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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周信芳最小的女儿,13岁时周采茨就开始了一个人闯荡世界的生活,诸多苦楚与辛酸,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基因让她从不轻易屈服。后来成为香港资深电视制作人的周采茨现在定居上海,热心于慈善事业。
最后的告别
爸爸经常说,妈妈就像个老猫一样,把小猫一个个地含着出去的。大姐采藻1947年到美国读大学,之后是三姐采芹和小哥哥英华。到上世纪50年代末,就慢慢走光了。
1959年再普通不过的一天,妈妈通知我:一周后我将踏上去香港的火车。跟往常一样,爸爸也是在我出发前才知道这个消息的:妈妈把我领到他的书房,说:“采茨明天就要去香港了。”爸爸听了,也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只是摸了摸我的头叮嘱一句:“乖一点,要好好读书。”
我想妈妈那时已经从越来越频繁的政治运动中有了不祥之感了。后来的事情也证明,她的担心没有错。
1966年初夏,我对已经呼啸而至的一场政治大风暴毫无预感,有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想回上海看看爸爸、妈妈。之前我并没有提前通知他们,我坐着三轮车到了家门口,按了门铃。开门的佣人惊讶地大叫一声:“四小姐,你回来了!”当时妈妈正在楼上睡觉,听到这话吓了一大跳,赶紧下来看我。妈妈把我安顿在他们的房间,在他们的床脚边弄了张帆布床,这是我一生中最温暖的回忆。而时隔7年再见到父亲,他还是那个样子,只是仿佛更加沉默不语。
可是这一次回家,感觉妈妈有点“怪”。她吩咐我不能下楼,不让我出门。直觉告诉我,这里的气氛已经变得令人不安。
3个星期后,上海京剧院的党委书记找上门来,劝我马上离开上海。她可能觉得我是从香港回来的,运动来了,多一个人比较麻烦。于是我像一只惊恐不安的小鸟,在大暴雨来临之前慌忙飞走。
这一次告别,他们依然没有远送,只是在房门口和我道了别。爸爸还是沉默不语,我心中已充满了不祥的感觉。
最后的“团聚”
1966年9月的一天,我记得我和二哥两个人下午去看电影。回来时,他当时的女朋友走上来,拿了晚上的报纸,上面的头条说:“周信芳自杀!”我们都呆住了,可是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核实这个消息。我们几个孩子按中国方式,在胳膊上戴了个绣着“孝”字的黑纱。
1972年,二姐试着用另外一个名字,往我们家的地址——长乐路188号写了封信,还寄了点钱。没想到不久从另外一个地址回了一封信,信是一个亲戚写的,信上说妈妈4年前已经过世了,爸爸还可以。从那时候起我们开始寄钱,一直寄到1975年。
我们后来才知道,让爸爸卷入那场灾难的,还是他的戏。1959年,周扬建议爸爸演一本以海瑞为主角的京剧,“要鼓励大家敢于说真话”。一向响应号召的爸爸很快在上海京剧院编排了《海瑞上疏》。谁也不会料到,几年后,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文章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而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上海的爸爸也不能幸免,有人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公开点了爸爸的名字,说《海瑞上疏》是“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不久,爸爸被隔离、抄家、遭批斗,还被押上高架轨线修理车,胸前挂着牌子游街示众,后来干脆被投入监狱。
妈妈必然也受到了牵连。我和妈妈最后告别前,妈妈还叮嘱我一件事:“以后但凡收到我给你写的信,无论我写了什么,都不要去做。”果不其然,母亲几个月后就有一封信,信上说要我把她在香港一家银行的保险箱里的所有东西都取出来、寄回去。我后来才知道,妈妈那时被斗得很厉害,那些人说她把金银珠宝全拿到香港去了,精明的妈妈事先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而这保险箱我只在香港税务局和律师的监督下开过一次,只看了一眼,到今天再也没动过。
我后来听说妈妈是被别人用车拉到一个学校去打,真的是被活活打死的。她的肾脏被打破了,躺在爸爸的书房里整整3天,疼得透不过气来。她后来被送到华山医院,但因为是“反革命”家属,不能进病房,只能躺在急诊观察室外的走廊里。就这样在走廊里丢了两三天,就去世了。那是1968年3月27日,她才63岁。
1974年秋天,“上海市革委会”宣布开除周信芳党籍,又给他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爸爸拒不接受。后来又将结论改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后来,有亲戚可以到家里来,给爸爸读读报纸陪陪他,但是他已失去了妈妈的陪伴,我们又都不在身边,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我知道爸爸的内心一定是非常孤独的。
爸爸是在上海华山医院病逝的。我那时还在英国,记得那天我在办公室,二哥打电话给我:“你别哭,爸去了……”这么多年来,时间和空间似乎把伤痛渐渐冲淡了,但是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我才意识到,那些伤痛,其实是永远抹不掉的。
1995年,爸爸的骨灰被移放到上海万国名人墓园,和妈妈同葬一墓,他们终于永远地在一起了。而在各自飘零了几十载之后,这一次,我们全家都到齐了,我们终于和父母“相聚”了。
