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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诗歌翻译界对于诗歌可译性的争论旷日持久。弗罗斯特坚持：“诗者，译之所失也。”巴斯内特就此提出了反对意见，她认为译者的任务并非忠实地表现原诗的语言和形式，而是寻找原诗中充满生命力的种子，进而移植到译语语言系统中。本文主要通过阅读文献探讨了巴斯内特所说的种子的内涵以及译者如何才能成功移植。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成功翻译佐证了巴斯内特种子移植的可行性，诗者，非译之所失也，恰恰相反，乃译之所得也。
【关键词】诗歌翻译；巴斯内特；种子移植；庞德
【作者简介】李丹（1990.09-），女，山西太原人，太原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一、诗歌可译性之争论
诗歌到底可不可译？诗歌翻译界就此问题的争论旷日持久，但时至今日，仍无定论。以美国诗人罗斯特·弗罗斯特为代表的一方认为：“诗者，译之所失也。” 因为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译者不仅需要翻译诗歌的语言形式，更重要的是对诗歌所包含的文学性以及丰富的文化内涵的传递。往往在诗歌翻译过程中，由于语言以及文化的不同，译者很难找到完全对等的语言表达形式来传达原诗的神韵。此外，Holmes认为，诗歌本身具有多义性，模糊性的特点，读者阅读诗歌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诗歌本身的模糊性使不同文化的读者对相同的表达或意象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很难准确传达原诗的意境。而且，诗歌有着极其丰富的韵律，韵律也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特点，但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发音体系，也有着不同的语音特征，在诗歌翻译中制造对等的音韵效果也是译者面临的一大难题。然而，我们又如何解释历史上众多成功的诗歌翻译。
英國著名诗人 Shelly认为：“把诗歌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犹如将一朵紫罗兰投入坩埚，从而试图辨识它的颜色和香味一样，是极其不明智的。紫罗兰必须要从种子长出来才会开花，这就是巴别塔埋下的祸根。” （Shelly，1965）雪莱的这段话暗示诗歌翻译荒唐至极，正如通过化学实验来欣赏一朵花的颜色和气味一样可笑。但巴斯内特却从中找到了诗歌翻译的可能性。她认为译者的任务就是找到诗歌中埋藏的那颗种子，并将其移植到另一片土壤（Bassnett，2001）。也就是说，首先译者需要发现使诗歌具有无限生命力的种子，其次，要想使种子发芽开花，译者必须考虑新的土壤和环境条件。最后，要想移植成功，译者要去创造合适的条件以保证种子在新的土壤中再次萌芽。而移植的成功与否并不是由译者判定，而应交由读者去鉴定。
二、诗歌种子的探寻
在翻译中，译者往往把翻译和阅读看作两种独立的活动，认为译者只需逐字逐句去翻译原文的内容而不需要解读原文。但Barthes将读者看作是文本的生产者并非消费者，给予了读者很大的自由创造的空间。 Octavio Paz任何文本都属于某个文学体系，并非独立存在的，也就是说任何文本都是翻译的翻译，读者就是译者。巴斯内特在承认译者作为读者有解读文本自由的基础上，同时指出译者不能滥用这种自由，忽略作品的整体结构以及作品完成的时间和地域等因素。译者首先要创造性地阅读原文本，然后进一步进行解码，解码包括了文本因素以及文本外因素，最后用目标语进行翻译。整个过程中，译者不再是普通读者，他要调动更多的知识去跨越文化障碍，对原文进行解码。那么，译者在解码过程中需要移植的种子到底是什么呢？
在《翻译研究》一书中，巴斯内特对比了同一首诗的三个不同译本，这三个版本在长短、形式、结构上有很大不同，但他们与原诗有一个共同要素，即诗歌的主题。巴斯内特分析说，第一位译者试图忠实于原诗，保留了原诗的外在形式，因而牺牲了原诗的互文性等因素，致使从第十行开始，诗歌的语义表达变得模糊不清。第二首译诗在形式上与原诗有很大不同，却保留了口语化、调侃的语气，同时也考虑到了互文性因素，补充了一些原诗并没有的内容方便二十世纪的读者理解。巴斯内特认为第二首译诗尽管在形式上与原诗有较大差异并增补了内容，但是“因为文本语义特征的变化并不是因为译者忽视了原文语义之美而是因为译者想尽力再现原文语义实质”（Bassnett， 1991），反而比第一首更成功。但第二首译诗的问题在于译者模仿了一个少年的语气，与原文高雅的文体特征不太相符。第三首译诗在内容上最不忠实于原诗，巴斯内特却认为是最成功的的种子移植，因为其语气、语调、文体特征与原文最符。那么，巴斯内特所说的种子是不是指语气语调和文体特征呢？
