概念叫作“中产阶层”，它与中等收入群体是什么关系呢？这两个概念有联系，也有区别。中产阶层也是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指处在中间位置的社会阶层。测量中产阶层的标准，最核心的也还是经济标准，而在经济标准中，收入标准仍然居于核心位置。经济标准除了收入以外，也还包括消费状况、财产状况、住房状况等。当然，社会学的社会分层测量，自韦伯以来也比较强调多元的分层标准，至少有三大标准，即经济标准、政治权力标准和社会声望标准。我本人对中产阶层的测量比较偏重于对经济地位、职业地位和教育地位的分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职业地位是人们的首要社会地位，职业地位相对稳定，而且它本身也具有综合性。职业地位包涵了一个人在职场上的权力位置、经济收入，以及职业声望位置。正因为如此，我过去比较多地测量了中产阶层的职业地位。当然，教育地位也很重要，教育是人力资源的一种体现，教育与人自身的要素联系最为紧密。然而，用教育地位来界定中产阶层比较复杂，中产阶层一般是受过超出中等教育的高等教育，但反过来说受过高等教育的都是中产阶层，也不一定成立，所以我们就常把教育看作一个附加指标，测量中产阶层时更多地借助于经济标准和职业标准。
总之，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的测量标准有差异，两者之间显然不是完全吻合的，然而，相似度又较高，都是指处于社会分层中间位置的社会群体。
《领导文萃》：那么，在现阶段，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有什么特点？尤其是其内部结构有什么特点？
李强：中等收入群体的说法是突出强调了该群体的收入特征，如果更进一步研究这个群体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生活方式、社会态度等，还会发现该群体多方面的特征。比如，从生活水平上看，中等收入群体大体上有比较稳定的生活来源，也可以说是不被柴米油盐困扰的群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衣食无忧的群体，也可以理解成“小康群体”，在中国传统概念里也有“小康之家”的说法。该群体在主观意识形态方面拥护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政治态度比较温和，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绝大多数中国人过去都很贫穷，现在有了一定规模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老百姓开始积累一些财产，中央也提出要“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财产是老百姓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也应了那句古话：“有恒产者有恒心”，这种“有恒心”也是中等收入群体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说到中等收入群体的内部构成，我们就不得不从职业特征上来了解中等收入群体。我在过去的研究中发现，在我国大体上有五种类型的职业群体与中等收入群体比较接近。
一是专业人员，即有专业水平和专业地位的劳动者，如工程师、教师、医生、律师、会计师以及各类研究人员、专家等。对于专业人士，我们过去习惯于称之为“知识分子”。历史上，我国知识分子人数非常少，然而随着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迅速扩张。世界发达经济体的中等收入群体中，专业人员也占有较高比例，高的能够达到占全体就业者的近20%的比例。当然，我国目前该群体占比很低，也就是5%左右，所以，未来有很大的发展余地。
二是技术劳动者群体，在规范的职业分类中技术劳动者、技术人员、技术工人与上述专业人员还是有明确界限的，该群体包括各行各业的技术员，与专业群体比，技术人员的技术操作特征更突出一些。在世界发达经济体的就业人口中，技术劳动者群体比例比上述专业群体还会更高一些，一般会超过20%。我国由国家认可的有技术证书的技术人员人数的比例非常低。但实际上，在我国一线劳动场所从事有技术含量的劳动者的实际比例又是非常高的。所以，我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战略，很重要的就是要从制度设计上使得数以亿计的，实际上从事有相当技术含量的技术劳动者（包括很多农民工）真正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中来。
三是各类管理人员，一种是在党政部门工作的管理者，党政部门的大部分人即一般公务员都在中等收入层里面。广大普通公务员收入和职业地位都相当稳定，享有完善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另一种是经营型的企业管理者，除了极少数属于企业主、企业家、高层管理者，绝大多数属于企业中层或一般管理人员，他们大多属于典型的中等收入群体。
四是普通办公室职员，也叫作普通白领。这个群体与中国的产业转型有关。我国过去是制造业为主，工人和农民占大多数。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从事普通白领工作的人的比例越来越高，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各种各样的经营机构或社会组织中，发展极其迅猛。普通白领的位置没有上述管理人员高，但是，明显高于一线体力劳动者。在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的局面下，繁重体力劳动者明显减少，这种从事一般白领工作的人员还会持续增长。这个阶层里也包含一部分我曾称之为“中等边缘层”，在中等群体里地位偏低，容易落入低收入层。
五是工商经营销售者阶层，这部分人与上述企业管理者不同。企业管理者往往是在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里，而这部分人往往是小的工商户、个体户、小本经营的营销人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从事一般商业经营销售的人会越来越多，在未来中国中等收入群体里会占相当大的比例。调查中我们常常询問农民工，将来的打算和目标，大多数农民工都回答说以后做点“小买卖”，其实就是希望进入到营销群体中来，这是繁重体力劳动的替代。小资本经营者在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建设中非常重要，中国人以家庭为本位，有非常强大的家庭小资本经营的文化传承和社会基础，也是吸纳我国巨大人口就业的重要领域。