35年后的今天,听爸爸的戏,我也终于不再掉眼泪了。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们在天堂会再相遇的。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39期
最后的告别
爸爸经常说,妈妈就像个老猫一样,把小猫一个个地含着出去的。大姐采藻1947年到美国读大学,之后是三姐采芹和小哥哥英华。到上世纪50年代末,就慢慢走光了。
1959年再普通不过的一天,妈妈通知我:一周后我将踏上去香港的火车。跟往常一样,爸爸也是在我出发前才知道这个消息的:妈妈把我领到他的书房,说:“采茨明天就要去香港了。”爸爸听了,也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只是摸了摸我的头叮嘱一句:“乖一点,要好好读书。”
我想妈妈那时已经从越来越频繁的政治运动中有了不祥之感了。后来的事情也证明,她的担心没有错。
1966年初夏,我对已经呼啸而至的一场政治大风暴毫无预感,有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想回上海看看爸爸、妈妈。之前我并没有提前通知他们,我坐着三轮车到了家门口,按了门铃。开门的佣人惊讶地大叫一声:“四小姐,你回来了!”当时妈妈正在楼上睡觉,听到这话吓了一大跳,赶紧下来看我。妈妈把我安顿在他们的房间,在他们的床脚边弄了张帆布床,这是我一生中最温暖的回忆。而时隔7年再见到父亲,他还是那个样子,只是仿佛更加沉默不语。
可是这一次回家,感觉妈妈有点“怪”。她吩咐我不能下楼,不让我出门。直觉告诉我,这里的气氛已经变得令人不安。
3个星期后,上海京剧院的党委书记找上门来,劝我马上离开上海。她可能觉得我是从香港回来的,运动来了,多一个人比较麻烦。于是我像一只惊恐不安的小鸟,在大暴雨来临之前慌忙飞走。
这一次告别,他们依然没有远送,只是在房门口和我道了别。爸爸还是沉默不语,我心中已充满了不祥的感觉。
最后的“团聚”
1966年9月的一天,我记得我和二哥两个人下午去看电影。回来时,他当时的女朋友走上来,拿了晚上的报纸,上面的头条说:“周信芳自杀!”我们都呆住了,可是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核实这个消息。我们几个孩子按中国方式,在胳膊上戴了个绣着“孝”字的黑纱。
1972年,二姐试着用另外一个名字,往我们家的地址——长乐路188号写了封信,还寄了点钱。没想到不久从另外一个地址回了一封信,信是一个亲戚写的,信上说妈妈4年前已经过世了,爸爸还可以。从那时候起我们开始寄钱,一直寄到1975年。
我们后来才知道,让爸爸卷入那场灾难的,还是他的戏。1959年,周扬建议爸爸演一本以海瑞为主角的京剧,“要鼓励大家敢于说真话”。一向响应号召的爸爸很快在上海京剧院编排了《海瑞上疏》。谁也不会料到,几年后,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文章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而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上海的爸爸也不能幸免,有人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公开点了爸爸的名字,说《海瑞上疏》是“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不久,爸爸被隔离、抄家、遭批斗,还被押上高架轨线修理车,胸前挂着牌子游街示众,后来干脆被投入监狱。
妈妈必然也受到了牵连。我和妈妈最后告别前,妈妈还叮嘱我一件事:“以后但凡收到我给你写的信,无论我写了什么,都不要去做。”果不其然,母亲几个月后就有一封信,信上说要我把她在香港一家银行的保险箱里的所有东西都取出来、寄回去。我后来才知道,妈妈那时被斗得很厉害,那些人说她把金银珠宝全拿到香港去了,精明的妈妈事先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而这保险箱我只在香港税务局和律师的监督下开过一次,只看了一眼,到今天再也没动过。
我后来听说妈妈是被别人用车拉到一个学校去打,真的是被活活打死的。她的肾脏被打破了,躺在爸爸的书房里整整3天,疼得透不过气来。她后来被送到华山医院,但因为是“反革命”家属,不能进病房,只能躺在急诊观察室外的走廊里。就这样在走廊里丢了两三天,就去世了。那是1968年3月27日,她才63岁。
1974年秋天,“上海市革委会”宣布开除周信芳党籍,又给他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爸爸拒不接受。后来又将结论改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后来,有亲戚可以到家里来,给爸爸读读报纸陪陪他,但是他已失去了妈妈的陪伴,我们又都不在身边,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我知道爸爸的内心一定是非常孤独的。
爸爸是在上海华山医院病逝的。我那时还在英国,记得那天我在办公室,二哥打电话给我:“你别哭,爸去了……”这么多年来,时间和空间似乎把伤痛渐渐冲淡了,但是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我才意识到,那些伤痛,其实是永远抹不掉的。
1995年,爸爸的骨灰被移放到上海万国名人墓园,和妈妈同葬一墓,他们终于永远地在一起了。而在各自飘零了几十载之后,这一次,我们全家都到齐了,我们终于和父母“相聚”了。
35年后的今天,听爸爸的戏,我也终于不再掉眼泪了。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们在天堂会再相遇的。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3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