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祝福》中，柳妈告诉祥林嫂要去土地庙里捐一条门槛当替身，以赎解自己罪名后，有这样两处涉及到钱的描述：
　　早饭之后，她便到镇的西头的土地庙里去求捐门槛。庙祝起初执意不允许，直到她急得流泪，才勉强答应了。价目是大钱十二千。
　　快够一年，她才从四婶手里支取了历来积存的工钱，换算了十二元鹰洋，请假到镇的西头去。
　　《祝福》全文中，共有两种货币单位：“文”和“元”。“文”是制钱的货币单位，文章在“十二千”前加“大钱”二字，而“八十千”“五十（千）”前却不加，可见“大钱”并非“一大笔钱”之意，而是一种特定称谓。鹰洋的货币单位是8里亚尔，“元”则是1900年后清朝所铸铜元的货币单位，1910年清政府颁布“币制则例”，也将银元的货币单位称“元”，文章点明“十二元鹰洋”，而不是如前所写“福兴楼的清炖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第18节）一样只著一“元”字。此二处对“大钱”和“鹰洋”的强调，看似下笔无意，其实反映了鲁迅行文的严谨和匠心独具。
　　什么是大钱？清代的大钱，普遍指咸丰年间为解决剿灭太平天国的军费开支和治理黄河水患的河工费、消除财政危机而铸造的高额虚值铜、铁钱。由于大钱贬值急剧，当五十以上大钱都在很短的时间内作废，从各制造局情况来看，只有当十大钱流通的时间和范围都较广。咸丰当十铜钱虽然沿用到清末，但其实际价格只值二三文，与鲁迅所写“三百大钱，以九十二文作为一百”中的兑率相去甚远，且使用地区主要为北京城，可知文中的大钱应指同治、光绪年间（宣统年间未制大钱）铸造的大钱，其中又以当十为绝对多数。而在作品的时代背景——清末民国初，铜元已经代替制钱成为主要流通货币。
　　鹰洋指墨西哥银元，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流入我国，达到外国对华经济侵略目的的主要币种，也是各国对华贸易的基本货币，在宣统前后达在我国流通外国银元的三分之一，文中统称外国银元。而当时我国清末和民国初铸造的“龙洋”和“袁大头”只占流通银元总数的四分之一。
　　如此，有一个疑问就有待解释清楚：既然庙祝已经开口大钱十二千，为何祥林嫂要换算了十二元银元？有分析认为，这说明“土地庙的庙祝更喜欢鹰洋”，文本中没有任何信息能证明这一点，毕竟祥林嫂换算银元是其主动行为。其实，祥林嫂在换算银元的过程中，并没有受骗吃亏，而是等价交换，甚至这银元就是鲁四婶付给她的工钱！因为在“光绪二十三年及以后，银一两与大钱之比价为易钱十千”，大钱十二千和十二元鹰洋在使用价值上基本无任何差别。并且，从上所述可知清末流通的大钱基本是当十大钱，根据当十大钱铸造的减重过程——咸丰三年（1853）三月始铸，枚重六钱（22.4克），同年十月减重为四钱四分（16.4克），同治六年（1867）减重为三钱二分（11.2克），光绪九年（1883年）减重为二钱六分（9.7克）——取枚重约10克，1200枚当十大钱（大钱十二千）的重量就有十二千克！让鲁四老爷家一下子拿出1200枚当十大钱并非不可能，但总脱离了方便；而让祥林嫂拿着数量这么多、这么重的钱币去土地庙，也不符合生活实际。而每枚鹰洋不过重27.58克，十二枚重量约331克，携带应该说是非常方便的。
　　从这点看，鲁迅的创作，即使在极其细微的方面，也符合当时生活的实际，这恰恰体现出鲁迅创作的严谨。而将“大钱”和“鹰洋”点缀在祥林嫂所受人生最后一个重大打击的情节中，又在情节之外赋予了文本更深的内蕴。
　　如上所述，在清末民国初，银元和铜元应该是主要流通的货币。而在鲁迅笔下，辛亥革命后的鲁镇却依然使用着前朝的方圆制钱，并将其作为最主要的流通货币。同样，在经历了1890年始大量制造“龙洋”银元，1910年清朝发布“币制则例”，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公布“国币条例”、铸发袁大头，国产银元占流通银元总数四分之一的情况下，祥林嫂换算的银元依然还是“鹰洋”。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钱”和“鹰洋”在鲁镇的使用情况和其本身的被使用时间与范围的暌违，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了鲁镇自然环境的闭塞，另一方面也写出了鲁镇从社会环境到观念思想的落后、保守、一成不变——经济上的币制变化是如此，政治上无论百日维新还是辛亥革命也都没有对鲁镇产生实质的影响，鲁四老爷则依然大骂着“新党”。当鲁镇的愚昧、无聊的妇女们无情地咀嚼祥林嫂的痛苦，最后又将其作为嚼后干涩的甘蔗渣无情地吐掉时，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封建思想的顽固的卫道士，必定也会无情地咀嚼那些革命者的事迹，他们是绝不允许新思想、新事物在鲁镇出现的。而乡间封建神权的代表庙祝起先对祥林嫂的要求的“执意不允许”到最后提出象征封建政权统治的“十二千大钱”的价目，暗示了祥林嫂依然生活在封建的神权和政权之下，饱受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的愚弄和摧残：环境不改变，祥林嫂的悲惨命运就不会得到真正的改变。
　　或许，这就是鲁迅着意“大钱”和“鹰洋”的深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