从城乡地域分布上看，我国城乡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差异很大，城市与乡村、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差异呈扩大趋势。2013年我国城镇人口中，中等收入群体约2.2亿，占城镇总人口的30.3%；农村人口中中等收入群体约0.8亿，占农村总人口的13%。而研究表明，在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在2010年就已高达41.48%。
从受教育水平、职业和行业分布上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所接受的教育水平还偏低一些，且大部分聚集在传统制造业领域，新兴产业及社会服务业领域的中等收入群体所占比重较低。
从生活方式和消费水平来看，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突出的特征是拥有住房。我国自“房改”以后，居民拥有住房的比例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拥有住房的特征也是非常突出的。拥有住房，有恒产者有恒心，也成为实现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当然，在生活方式和消费的其他方面，目前，中等收入群体还有很多不足，例如在汽车拥有率、金融财产产品、文化娱乐支出、旅游支出等方面，比率都还比较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偏低，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造成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
《领导文萃》：那么，老百姓怎样才能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呢？进入的渠道有哪些呢？
李强：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与过去10年相比，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上升。老百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渠道或机制主要有三种。
一是正规教育渠道。教育历来是社会地位筛选的主要渠道，在中国更是如此。我国最主要的教育筛选机制就是高考，自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该机制成为社会地位流动的最为正规的渠道，获得中等地位的很多体制机制都与这条主渠道接轨。如考取公务员、律师、注册会计等等，都有高等教育的要求。又如，戶籍制度与高考相配合，只要考上大城市的好大学，即使北京、上海这样的户籍控制极其严格的城市，也都可以转户口。
二是专业技术渠道。专业技术渠道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专业人员（如前所述），专业人员与上面的教育渠道是接轨的，中国专业职称、专业地位认证，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评估认证制度。另一类是技术劳动者，主体是技术工人。与专业人员的职称制度相比较，中国技术工人的评估认证制度存在一定问题。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一方面中国工业产业有了极大的增长； 而另一方面，与此形成尖锐反差的是，中国有证书的技术工人所占比例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这不仅是对于技术队伍发展的警告，也表明，通过技术进入中等地位的渠道严重受阻。原因并不是因为中国劳动者的技术水平不高，而是中国的技术工人认证和晋升体系存在严重问题。
三是市场渠道。指通过经营、运营营销运作而在市场中获取利益、进而实现地位上升。实践证明，市场的渠道应该是最接地气的渠道，是每一个老百姓最容易进入的渠道。改革开放38年以来，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是引入市场机制。中等群体最大的发展是在商品市场中发生的，即商品经营者的队伍急剧扩张，高比例的老百姓进入到中小经营者的队伍中来了，而在中小经营者中，很高比例是来自农村流入城市人口中的成功者。市场渠道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是地位上升的最重要渠道，市场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地位上升的最大机会，成为过去20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增长的主渠道。 《领导文萃》：社会上一些人已经符合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但仍感到比较焦虑，这部分人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面临哪些困难？
李强：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地位属于中间状态，本身就不稳定，特别是中等边缘层非常危险。本来过着不错生活的家庭，由于抗风险能力差，很可能因为失业、股灾等突然一下子就陷入困境。尤其是近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中等收入群體一旦失业，就会落入下层，生活水平明显下降。我们反观美国，美国传统上是一个中产社会，但其边缘部分也非常不稳定，美国社会目前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中产萎缩。中产的不稳定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一个普遍现象，而且中产地位下降后会有更强烈的“相对剥夺感”，更容易产生不满情绪。
近些年来，我国的中等群体有了一定的增长，尤其是在大城市、特大城市里，这种增长较为明显。但目前突出的问题是：中等群体中的较大部分人，仍然聚集在中等群体边缘地带，此外，还有数量巨大的就业者聚集在中等与下层之间的过渡带，这部分中等群体面临更大的风险和挑战。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现阶段的政策变量非常关键，一些政策的细微变化，就会影响这部分人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比如中等群体往往是有了一些资金积蓄，开始有了一点小资产、小资本收益，但是，一方面是资本金额较小，另一方面是经验不足，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受损失的往往是这种小资本者。再者，中国中等群体大部分居住在城市里，城市房价昂贵使得年轻一代的中等群体靠按揭买房后，生活压力极大，表面上看是居住在鲜亮的商品房社区，但生活地位十分脆弱。一旦失去工作，还不起按揭，生活立即陷入困境，连住房都要失去，结果有可能是血本无归。
