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在藏传佛教影响日益扩大的今天，五明佛学院依托于藏汉民族的深入交往，不断发展繁荣，是藏汉文化进行广泛交流的活跃前线，其典型文化交流贡献可概括为传汉入藏、传藏入汉以及提供文化交流平台三个方面。由于寺院发展的新需要和汉族信徒的新需求，五明佛学院日益超脱于单纯的宗教组织，进而成为藏族文化对外宣传、藏汉文化有益交融的典型场所，这一趋势具备深刻的历史和思想基础，也必将在今后长期持续下去。
【关键词】五明佛学院；文化交流；藏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五明佛学院（下简称佛学院）位于甘孜州色达县。色达县位于四川省甘孜自治州东北部，因在当地曾发现一块马形黄金而得此名。色达县地处偏僻，经济欠发达，海拔属全州最高，多在4000米以上，气候长冬无夏，气温仅在每年7、8月较为适宜。佛学院在这样的条件中于1980年正式落成，当时仅是数百僧众聚集的小型讲经场。
相较于其他拥有著名寺院的地区，色达县十分特别：它既不是自古而有名的佛教文化中心，缺乏历史和佛学文化的积淀，其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生活水平等也不甚乐观，并不具备支撑一座体量巨大的寺院的经济实力。但是，正是在这样一个清寒艰苦的地区，却崛起了一座蜚声内外的寺院，并日益成为藏传佛教向外传播，尤其是向汉族地区传播的重要港口。佛学院的兴起，与藏传佛教及其背后代表的藏族文化在汉族地区的传播，有重大乃至决定性的关联。
2000年后，以佛学院为枢纽的藏汉交流日益频繁，内容也从过去的讲经、灌顶等单纯的宗教活动，转变为更为广泛、全方位的文化交流。这一过程并非是藏族文化（以藏传佛教为主体的宗教、文学、饮食、民俗等）对内地民众的单向传播，内地的文化及价值观也通过大量的汉族信徒、游客，乃至佛学院官方被介绍至藏族当中。可以说，这是一个双向交流、双向影响的动态过程，佛学院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联结纽带作用。
一、传汉入藏：显著体现在介绍国学和推广素食两方面
主管汉僧工作的索达吉堪布于2015年出版的《漫谈弟子规》，是第一本由藏族写成的《弟子规》解读本，他在卷首称：“我不但自己学、给别人讲，还把它翻译成藏文，推荐给藏地的大人和孩子。”在五明佛学院的法物流通处，有香港心一堂印制的藏文版《弟子规》，内页藏汉对照，还附有专门绘制的插图。据流通处的人员介绍，有许多藏族僧人前来购买本书，一则了解汉族的传统文化，二则通过较为简单的童蒙读本学习汉语。笔者试将一段藏文重新汉译，举例如下：
对生此教诲，殊胜人之训，要孝顺尊敬，要严谨可靠。
虔護世间众，亲近善知识，如若有余力，学其余所知。
（原文：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
由此可见，这本译作简单明快，朗朗上口，既符合原文的语言特色，又适应了藏族的传统佛教文化语境，方便藏族同胞用来初步了解汉族文化，可谓是藏汉文化交流的一例优秀代表。
第二典型内容便是食素。斋戒在汉族僧团中的沿承由来已久，茹素是汉传佛教重要的戒律之一。过去，由于地理环境、交通条件、气候条件的限制，藏区的寺院对于斋戒要求不严，但在物质条件极大改善的当代，由于历史沿袭等诸多因素，藏区不少寺院、僧侣仍有食肉的现象。
索达吉堪布于2003年著成《藏密的食素观》，高度赞扬了食素对于佛教徒的意义，首先通过《大悲观音出轮回根续》《正念经》《指鬘经》等内容进行劝诫，又列举众多佛门公案及高僧事迹，如达隆噶举的创始人达隆扎西巴一生力主食素，甚至在临近圆寂时，有人建议在他所喝的汤中加入一点儿牛油，他也断然拒绝。除此之外，文中还列举了许多普通修行人坚持吃素的窍门和方法，之后更与当代的国内外名人事例和科学研究成果相结合，详细地阐明了食素在藏传佛教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这些内容启发了诸多藏族僧侣，此后五明佛学院也开始推广素食，并一直沿袭至今，成为汉传佛教文化影响藏传佛教的重要表现。
