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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年,两成多职工未涨工资,消费能力必然下降
陈静越来越不愿意逛商场了。
6年前,陈静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在某文化事业单位工作。当时,每月工资虽然只3000多元,但陈静很知足:就业压力很大,能留京已十分不易。她相信只要先立住脚,过几年,收入一定会好起来。
然而,6年下来,陈静虽已是该单位一名部门主管,工资却刚过4000元:“这个工资,对我这样的外地人来说,在北京生活压力很大。走进大商场,动辄两三千元一件的衣服,叫人心慌,哪里还有勇气逛下去。”
工资是人们收入的主要来源。上半年,全国总工会曾进行过一项职工收入调查,结果显示,有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居民收入增长比例过低,意味着百姓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成果,长此以往,居民消费能力必然下滑。
不仅工资增幅慢,在居民中间,不同行业、群体的收入差距更加令人担心。
有统计显示,占全国职工人数不到8%的垄断行业从业人员的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约55%;20个行业门类收入差距平均接近5倍,有的行业职工实际收入是其他行业的10倍。
“快给中等收入群体减税吧!”
37岁的张健是南方一所大学人文学院的副教授,每月基本工资、奖金、各项补贴等加起来累计有8000多元,可是,每月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也近千元,这让他十分心疼。妻子在学校图书馆做临时工,收入不高,孩子上小学,父亲常年卧床。作为独子的张健,总觉得生活十分辛苦。
最让张健不明白的是:他有一个大学同学办了家广告公司,可每月个人所得税不足百元。原来,这位同学将他工资定只为3000多元,虽然工资低,但由于公司是自己开的,很多生活开销都算在了公司的经营成本中,日子远比张健殷实得多。
“论收入,同学比我高很多,可我缴的个税反而更高,这是不是不公平?”张健说。
自1994年我国实行新税制以来,个税制度在调节收入分配、体现社会公平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1995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389,到2008年上升为0.469。10多年来,征收个税似乎未能有效遏制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张健查阅资料发现,2009年的个人所得税中,中低收入阶层的纳税额占税收总额的65%以上,而高收入者的纳税额占税收总额只有30%左右。这让人很难理解。
按现行个税政策,2000元为起征点,超出部分在500~2000元的适用10%税率,2000~5000元的适用15%税率,5000~18000元适用20%税率。
张健认为,前些年,多数人月薪不过两三千元,月薪七八千元就算高收入,普通人的个税负担不重。如今,随着收入水平水涨船高,多数城市中等收入人群的月收入已在六七千元以上,由于普遍适用较高的税率,缴纳税额大幅增加。近年CPI连涨,生活成本大大提高,偏重的个税负担加重了生活压力。
“尽快给社会中等收入群体减税增收吧!”张健说。
看病、上学何时才能不烦心?
67岁的退休职工王学杰住在东北乡下,尽管心脏不好,但他从不轻易去医院做检查:“看病至少要去县城,不仅太麻烦,花费也很大。5年前我曾因肺炎在市里住过院,可是2000多元医疗费至今没报。”
他说,当地财政状况不好,因为积攒的医疗费很多,县里根本无力解决,他从不抱什么希望。
生活中,像老王这样的群体不算少数。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面在不断扩大,但还是有一部分人游离在制度之外。在一些地区,保障标准偏低、负担偏重,特别是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因对象不同,不能实现均等化服务,成为当前社保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李红在广东深圳生活多年,但属非户籍居民,她告诉记者,“看病贵、上学难”是在城市生活成本高的原因,更是幸福指数降低的原因之一,“我去年看了三次病,花了将近1000元。由于非户籍居民和户籍居民在医疗费用报销上差很多。我小病都是自己去药店买药。”至于子女上学,更是难上加难,“凡稍有名气的学校,哪怕是交纳数量不低的赞助费,也很难挤进去。”
在农村,社保短板更明显。如西部某县,全县卫生人员有1069名,按照该省2001年的人才配置标准,全县至少要配置卫生人员2200名,缺口达上千名。有的乡镇连基本的设施都没有,农民“看病难”怎能得到解决?