而边缘中等群体中很大部分是大学毕业生。大学毕业生在进入中等群体和进一步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有两个，首先是期望与现实不对口。高校毕业生往往期望值很高，认为自己受过高等教育，希望找到较高位置的工作。但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已开始发生质的变化，高校毕业生不是对着精英职位而是对应大众职位。其次与城市规模有关。由于高校学生都愿意留在大城市，这里的职业也与他们的专业更匹配。然而，越是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对外来人口的户籍约束越明显。大学毕业生作为边缘中等群体承受巨大的生活压力：包括生活费用压力、住房压力、子女教育压力，以及社会管理体制压力等等，这中间首当其冲的是住房压力。甚至可以这样说，在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住房已经成为大学毕业生能否进入中等群体的制度障碍，所以，住房政策已经成为影响未来中国能否顺利进入橄榄型社会的重要因素。
《领导文萃》：您从我国总体社会结构来看，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较小，在收入结构的下层聚集了大量的中等收入过渡层，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中等收入过渡层和边缘层？
李强：这个说法是源于我的一篇论文，我在对处在中等群体边缘位置的社会阶层做更为细致分析的时候，发现了中等过渡层和边缘层。论文使用的是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使用国际社会经济职业地位指数方法，测量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中等群体近20%，其中大部分处于和下层接近的边缘层或过渡层。由此得出中等群体总体比例还不高，其中大部分属于中等过渡层和边缘层的结论。该研究是为了让更多人实现地位上升，进入到中等群体中来。所以，在此意义上，中等过渡层与中等边缘层的涵义相似，甚至可以互相替换。如果一定要区分两个概念的话，中等过渡层涵义更广，中等过渡层分为两种，一种是下层群体中与中层连接的群体；另一种是中层中处于边缘位置，与下层群体连接的群体。而中等边缘层指已经进入了中等群体的边缘部分。
研究中发现，中等过渡层与边缘层的具体职业类别非常复杂。我认为这类群体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以下四个群体：一是经营销售群体边缘层。该群体目前处于边缘状态的原因，往往是市场不规范所致。二是技术人员队伍的边缘层。人数和比例最多的就是这种处在中层与社会下层之间过渡位置上的群体，他们实际上从事的是有相当技术含量的工作，但是很多还处在农民工的位置上。三是普通办事员及行政人员的边缘层。这类人员很多都是大学、大专毕业生，但其福利待遇等往往不够完善，遇到了户籍、子女教育等诸多问题，不少人在大城市中受到制度排斥，处于中等边缘状态。四是服务人员边缘层。在国际上，服务人员是纳入白领职业的，也就是说是可以纳入中层或属于典型的中等边缘层。中等群体中的大部分聚集在边缘地带，从事以上四种职业的人尤其多。这类边缘中等群体的社会地位极其不稳定，亟需在就业、生活以及社会权益方面给予政策辅助。
《领导文萃》：我国目前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较小，呈现出较大的底層社会，这种社会结构给国家发展稳定和政府治理创新带来了什么影响？
李强：我国土字型的社会结构，由于其下层群体过大，而且下层与其他群体之间属于一种两极式的连接方式，因而导致社会群体之间甚至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很强的张力之中。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社会矛盾比较容易激化，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比较容易发生。
目前，中国社会运行的巨大难题就在于，土字型结构造成的社会群体之间需求差异太大，社会交换难以进行，中等阶层体面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设施，在土字型结构的下层群体看来都是奢侈的和可以利用来谋生的途径。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如秩序问题、治安问题、贫困问题、诚信问题等等，都可以从土字型结构和结构紧张上得到解释。如果想从紧张型社会进入宽松型社会，最根本的还是要完成社会结构的转型，努力提高人民的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保持社会的稳定。一方面应当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力度，普遍提升人们的社会保障水平，构建起强有力的社会安全网，增强民众社会信心，激发消费活力，提升生活品质；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领导文萃》：在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的实践中，政府和社会应该如何做？
李强：从社会学角度进行分析，我认为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过程中，我们应该重视以下七个方面。 一、产业创新，产业升级。改革开放38年来，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变成了一个制造业的大国，但是很明显，目前产业偏低端的比较多。当然，实现产业转型决不是说要放弃农业，农业也需要走上现代产业化道路。我们需要的是现代农民，现代农民完全可以是一个有科学技术的、有高水平农业技能的技术人员，也可以是一个现代的农业经营管理人员。产业创新与产业升级并不只是指工業。实际上，它是用一种新型的方式来组织生产的新型生产结构，使经济持续稳定和快速增长。
二、推进城镇化，缩小城乡差距。我国中等群体比例城市和农村相差较大，在户籍制约下的中国“城市化”仍然滞后，这是导致城乡差距较大的根本原因。我们要进一步加快城镇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央提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其实，市民化过程就是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过程。市民化就意味着，转移到城镇来的农村人口，会享受城市人口一样的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市民化也就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培育过程。在辅助市民化的努力中，应该从就业、生活、社会权益三方面着手。