二、传藏入汉：主要体现在汉译藏族文献、出版汉文著作和巡回演讲三方面
佛学院中专门设有藏汉翻译中心，进行大量藏传佛教典籍的翻译介绍工作。与此同时，索达吉堪布也有丰富的汉文译作、著作，其中，译作系列39册收集于“显密宝库”，著作系列31册收集于“妙法宝库”。综合来说，可以说是当前藏族僧侣中活跃藏族文化传播的第一人。
除了上述宗教方面贡献之外，索达吉堪布也经常在国内外各大高校及社会场合举办演讲活动，内容不拘泥于佛教，同时涉及人生规划、文化交流、答疑解惑等方面，获得了良好的反响。
例如于2013年4月27日在四川大学进行的以“信仰、科技与法律”为主题的演讲中，有学生提问“什么是信仰，法律能否作为一种信仰”，索达吉堪布答道：“从广义上来讲，法律也是一种信仰，……但从狭义理解，它是单指对宗教的。……回过来讲，当你对某种思想或事物产生了一定的信赖和仰慕，甚至是兴趣和投入，就是信仰。在这种广义理解上，我觉得法律重要，我相信法律，那我就是信仰法律。”这种多元、灵活、开放，与世俗社会互相尊重的态度，使得藏传佛教展现出一种大气而宽容的形象。
通过佛学院官方这种持之以恒的科普工作，使更多人正确认识藏传佛教、民俗文化以及藏族历史，减少了因信息沟通不畅而产生的种种误解，修正了对藏传佛教的妖魔化，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借藏传佛教之名敛财作恶的伪僧的生存空间，为藏族文化在汉族地区中的形象塑造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藏汉交汇：不仅是旅游胜地，也是藏汉僧侣、信徒共同生活学习的机会和场所
无论是作为以藏族文化内涵为特色的旅游胜地，还是作为因汉僧众多而闻名的大型佛学院，五明佛学院本身都可称作是藏汉文化交流的经典场所。
每年有大量汉族游客慕名前往佛学院参观游览，或为神奇的自然风光，或为神秘的宗教文化，也有人单纯受此处的人文景观所吸引，在潜移默化中体会藏族文化，也将内地的文化带入藏族地区。这种旅行使游客对藏族文化有了更深了解和认识，他们的兴趣也不仅仅局限于佛教文化，而是拓展到对藏族文字、藏族服饰、藏族饮食、藏族建筑等多个方面。 来到佛学院的游客大多是在藏区的多个地县轮流游玩，对藏族传统文化中的天葬、辩经等活动很感兴趣，不少游客都说“没有商业化，很原生态”“真正地体会到了藏族人的生活”，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藏族人都很淳朴、热情，语言不通也愿意帮忙”“藏族人的生活简单，没有贪欲，让人佩服”等正面感受，并且对井然有序而又庄重神秘的佛学院产生了一种敬畏和尊重的感受。浏览了十数人的朋友圈后，笔者发现主要内容集中在蓝天、经堂的金顶、翱翔的雄鹰等，文字内容也以赞美佛学院和旅行感受为主，不论是不是走马观花和浅显的认识，总体都有一种正面影响；此外，还有部分游客在回程后会撰写游记或攻略，在文章中详细地介绍自己所了解的风土人情和习俗禁忌，为后来的游客提供参考，让更多没有来到佛学院的人也能了解这里。
除却游客以外，汉藏僧侣同处此地，彼此之间多有来往。佛学院开设有汉僧显密班，学生大部分来自四川、青海、甘肃、云南、黑龙江、吉林、河北、河南、山西、陜西、浙江、广东、福建等省，以及西藏、新疆、内蒙、宁夏等自治区。汉族僧人说藏话，藏族僧人吃汉食，如春风化雨般彼此影响，佛学院为藏汉文化交流从宗教这一侧面提供了新的渠道。
四、超越宗教：宗教组织与世俗文明的适应性