摘自《人民日报》2010.10.28
陈静越来越不愿意逛商场了。
6年前,陈静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在某文化事业单位工作。当时,每月工资虽然只3000多元,但陈静很知足:就业压力很大,能留京已十分不易。她相信只要先立住脚,过几年,收入一定会好起来。
然而,6年下来,陈静虽已是该单位一名部门主管,工资却刚过4000元:“这个工资,对我这样的外地人来说,在北京生活压力很大。走进大商场,动辄两三千元一件的衣服,叫人心慌,哪里还有勇气逛下去。”
工资是人们收入的主要来源。上半年,全国总工会曾进行过一项职工收入调查,结果显示,有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居民收入增长比例过低,意味着百姓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成果,长此以往,居民消费能力必然下滑。
不仅工资增幅慢,在居民中间,不同行业、群体的收入差距更加令人担心。
有统计显示,占全国职工人数不到8%的垄断行业从业人员的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约55%;20个行业门类收入差距平均接近5倍,有的行业职工实际收入是其他行业的10倍。
“快给中等收入群体减税吧!”
37岁的张健是南方一所大学人文学院的副教授,每月基本工资、奖金、各项补贴等加起来累计有8000多元,可是,每月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也近千元,这让他十分心疼。妻子在学校图书馆做临时工,收入不高,孩子上小学,父亲常年卧床。作为独子的张健,总觉得生活十分辛苦。
最让张健不明白的是:他有一个大学同学办了家广告公司,可每月个人所得税不足百元。原来,这位同学将他工资定只为3000多元,虽然工资低,但由于公司是自己开的,很多生活开销都算在了公司的经营成本中,日子远比张健殷实得多。
“论收入,同学比我高很多,可我缴的个税反而更高,这是不是不公平?”张健说。
自1994年我国实行新税制以来,个税制度在调节收入分配、体现社会公平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1995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389,到2008年上升为0.469。10多年来,征收个税似乎未能有效遏制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张健查阅资料发现,2009年的个人所得税中,中低收入阶层的纳税额占税收总额的65%以上,而高收入者的纳税额占税收总额只有30%左右。这让人很难理解。
按现行个税政策,2000元为起征点,超出部分在500~2000元的适用10%税率,2000~5000元的适用15%税率,5000~18000元适用20%税率。
张健认为,前些年,多数人月薪不过两三千元,月薪七八千元就算高收入,普通人的个税负担不重。如今,随着收入水平水涨船高,多数城市中等收入人群的月收入已在六七千元以上,由于普遍适用较高的税率,缴纳税额大幅增加。近年CPI连涨,生活成本大大提高,偏重的个税负担加重了生活压力。
“尽快给社会中等收入群体减税增收吧!”张健说。
看病、上学何时才能不烦心?
67岁的退休职工王学杰住在东北乡下,尽管心脏不好,但他从不轻易去医院做检查:“看病至少要去县城,不仅太麻烦,花费也很大。5年前我曾因肺炎在市里住过院,可是2000多元医疗费至今没报。”
他说,当地财政状况不好,因为积攒的医疗费很多,县里根本无力解决,他从不抱什么希望。
生活中,像老王这样的群体不算少数。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面在不断扩大,但还是有一部分人游离在制度之外。在一些地区,保障标准偏低、负担偏重,特别是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因对象不同,不能实现均等化服务,成为当前社保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李红在广东深圳生活多年,但属非户籍居民,她告诉记者,“看病贵、上学难”是在城市生活成本高的原因,更是幸福指数降低的原因之一,“我去年看了三次病,花了将近1000元。由于非户籍居民和户籍居民在医疗费用报销上差很多。我小病都是自己去药店买药。”至于子女上学,更是难上加难,“凡稍有名气的学校,哪怕是交纳数量不低的赞助费,也很难挤进去。”
在农村,社保短板更明显。如西部某县,全县卫生人员有1069名,按照该省2001年的人才配置标准,全县至少要配置卫生人员2200名,缺口达上千名。有的乡镇连基本的设施都没有,农民“看病难”怎能得到解决?
摘自《人民日报》2010.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