三、农民工收入地位的提升。我国农民工数量巨大，他们能否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是优化社会结构的重要环节。应该为农民工创造通过技术晋升实现社会地位上升的渠道，进一步完善技术工人的技术晋级制度和保障。除此之外，政府应该帮助农民在城市里找到就业位置，提升劳动力技能和劳动力素质，帮助其迅速融入城市就业体系。目前，我国专业人员的职业晋级还有比较完善的制度保障，相比之下，技术工人的技术晋级制度体制不完善问题比较突出。而如果没有制度保障，劳动者仅凭自己的努力很难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国家一再强调“工匠精神”，全社会都应该尊敬技术工匠，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
四、调整收入分配。我们的研究发现，国民收入增值部分，我国居民收入所占比例偏低。一国人均GDP为7000—8000美元，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该水平，考察该社会结构，已经进入中产社会了。而我国同样收入水平时，却未形成中等群体社会，究其原因，发现我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偏低，初次分配中的居民所得偏少，企业所得偏多。所以，应考虑将收入分配政策更倾向于扩大居民的所得，藏富于民的政策也就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为此，中央文件也多次强调：“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五、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从近十年的数据看，英国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超过35%，美国超过了30%，但2014年我国社保支出仅占财政支出的11%。可见，与已经实现橄榄型社会的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对居民的社会保障力度不足，居民得到的社会福利保障还有待加强。国家应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制，使得社会上属于弱势群体的人得到制度的托底，不至于在遇到风险时贫困潦倒；也使得处于中等“边缘层”或者中层与下层之间“过渡层”的社会群体，不至于在经济不稳定、遇到诸种困难的情况下就一下子坠入底层。
六、教育發展。教育在社会阶层的形塑中，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高等教育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摇篮。一方面，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年轻人的高等教育结构，但另一方面，我们还没有能够构建一套完善的现代化职业结构体系，来全面接受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群体。职业结构和教育结构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被大大忽略了。我们既要推进中小城市的产业转型、产业升级，我们的教育结构也要适应现有的产业需求，使职业结构与教育结构更为契合。
七、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由于从事经营销售的这部分人的社会地位还是非常脆弱的，所以政策上应为他们创造更为稳定的生存环境。我特别赞同李克强总理近来在谈到城市经营者时所强调的小店铺和经营者的存在意义。所以，我们的城市管理者要学会培育、规范、引导小资本经营，而不要忽视小资本，更不要排斥打击小资本。小资本者、个体户、小店铺经营者自己创造了就业机会，是对全社会的巨大贡献。完成现代化转型的东亚社会的经验也证明，该群体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应该大力扶持小资本、小经营者，给他们创造宽松的就业谋生环境。在政策法规上，政府应该多多支持鼓励自谋生路的就业者。
《领导文萃》：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您认为这给我们传达了什么信息？
李强：关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思想，在整个国家发展战略中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它涉及到我国社会各群体如何组合成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结构。从党的十六大以来，这个概念在中央文件中就多次提到，过去叫作扩大中等收入者，现在强调群体，用“群体”替代“者”的提法。“者”突出的是个人，群体则是强调整个社会阶层。从收入分层的角度看，我们将社会分成了三大阶层，上面的是高收入群体，居于中间位置的是中等收入群体，下面的是低收入群体。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曾推行一种平均主义战略，在收入分配上将大家的收入尽量拉平。但是后来发现，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战略，与经济发展效益是冲突的，“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做法，等于是“奖懒罚勤”，造成了劳动者积极性和经济动力的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认识到，一个社会有高、中、低收入的差异十分正常，为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和经济活力，就要“奖勤罚懒”，让大家去努力奋斗。现在经济收入分层这件事情，大家也逐渐接受了，存在的问题是上中下的比例結构不协调。我国目前是下层、中下层比例较大，中层发育明显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思想。我过去在文章中也写过橄榄型社会，也有人叫纺锤型社会，就是指社会中间部分占比例较高的社会结构。我们考察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工业革命初期大多是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造成社会冲突不断。二次大战之后，后工业社会开始萌生，国际上的发达经济体基本都形成了以中层为主体的社会，这些社会也因此进入了相对和谐稳定的发展时期。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战略，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远思考，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逐步让绝大部分中国人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以中层为主体的社会，这显然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长治久安，当然，要真正实现这个目标也还需要时间。