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关系一直是具有争议性的话题，社会主义指导下的藏传佛教很好地应对了这一冲突，从提倡民主管理寺院的思想进步，到居士亲身参与生产劳动的观念转变，藏传佛教逐步深入群众，融入日常文化生活之中。多识活佛在其学术文集《藏学研究甘露》里面评论称，佛教是以人为本、育人成佛之道，佛教产生于人间，服务人间，不可能有脱离人间的佛教；因此，藏传佛教自然而然应当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信教群众的现实需要。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五明佛学院等诸多名刹对汉族群众敞开了大门，让越来越多来自汉族地区的游客、信徒了解和体会藏传佛教的文化魅力，而随游客一同前来的还有经济和文化双方面的交流往来，无形中也造就了汉族文化向藏族地区的传播，因而再次促进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这种变化和趋势，对藏传佛教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正确处理宗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思想角度来看，藏传佛教的一大特点是认识论中对道德修养的细致教育。佛教在实践过程中提倡自我塑造、自我完善，主张个体的自我道德修养；藏传佛教的道德训诫已经不再局限于宗教戒律，而是在长期生活过程中融入了藏族人民的民族性格，与汉族自古以来的传统道德规范相呼应，也与构建社会主义公民基本道德的要求相一致，这正是藏传佛教寺院能够在当前时空中承载藏汉民族文化交流的思想渊源与基础。
总结而言，在当代宗教复兴的大背景下，五明佛学院的发展壮大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它的辉煌依托于藏汉民族的深入交往，在民族团结与民族交流的主旋律中，不仅成为了展现藏汉民族交往面貌的典型场所，也成为了宗教组织适应世俗文化的绝佳典范。
应当指出，佛学院虽然无法改变其作为宗教场所的本质，却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脱于宗教之外，成为宗教与世俗混杂的复合区域；佛学院中藏汉人民间进行的种种活动，剥离其传教宣教的目的后，更能够体现出其纯粹而重大的文化意义。可以说，在西南地区，乃至放眼整个中国，五明佛学院都是藏汉民族之间进行有益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参考文献：
[1]索达吉.梵宇书声百年基——记四川甘孜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J].法音，1993（6）：16-17.
[2]洲塔，陈列嘉措，杨文法.论藏族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宗教世俗化问题[J].中国藏学，2007（2）：61-67.
[3]高锦泉.论宗教信仰的世俗价值[J].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91-94.
【关键词】五明佛学院；文化交流；藏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五明佛学院（下简称佛学院）位于甘孜州色达县。色达县位于四川省甘孜自治州东北部，因在当地曾发现一块马形黄金而得此名。色达县地处偏僻，经济欠发达，海拔属全州最高，多在4000米以上，气候长冬无夏，气温仅在每年7、8月较为适宜。佛学院在这样的条件中于1980年正式落成，当时仅是数百僧众聚集的小型讲经场。
相较于其他拥有著名寺院的地区，色达县十分特别：它既不是自古而有名的佛教文化中心，缺乏历史和佛学文化的积淀，其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生活水平等也不甚乐观，并不具备支撑一座体量巨大的寺院的经济实力。但是，正是在这样一个清寒艰苦的地区，却崛起了一座蜚声内外的寺院，并日益成为藏传佛教向外传播，尤其是向汉族地区传播的重要港口。佛学院的兴起，与藏传佛教及其背后代表的藏族文化在汉族地区的传播，有重大乃至决定性的关联。