我们再来看巴斯内特在《文化建构》中提及的另外一个例子（Bassnett，2001）， 即维尔特对一首十四行诗的翻译，维尔特在译文中改变了妇人与情人的关系，因为视角的变化，导致译诗的语气也与原诗完全不同，但在诗歌形式的处理上，维尔特基本保留了原诗十四行诗的韵律特点，而非采用当时英国诗歌所使用的传统形式，从而成功将新的诗歌形式引入英国。
由此可见，巴斯内特所说的种子并不是形式或者语气某个具体的东西，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依情况不同而不同，需要译者自己去探寻的。那么，译者在探寻种子的过程中，有什么依据呢？巴斯内特在《翻译研究》中说：“语际翻译必然涉及译者对原文本的创造性阐释，而且译者对原文本形式、语调、韵律的复制程度不仅取决于原语系统，同时还取决于译语系统和翻译的功能”（Bassnett，1991）。对于诗歌翻译或者文学翻译来说，翻译的主要功能又是什么呢？巴斯内特在此借用了 Holmes的观点，即诗歌有众多的构成要素：主题、语调、形式、内容、互文性等，这就要求译者在阅读翻译过程中根据这些要素在译入语系统中的重要性来按等级排序，然后译者根据两种语言系统的差异以及译者翻译的目的，对各个因素做出创造性的取舍或修改。取舍与修改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译本在译入语语言系统中存活下来，使这颗种子在新的土壤获得新的生命力，并对译语系统产生影响。
三、种子的移植
译者在找到可移植的种子之后，要想完成移植，还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如翻译的语言问题、译文的功能问题等。巴斯内特认为在种子的移植过程中，译者越是努力重现原诗的语言和形式，往往与原诗在功能上相差越多。反而在语言和形式上的差别并不会影响翻译的功能。那么，这就要求译者需要从原文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要求译者对原诗的各要素进行拆解，然后再使用译入语重新装配。这就充分肯定了译者的创造性，译者可以不局限于原诗的语言系统，可以结合译入语的语言、传统和翻译的目的进行加工重组。但是，译者毕竟不同于作者，这种创造性活动还是建立在对原诗的仔细阅读和阐释的基础上。 巴斯内特还强调了翻译的不定性。她认为诗歌包含多层次的意义，对诗歌本身的阐释就是不确定的，而翻译本身就是一种阐释，所以没有绝对的、完全忠实的、不变的翻译。我们会发现原文本是不变的，但对同一文本的译文却不断出现，每一个译本都会受制于它所出现的时代背景，因而译者在种子移植过程中应该顺应时代需求，不断创新，而不是照搬原文本的语言与形式。
对于翻译的语言问题，巴斯内特与庞德不谋而合，两人都持目的语中心观。比如，很多译者在面对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时，喜欢用中世纪的语言及形式，这就导致译文在读者群中根本不受欢迎，更何谈译文的成功。巴斯内特始终坚持翻译是要与时俱进的，要随着时代而改变。因此，对于同一个原文，不同时期需要移植的种子可能会不一样，移植方式也会因时代而有所不同。
四、庞德诗歌翻译分析
正如艾略特所说，庞德所处的时代诗学“已经停滞到了一种令当今诗人难以想象的地步”。读者早已厌倦了当时盛行的凄婉哀艳的滥情诗风，渴望一种“明晰、简约、质朴”的新诗学出现。为变革这种文学系统，庞德挑起了意象诗歌的大旗，又借意象颇丰的中国古典诗歌为文化工具实践其诗学理念。于是，庞德在中国文字与古诗中找到了使他的诗学理念得以生根发芽的种子，并以此引进新诗学形态———意象诗学，满足当时变化了的读者的期待视野。而在庞德的翻译中我们会发现很多创造性的翻译，这些创造性翻译体现了庞德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阅读与独特阐释，同时也受时代的影响，正是这种创造性的翻译成就了庞德种子移植的成功以及诗学理念的发展。我们以庞德对《月出》的翻译为例来了解他是如何进行种子移植的。
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
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
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
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The erudite moon is up， less fair than she
who hath tied silk cords about a heart in agony
she at such ease so all my work is vain.