《领导文萃》：能否从社会学角度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中等收入群体？
李强：“中等收入群体”顾名思义，是按收入标准来区分群体界限，这样的收入分层，方法比较简单、界限清晰、易于操作，在国际上也是常用的做法。然而，由于我国地区差距极大，设定一个社会各部门都接受和满意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十分困难。因此，参照官方和学界划定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相关方法和标准，参考国际上已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国家在同等经济发展阶段的中等收入水平，以及考虑到我国地区发展不均衡、收入差距较大等现实国情的基础上，我所带领的课题组测算了多种数据，最后将人均年收入 3.5 万—12 万元（或人均可支配收入2 万—6.7 万元）这一收入区间作为现阶段评估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依据。
按照这一标准，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抽样数据测量，2013 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约3亿人，占全社会总人口的21.9%。此外，高收入群体约0.2 亿人，占全社会人口的2%，低收入群体10.3亿人，占全社会总人口的76.1%。从过去这几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速度来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每年保持约1%的增长速度。如果按照这一增速推算，预计到203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能达到大约40%。
中等收入群体突出的是用收入指标来测量分层界限，虽然收入是测量群体地位的重要指標，但是，当你深入研究这个群体以后会发现，该群体不仅仅有收入，它还会有自己的消费特征、生活方式、职业地位、教育地位等等。从这个意义上看，中等收入群体也是社会分层的一种类型，不过它更强调的是收入分层。这就涉及到了收入分层与其他分层的关系。我们知道，近来媒体上频繁见到的一个概念叫作“中产阶层”，它与中等收入群体是什么关系呢？这两个概念有联系，也有区别。中产阶层也是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指处在中间位置的社会阶层。测量中产阶层的标准，最核心的也还是经济标准，而在经济标准中，收入标准仍然居于核心位置。经济标准除了收入以外，也还包括消费状况、财产状况、住房状况等。当然，社会学的社会分层测量，自韦伯以来也比较强调多元的分层标准，至少有三大标准，即经济标准、政治权力标准和社会声望标准。我本人对中产阶层的测量比较偏重于对经济地位、职业地位和教育地位的分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职业地位是人们的首要社会地位，职业地位相对稳定，而且它本身也具有综合性。职业地位包涵了一个人在职场上的权力位置、经济收入，以及职业声望位置。正因为如此，我过去比较多地测量了中产阶层的职业地位。当然，教育地位也很重要，教育是人力资源的一种体现，教育与人自身的要素联系最为紧密。然而，用教育地位来界定中产阶层比较复杂，中产阶层一般是受过超出中等教育的高等教育，但反过来说受过高等教育的都是中产阶层，也不一定成立，所以我们就常把教育看作一个附加指标，测量中产阶层时更多地借助于经济标准和职业标准。
总之，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的测量标准有差异，两者之间显然不是完全吻合的，然而，相似度又较高，都是指处于社会分层中间位置的社会群体。
《领导文萃》：那么，在现阶段，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有什么特点？尤其是其内部结构有什么特点？
李强：中等收入群体的说法是突出强调了该群体的收入特征，如果更进一步研究这个群体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生活方式、社会态度等，还会发现该群体多方面的特征。比如，从生活水平上看，中等收入群体大体上有比较稳定的生活来源，也可以说是不被柴米油盐困扰的群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衣食无忧的群体，也可以理解成“小康群体”，在中国传统概念里也有“小康之家”的说法。该群体在主观意识形态方面拥护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政治态度比较温和，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绝大多数中国人过去都很贫穷，现在有了一定规模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老百姓开始积累一些财产，中央也提出要“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财产是老百姓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也应了那句古话：“有恒产者有恒心”，这种“有恒心”也是中等收入群体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说到中等收入群体的内部构成，我们就不得不从职业特征上来了解中等收入群体。我在过去的研究中发现，在我国大体上有五种类型的职业群体与中等收入群体比较接近。
一是专业人员，即有专业水平和专业地位的劳动者，如工程师、教师、医生、律师、会计师以及各类研究人员、专家等。对于专业人士，我们过去习惯于称之为“知识分子”。历史上，我国知识分子人数非常少，然而随着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迅速扩张。世界发达经济体的中等收入群体中，专业人员也占有较高比例，高的能够达到占全体就业者的近20%的比例。当然，我国目前该群体占比很低，也就是5%左右，所以，未来有很大的发展余地。
二是技术劳动者群体，在规范的职业分类中技术劳动者、技术人员、技术工人与上述专业人员还是有明确界限的，该群体包括各行各业的技术员，与专业群体比，技术人员的技术操作特征更突出一些。在世界发达经济体的就业人口中，技术劳动者群体比例比上述专业群体还会更高一些，一般会超过20%。我国由国家认可的有技术证书的技术人员人数的比例非常低。但实际上，在我国一线劳动场所从事有技术含量的劳动者的实际比例又是非常高的。所以，我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战略，很重要的就是要从制度设计上使得数以亿计的，实际上从事有相当技术含量的技术劳动者（包括很多农民工）真正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中来。