2000年后，以佛学院为枢纽的藏汉交流日益频繁，内容也从过去的讲经、灌顶等单纯的宗教活动，转变为更为广泛、全方位的文化交流。这一过程并非是藏族文化（以藏传佛教为主体的宗教、文学、饮食、民俗等）对内地民众的单向传播，内地的文化及价值观也通过大量的汉族信徒、游客，乃至佛学院官方被介绍至藏族当中。可以说，这是一个双向交流、双向影响的动态过程，佛学院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联结纽带作用。
一、传汉入藏：显著体现在介绍国学和推广素食两方面
主管汉僧工作的索达吉堪布于2015年出版的《漫谈弟子规》，是第一本由藏族写成的《弟子规》解读本，他在卷首称：“我不但自己学、给别人讲，还把它翻译成藏文，推荐给藏地的大人和孩子。”在五明佛学院的法物流通处，有香港心一堂印制的藏文版《弟子规》，内页藏汉对照，还附有专门绘制的插图。据流通处的人员介绍，有许多藏族僧人前来购买本书，一则了解汉族的传统文化，二则通过较为简单的童蒙读本学习汉语。笔者试将一段藏文重新汉译，举例如下：
对生此教诲，殊胜人之训，要孝顺尊敬，要严谨可靠。
虔護世间众，亲近善知识，如若有余力，学其余所知。
（原文：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
由此可见，这本译作简单明快，朗朗上口，既符合原文的语言特色，又适应了藏族的传统佛教文化语境，方便藏族同胞用来初步了解汉族文化，可谓是藏汉文化交流的一例优秀代表。
第二典型内容便是食素。斋戒在汉族僧团中的沿承由来已久，茹素是汉传佛教重要的戒律之一。过去，由于地理环境、交通条件、气候条件的限制，藏区的寺院对于斋戒要求不严，但在物质条件极大改善的当代，由于历史沿袭等诸多因素，藏区不少寺院、僧侣仍有食肉的现象。
索达吉堪布于2003年著成《藏密的食素观》，高度赞扬了食素对于佛教徒的意义，首先通过《大悲观音出轮回根续》《正念经》《指鬘经》等内容进行劝诫，又列举众多佛门公案及高僧事迹，如达隆噶举的创始人达隆扎西巴一生力主食素，甚至在临近圆寂时，有人建议在他所喝的汤中加入一点儿牛油，他也断然拒绝。除此之外，文中还列举了许多普通修行人坚持吃素的窍门和方法，之后更与当代的国内外名人事例和科学研究成果相结合，详细地阐明了食素在藏传佛教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这些内容启发了诸多藏族僧侣，此后五明佛学院也开始推广素食，并一直沿袭至今，成为汉传佛教文化影响藏传佛教的重要表现。
二、传藏入汉：主要体现在汉译藏族文献、出版汉文著作和巡回演讲三方面
佛学院中专门设有藏汉翻译中心，进行大量藏传佛教典籍的翻译介绍工作。与此同时，索达吉堪布也有丰富的汉文译作、著作，其中，译作系列39册收集于“显密宝库”，著作系列31册收集于“妙法宝库”。综合来说，可以说是当前藏族僧侣中活跃藏族文化传播的第一人。
除了上述宗教方面贡献之外，索达吉堪布也经常在国内外各大高校及社会场合举办演讲活动，内容不拘泥于佛教，同时涉及人生规划、文化交流、答疑解惑等方面，获得了良好的反响。
例如于2013年4月27日在四川大学进行的以“信仰、科技与法律”为主题的演讲中，有学生提问“什么是信仰，法律能否作为一种信仰”，索达吉堪布答道：“从广义上来讲，法律也是一种信仰，……但从狭义理解，它是单指对宗教的。……回过来讲，当你对某种思想或事物产生了一定的信赖和仰慕，甚至是兴趣和投入，就是信仰。在这种广义理解上，我觉得法律重要，我相信法律，那我就是信仰法律。”这种多元、灵活、开放，与世俗社会互相尊重的态度，使得藏传佛教展现出一种大气而宽容的形象。
通过佛学院官方这种持之以恒的科普工作，使更多人正确认识藏传佛教、民俗文化以及藏族历史，减少了因信息沟通不畅而产生的种种误解，修正了对藏传佛教的妖魔化，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借藏传佛教之名敛财作恶的伪僧的生存空间，为藏族文化在汉族地区中的形象塑造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藏汉交汇：不仅是旅游胜地，也是藏汉僧侣、信徒共同生活学习的机会和场所