My heart is tinder， and steel plucks at my pain
so all my work is vain she at such ease
as is the inquiring moon
A glittering moon comes out
less bright than she the moon’s colleague
that is so fair of yet such transient grace，
at ease， undurable， so all my work is vain
torn with this pain.
*A few transpositions but I think the words are all in the text.
在《月出》的翻譯中，庞德的译文不仅打乱原诗整齐划一的句子排列形式，形成错行排列，使用了跨行连续体，这都是现代诗的技巧。而且译文中有些意思是原文中并没有的，例如，My heart is tinder， and steel plucks at my pain 这一句。如果我们了解庞德对中国文字本身具有意象性这一理解，就会发现这句话的翻译来自于庞德对“懰”这个字所具有的意象的拆解。在庞德看来“劉”表示一个东西被一把斧头劈开，而“懰”的偏旁是“心”，这就表示心被劈开了，所以才有的译文中的意思。而且从庞德在译文最后加的那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庞德知道自己的译文有一些偏差，可这些偏差都是在实践他自己的诗学新思想。
五、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巴斯内特针对诗歌的不可译性提出的种子移植理论，发现对于诗歌翻译来说，译者所处的时代不同，翻译的目的不同，都会影响其对种子的选择，所以种子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是译者在阅读原诗的基础上做出的选择。而且译者在种子移植的过程中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也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通过译者创造性的活动，原诗的韵味不仅不会丢失，反而会在新的土壤中大放异彩。庞德为发展自己的诗学理念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创造性翻译的成功佐证了巴斯内特的观点。所以，诗者，非译之所失也，译之所得也。
参考文献：
[1]Shelley P B.The Defence of Poesy[M].Lodon：ErnestBenn，1965.
[2]Bassnett，Susan
【关键词】诗歌翻译；巴斯内特；种子移植；庞德
【作者简介】李丹（1990.09-），女，山西太原人，太原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一、诗歌可译性之争论
诗歌到底可不可译？诗歌翻译界就此问题的争论旷日持久，但时至今日，仍无定论。以美国诗人罗斯特·弗罗斯特为代表的一方认为：“诗者，译之所失也。” 因为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译者不仅需要翻译诗歌的语言形式，更重要的是对诗歌所包含的文学性以及丰富的文化内涵的传递。往往在诗歌翻译过程中，由于语言以及文化的不同，译者很难找到完全对等的语言表达形式来传达原诗的神韵。此外，Holmes认为，诗歌本身具有多义性，模糊性的特点，读者阅读诗歌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诗歌本身的模糊性使不同文化的读者对相同的表达或意象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很难准确传达原诗的意境。而且，诗歌有着极其丰富的韵律，韵律也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特点，但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发音体系，也有着不同的语音特征，在诗歌翻译中制造对等的音韵效果也是译者面临的一大难题。然而，我们又如何解释历史上众多成功的诗歌翻译。
英國著名诗人 Shelly认为：“把诗歌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犹如将一朵紫罗兰投入坩埚，从而试图辨识它的颜色和香味一样，是极其不明智的。紫罗兰必须要从种子长出来才会开花，这就是巴别塔埋下的祸根。” （Shelly，1965）雪莱的这段话暗示诗歌翻译荒唐至极，正如通过化学实验来欣赏一朵花的颜色和气味一样可笑。但巴斯内特却从中找到了诗歌翻译的可能性。她认为译者的任务就是找到诗歌中埋藏的那颗种子，并将其移植到另一片土壤（Bassnett，2001）。也就是说，首先译者需要发现使诗歌具有无限生命力的种子，其次，要想使种子发芽开花，译者必须考虑新的土壤和环境条件。最后，要想移植成功，译者要去创造合适的条件以保证种子在新的土壤中再次萌芽。而移植的成功与否并不是由译者判定，而应交由读者去鉴定。