三是各类管理人员，一种是在党政部门工作的管理者，党政部门的大部分人即一般公务员都在中等收入层里面。广大普通公务员收入和职业地位都相当稳定，享有完善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另一种是经营型的企业管理者，除了极少数属于企业主、企业家、高层管理者，绝大多数属于企业中层或一般管理人员，他们大多属于典型的中等收入群体。
四是普通办公室职员，也叫作普通白领。这个群体与中国的产业转型有关。我国过去是制造业为主，工人和农民占大多数。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从事普通白领工作的人的比例越来越高，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各种各样的经营机构或社会组织中，发展极其迅猛。普通白领的位置没有上述管理人员高，但是，明显高于一线体力劳动者。在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的局面下，繁重体力劳动者明显减少，这种从事一般白领工作的人员还会持续增长。这个阶层里也包含一部分我曾称之为“中等边缘层”，在中等群体里地位偏低，容易落入低收入层。
五是工商经营销售者阶层，这部分人与上述企业管理者不同。企业管理者往往是在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里，而这部分人往往是小的工商户、个体户、小本经营的营销人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从事一般商业经营销售的人会越来越多，在未来中国中等收入群体里会占相当大的比例。调查中我们常常询問农民工，将来的打算和目标，大多数农民工都回答说以后做点“小买卖”，其实就是希望进入到营销群体中来，这是繁重体力劳动的替代。小资本经营者在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建设中非常重要，中国人以家庭为本位，有非常强大的家庭小资本经营的文化传承和社会基础，也是吸纳我国巨大人口就业的重要领域。
从城乡地域分布上看，我国城乡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差异很大，城市与乡村、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差异呈扩大趋势。2013年我国城镇人口中，中等收入群体约2.2亿，占城镇总人口的30.3%；农村人口中中等收入群体约0.8亿，占农村总人口的13%。而研究表明，在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在2010年就已高达41.48%。
从受教育水平、职业和行业分布上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所接受的教育水平还偏低一些，且大部分聚集在传统制造业领域，新兴产业及社会服务业领域的中等收入群体所占比重较低。
从生活方式和消费水平来看，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突出的特征是拥有住房。我国自“房改”以后，居民拥有住房的比例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拥有住房的特征也是非常突出的。拥有住房，有恒产者有恒心，也成为实现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当然，在生活方式和消费的其他方面，目前，中等收入群体还有很多不足，例如在汽车拥有率、金融财产产品、文化娱乐支出、旅游支出等方面，比率都还比较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偏低，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造成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
《领导文萃》：那么，老百姓怎样才能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呢？进入的渠道有哪些呢？
李强：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与过去10年相比，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上升。老百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渠道或机制主要有三种。
一是正规教育渠道。教育历来是社会地位筛选的主要渠道，在中国更是如此。我国最主要的教育筛选机制就是高考，自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该机制成为社会地位流动的最为正规的渠道，获得中等地位的很多体制机制都与这条主渠道接轨。如考取公务员、律师、注册会计等等，都有高等教育的要求。又如，戶籍制度与高考相配合，只要考上大城市的好大学，即使北京、上海这样的户籍控制极其严格的城市，也都可以转户口。
二是专业技术渠道。专业技术渠道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专业人员（如前所述），专业人员与上面的教育渠道是接轨的，中国专业职称、专业地位认证，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评估认证制度。另一类是技术劳动者，主体是技术工人。与专业人员的职称制度相比较，中国技术工人的评估认证制度存在一定问题。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一方面中国工业产业有了极大的增长； 而另一方面，与此形成尖锐反差的是，中国有证书的技术工人所占比例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这不仅是对于技术队伍发展的警告，也表明，通过技术进入中等地位的渠道严重受阻。原因并不是因为中国劳动者的技术水平不高，而是中国的技术工人认证和晋升体系存在严重问题。