二、诗歌种子的探寻
在翻译中，译者往往把翻译和阅读看作两种独立的活动，认为译者只需逐字逐句去翻译原文的内容而不需要解读原文。但Barthes将读者看作是文本的生产者并非消费者，给予了读者很大的自由创造的空间。 Octavio Paz任何文本都属于某个文学体系，并非独立存在的，也就是说任何文本都是翻译的翻译，读者就是译者。巴斯内特在承认译者作为读者有解读文本自由的基础上，同时指出译者不能滥用这种自由，忽略作品的整体结构以及作品完成的时间和地域等因素。译者首先要创造性地阅读原文本，然后进一步进行解码，解码包括了文本因素以及文本外因素，最后用目标语进行翻译。整个过程中，译者不再是普通读者，他要调动更多的知识去跨越文化障碍，对原文进行解码。那么，译者在解码过程中需要移植的种子到底是什么呢？
在《翻译研究》一书中，巴斯内特对比了同一首诗的三个不同译本，这三个版本在长短、形式、结构上有很大不同，但他们与原诗有一个共同要素，即诗歌的主题。巴斯内特分析说，第一位译者试图忠实于原诗，保留了原诗的外在形式，因而牺牲了原诗的互文性等因素，致使从第十行开始，诗歌的语义表达变得模糊不清。第二首译诗在形式上与原诗有很大不同，却保留了口语化、调侃的语气，同时也考虑到了互文性因素，补充了一些原诗并没有的内容方便二十世纪的读者理解。巴斯内特认为第二首译诗尽管在形式上与原诗有较大差异并增补了内容，但是“因为文本语义特征的变化并不是因为译者忽视了原文语义之美而是因为译者想尽力再现原文语义实质”（Bassnett， 1991），反而比第一首更成功。但第二首译诗的问题在于译者模仿了一个少年的语气，与原文高雅的文体特征不太相符。第三首译诗在内容上最不忠实于原诗，巴斯内特却认为是最成功的的种子移植，因为其语气、语调、文体特征与原文最符。那么，巴斯内特所说的种子是不是指语气语调和文体特征呢？
我们再来看巴斯内特在《文化建构》中提及的另外一个例子（Bassnett，2001）， 即维尔特对一首十四行诗的翻译，维尔特在译文中改变了妇人与情人的关系，因为视角的变化，导致译诗的语气也与原诗完全不同，但在诗歌形式的处理上，维尔特基本保留了原诗十四行诗的韵律特点，而非采用当时英国诗歌所使用的传统形式，从而成功将新的诗歌形式引入英国。
由此可见，巴斯内特所说的种子并不是形式或者语气某个具体的东西，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依情况不同而不同，需要译者自己去探寻的。那么，译者在探寻种子的过程中，有什么依据呢？巴斯内特在《翻译研究》中说：“语际翻译必然涉及译者对原文本的创造性阐释，而且译者对原文本形式、语调、韵律的复制程度不仅取决于原语系统，同时还取决于译语系统和翻译的功能”（Bassnett，1991）。对于诗歌翻译或者文学翻译来说，翻译的主要功能又是什么呢？巴斯内特在此借用了 Holmes的观点，即诗歌有众多的构成要素：主题、语调、形式、内容、互文性等，这就要求译者在阅读翻译过程中根据这些要素在译入语系统中的重要性来按等级排序，然后译者根据两种语言系统的差异以及译者翻译的目的，对各个因素做出创造性的取舍或修改。取舍与修改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译本在译入语语言系统中存活下来，使这颗种子在新的土壤获得新的生命力，并对译语系统产生影响。
三、种子的移植
译者在找到可移植的种子之后，要想完成移植，还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如翻译的语言问题、译文的功能问题等。巴斯内特认为在种子的移植过程中，译者越是努力重现原诗的语言和形式，往往与原诗在功能上相差越多。反而在语言和形式上的差别并不会影响翻译的功能。那么，这就要求译者需要从原文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要求译者对原诗的各要素进行拆解，然后再使用译入语重新装配。这就充分肯定了译者的创造性，译者可以不局限于原诗的语言系统，可以结合译入语的语言、传统和翻译的目的进行加工重组。但是，译者毕竟不同于作者，这种创造性活动还是建立在对原诗的仔细阅读和阐释的基础上。 巴斯内特还强调了翻译的不定性。她认为诗歌包含多层次的意义，对诗歌本身的阐释就是不确定的，而翻译本身就是一种阐释，所以没有绝对的、完全忠实的、不变的翻译。我们会发现原文本是不变的，但对同一文本的译文却不断出现，每一个译本都会受制于它所出现的时代背景，因而译者在种子移植过程中应该顺应时代需求，不断创新，而不是照搬原文本的语言与形式。
对于翻译的语言问题，巴斯内特与庞德不谋而合，两人都持目的语中心观。比如，很多译者在面对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时，喜欢用中世纪的语言及形式，这就导致译文在读者群中根本不受欢迎，更何谈译文的成功。巴斯内特始终坚持翻译是要与时俱进的，要随着时代而改变。因此，对于同一个原文，不同时期需要移植的种子可能会不一样，移植方式也会因时代而有所不同。
四、庞德诗歌翻译分析
正如艾略特所说，庞德所处的时代诗学“已经停滞到了一种令当今诗人难以想象的地步”。读者早已厌倦了当时盛行的凄婉哀艳的滥情诗风，渴望一种“明晰、简约、质朴”的新诗学出现。为变革这种文学系统，庞德挑起了意象诗歌的大旗，又借意象颇丰的中国古典诗歌为文化工具实践其诗学理念。于是，庞德在中国文字与古诗中找到了使他的诗学理念得以生根发芽的种子，并以此引进新诗学形态———意象诗学，满足当时变化了的读者的期待视野。而在庞德的翻译中我们会发现很多创造性的翻译，这些创造性翻译体现了庞德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阅读与独特阐释，同时也受时代的影响，正是这种创造性的翻译成就了庞德种子移植的成功以及诗学理念的发展。我们以庞德对《月出》的翻译为例来了解他是如何进行种子移植的。
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
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
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
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The erudite moon is up， less fair than she
who hath tied silk cords about a heart in agony
she at such ease so all my work is vain.
My heart is tinder， and steel plucks at my pain
so all my work is vain she at such ease
as is the inquiring moon
A glittering moon comes out
less bright than she the moon’s colleague
that is so fair of yet such transient grace，
at ease， undurable， so all my work is vain
torn with this pain.
*A few transpositions but I think the words are all in the text.
在《月出》的翻譯中，庞德的译文不仅打乱原诗整齐划一的句子排列形式，形成错行排列，使用了跨行连续体，这都是现代诗的技巧。而且译文中有些意思是原文中并没有的，例如，My heart is tinder， and steel plucks at my pain 这一句。如果我们了解庞德对中国文字本身具有意象性这一理解，就会发现这句话的翻译来自于庞德对“懰”这个字所具有的意象的拆解。在庞德看来“劉”表示一个东西被一把斧头劈开，而“懰”的偏旁是“心”，这就表示心被劈开了，所以才有的译文中的意思。而且从庞德在译文最后加的那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庞德知道自己的译文有一些偏差，可这些偏差都是在实践他自己的诗学新思想。
五、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巴斯内特针对诗歌的不可译性提出的种子移植理论，发现对于诗歌翻译来说，译者所处的时代不同，翻译的目的不同，都会影响其对种子的选择，所以种子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是译者在阅读原诗的基础上做出的选择。而且译者在种子移植的过程中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也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通过译者创造性的活动，原诗的韵味不仅不会丢失，反而会在新的土壤中大放异彩。庞德为发展自己的诗学理念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创造性翻译的成功佐证了巴斯内特的观点。所以，诗者，非译之所失也，译之所得也。
参考文献：
[1]Shelley P B.The Defence of Poesy[M].Lodon：ErnestBenn，1965.
[2]Bassnett，Sus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