三是市场渠道。指通过经营、运营营销运作而在市场中获取利益、进而实现地位上升。实践证明，市场的渠道应该是最接地气的渠道，是每一个老百姓最容易进入的渠道。改革开放38年以来，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是引入市场机制。中等群体最大的发展是在商品市场中发生的，即商品经营者的队伍急剧扩张，高比例的老百姓进入到中小经营者的队伍中来了，而在中小经营者中，很高比例是来自农村流入城市人口中的成功者。市场渠道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是地位上升的最重要渠道，市场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地位上升的最大机会，成为过去20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增长的主渠道。 《领导文萃》：社会上一些人已经符合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但仍感到比较焦虑，这部分人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面临哪些困难？
李强：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地位属于中间状态，本身就不稳定，特别是中等边缘层非常危险。本来过着不错生活的家庭，由于抗风险能力差，很可能因为失业、股灾等突然一下子就陷入困境。尤其是近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中等收入群體一旦失业，就会落入下层，生活水平明显下降。我们反观美国，美国传统上是一个中产社会，但其边缘部分也非常不稳定，美国社会目前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中产萎缩。中产的不稳定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一个普遍现象，而且中产地位下降后会有更强烈的“相对剥夺感”，更容易产生不满情绪。
近些年来，我国的中等群体有了一定的增长，尤其是在大城市、特大城市里，这种增长较为明显。但目前突出的问题是：中等群体中的较大部分人，仍然聚集在中等群体边缘地带，此外，还有数量巨大的就业者聚集在中等与下层之间的过渡带，这部分中等群体面临更大的风险和挑战。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现阶段的政策变量非常关键，一些政策的细微变化，就会影响这部分人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比如中等群体往往是有了一些资金积蓄，开始有了一点小资产、小资本收益，但是，一方面是资本金额较小，另一方面是经验不足，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受损失的往往是这种小资本者。再者，中国中等群体大部分居住在城市里，城市房价昂贵使得年轻一代的中等群体靠按揭买房后，生活压力极大，表面上看是居住在鲜亮的商品房社区，但生活地位十分脆弱。一旦失去工作，还不起按揭，生活立即陷入困境，连住房都要失去，结果有可能是血本无归。
而边缘中等群体中很大部分是大学毕业生。大学毕业生在进入中等群体和进一步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有两个，首先是期望与现实不对口。高校毕业生往往期望值很高，认为自己受过高等教育，希望找到较高位置的工作。但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已开始发生质的变化，高校毕业生不是对着精英职位而是对应大众职位。其次与城市规模有关。由于高校学生都愿意留在大城市，这里的职业也与他们的专业更匹配。然而，越是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对外来人口的户籍约束越明显。大学毕业生作为边缘中等群体承受巨大的生活压力：包括生活费用压力、住房压力、子女教育压力，以及社会管理体制压力等等，这中间首当其冲的是住房压力。甚至可以这样说，在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住房已经成为大学毕业生能否进入中等群体的制度障碍，所以，住房政策已经成为影响未来中国能否顺利进入橄榄型社会的重要因素。
《领导文萃》：您从我国总体社会结构来看，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较小，在收入结构的下层聚集了大量的中等收入过渡层，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中等收入过渡层和边缘层？
李强：这个说法是源于我的一篇论文，我在对处在中等群体边缘位置的社会阶层做更为细致分析的时候，发现了中等过渡层和边缘层。论文使用的是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使用国际社会经济职业地位指数方法，测量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中等群体近20%，其中大部分处于和下层接近的边缘层或过渡层。由此得出中等群体总体比例还不高，其中大部分属于中等过渡层和边缘层的结论。该研究是为了让更多人实现地位上升，进入到中等群体中来。所以，在此意义上，中等过渡层与中等边缘层的涵义相似，甚至可以互相替换。如果一定要区分两个概念的话，中等过渡层涵义更广，中等过渡层分为两种，一种是下层群体中与中层连接的群体；另一种是中层中处于边缘位置，与下层群体连接的群体。而中等边缘层指已经进入了中等群体的边缘部分。
研究中发现，中等过渡层与边缘层的具体职业类别非常复杂。我认为这类群体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以下四个群体：一是经营销售群体边缘层。该群体目前处于边缘状态的原因，往往是市场不规范所致。二是技术人员队伍的边缘层。人数和比例最多的就是这种处在中层与社会下层之间过渡位置上的群体，他们实际上从事的是有相当技术含量的工作，但是很多还处在农民工的位置上。三是普通办事员及行政人员的边缘层。这类人员很多都是大学、大专毕业生，但其福利待遇等往往不够完善，遇到了户籍、子女教育等诸多问题，不少人在大城市中受到制度排斥，处于中等边缘状态。四是服务人员边缘层。在国际上，服务人员是纳入白领职业的，也就是说是可以纳入中层或属于典型的中等边缘层。中等群体中的大部分聚集在边缘地带，从事以上四种职业的人尤其多。这类边缘中等群体的社会地位极其不稳定，亟需在就业、生活以及社会权益方面给予政策辅助。
《领导文萃》：我国目前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较小，呈现出较大的底層社会，这种社会结构给国家发展稳定和政府治理创新带来了什么影响？
李强：我国土字型的社会结构，由于其下层群体过大，而且下层与其他群体之间属于一种两极式的连接方式，因而导致社会群体之间甚至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很强的张力之中。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社会矛盾比较容易激化，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比较容易发生。
目前，中国社会运行的巨大难题就在于，土字型结构造成的社会群体之间需求差异太大，社会交换难以进行，中等阶层体面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设施，在土字型结构的下层群体看来都是奢侈的和可以利用来谋生的途径。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如秩序问题、治安问题、贫困问题、诚信问题等等，都可以从土字型结构和结构紧张上得到解释。如果想从紧张型社会进入宽松型社会，最根本的还是要完成社会结构的转型，努力提高人民的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保持社会的稳定。一方面应当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力度，普遍提升人们的社会保障水平，构建起强有力的社会安全网，增强民众社会信心，激发消费活力，提升生活品质；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领导文萃》：在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的实践中，政府和社会应该如何做？
李强：从社会学角度进行分析，我认为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过程中，我们应该重视以下七个方面。 一、产业创新，产业升级。改革开放38年来，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变成了一个制造业的大国，但是很明显，目前产业偏低端的比较多。当然，实现产业转型决不是说要放弃农业，农业也需要走上现代产业化道路。我们需要的是现代农民，现代农民完全可以是一个有科学技术的、有高水平农业技能的技术人员，也可以是一个现代的农业经营管理人员。产业创新与产业升级并不只是指工業。实际上，它是用一种新型的方式来组织生产的新型生产结构，使经济持续稳定和快速增长。
二、推进城镇化，缩小城乡差距。我国中等群体比例城市和农村相差较大，在户籍制约下的中国“城市化”仍然滞后，这是导致城乡差距较大的根本原因。我们要进一步加快城镇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央提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其实，市民化过程就是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过程。市民化就意味着，转移到城镇来的农村人口，会享受城市人口一样的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市民化也就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培育过程。在辅助市民化的努力中，应该从就业、生活、社会权益三方面着手。
三、农民工收入地位的提升。我国农民工数量巨大，他们能否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是优化社会结构的重要环节。应该为农民工创造通过技术晋升实现社会地位上升的渠道，进一步完善技术工人的技术晋级制度和保障。除此之外，政府应该帮助农民在城市里找到就业位置，提升劳动力技能和劳动力素质，帮助其迅速融入城市就业体系。目前，我国专业人员的职业晋级还有比较完善的制度保障，相比之下，技术工人的技术晋级制度体制不完善问题比较突出。而如果没有制度保障，劳动者仅凭自己的努力很难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国家一再强调“工匠精神”，全社会都应该尊敬技术工匠，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
四、调整收入分配。我们的研究发现，国民收入增值部分，我国居民收入所占比例偏低。一国人均GDP为7000—8000美元，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该水平，考察该社会结构，已经进入中产社会了。而我国同样收入水平时，却未形成中等群体社会，究其原因，发现我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偏低，初次分配中的居民所得偏少，企业所得偏多。所以，应考虑将收入分配政策更倾向于扩大居民的所得，藏富于民的政策也就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为此，中央文件也多次强调：“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五、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从近十年的数据看，英国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超过35%，美国超过了30%，但2014年我国社保支出仅占财政支出的11%。可见，与已经实现橄榄型社会的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对居民的社会保障力度不足，居民得到的社会福利保障还有待加强。国家应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制，使得社会上属于弱势群体的人得到制度的托底，不至于在遇到风险时贫困潦倒；也使得处于中等“边缘层”或者中层与下层之间“过渡层”的社会群体，不至于在经济不稳定、遇到诸种困难的情况下就一下子坠入底层。
六、教育發展。教育在社会阶层的形塑中，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高等教育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摇篮。一方面，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年轻人的高等教育结构，但另一方面，我们还没有能够构建一套完善的现代化职业结构体系，来全面接受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群体。职业结构和教育结构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被大大忽略了。我们既要推进中小城市的产业转型、产业升级，我们的教育结构也要适应现有的产业需求，使职业结构与教育结构更为契合。
七、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由于从事经营销售的这部分人的社会地位还是非常脆弱的，所以政策上应为他们创造更为稳定的生存环境。我特别赞同李克强总理近来在谈到城市经营者时所强调的小店铺和经营者的存在意义。所以，我们的城市管理者要学会培育、规范、引导小资本经营，而不要忽视小资本，更不要排斥打击小资本。小资本者、个体户、小店铺经营者自己创造了就业机会，是对全社会的巨大贡献。完成现代化转型的东亚社会的经验也证明，该群体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应该大力扶持小资本、小经营者，给他们创造宽松的就业谋生环境。在政策法规上，政府应该多多支持鼓励自谋生路的就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