无论是作为以藏族文化内涵为特色的旅游胜地，还是作为因汉僧众多而闻名的大型佛学院，五明佛学院本身都可称作是藏汉文化交流的经典场所。
每年有大量汉族游客慕名前往佛学院参观游览，或为神奇的自然风光，或为神秘的宗教文化，也有人单纯受此处的人文景观所吸引，在潜移默化中体会藏族文化，也将内地的文化带入藏族地区。这种旅行使游客对藏族文化有了更深了解和认识，他们的兴趣也不仅仅局限于佛教文化，而是拓展到对藏族文字、藏族服饰、藏族饮食、藏族建筑等多个方面。 来到佛学院的游客大多是在藏区的多个地县轮流游玩，对藏族传统文化中的天葬、辩经等活动很感兴趣，不少游客都说“没有商业化，很原生态”“真正地体会到了藏族人的生活”，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藏族人都很淳朴、热情，语言不通也愿意帮忙”“藏族人的生活简单，没有贪欲，让人佩服”等正面感受，并且对井然有序而又庄重神秘的佛学院产生了一种敬畏和尊重的感受。浏览了十数人的朋友圈后，笔者发现主要内容集中在蓝天、经堂的金顶、翱翔的雄鹰等，文字内容也以赞美佛学院和旅行感受为主，不论是不是走马观花和浅显的认识，总体都有一种正面影响；此外，还有部分游客在回程后会撰写游记或攻略，在文章中详细地介绍自己所了解的风土人情和习俗禁忌，为后来的游客提供参考，让更多没有来到佛学院的人也能了解这里。
除却游客以外，汉藏僧侣同处此地，彼此之间多有来往。佛学院开设有汉僧显密班，学生大部分来自四川、青海、甘肃、云南、黑龙江、吉林、河北、河南、山西、陜西、浙江、广东、福建等省，以及西藏、新疆、内蒙、宁夏等自治区。汉族僧人说藏话，藏族僧人吃汉食，如春风化雨般彼此影响，佛学院为藏汉文化交流从宗教这一侧面提供了新的渠道。
四、超越宗教：宗教组织与世俗文明的适应性
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关系一直是具有争议性的话题，社会主义指导下的藏传佛教很好地应对了这一冲突，从提倡民主管理寺院的思想进步，到居士亲身参与生产劳动的观念转变，藏传佛教逐步深入群众，融入日常文化生活之中。多识活佛在其学术文集《藏学研究甘露》里面评论称，佛教是以人为本、育人成佛之道，佛教产生于人间，服务人间，不可能有脱离人间的佛教；因此，藏传佛教自然而然应当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信教群众的现实需要。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五明佛学院等诸多名刹对汉族群众敞开了大门，让越来越多来自汉族地区的游客、信徒了解和体会藏传佛教的文化魅力，而随游客一同前来的还有经济和文化双方面的交流往来，无形中也造就了汉族文化向藏族地区的传播，因而再次促进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这种变化和趋势，对藏传佛教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正确处理宗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思想角度来看，藏传佛教的一大特点是认识论中对道德修养的细致教育。佛教在实践过程中提倡自我塑造、自我完善，主张个体的自我道德修养；藏传佛教的道德训诫已经不再局限于宗教戒律，而是在长期生活过程中融入了藏族人民的民族性格，与汉族自古以来的传统道德规范相呼应，也与构建社会主义公民基本道德的要求相一致，这正是藏传佛教寺院能够在当前时空中承载藏汉民族文化交流的思想渊源与基础。
总结而言，在当代宗教复兴的大背景下，五明佛学院的发展壮大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它的辉煌依托于藏汉民族的深入交往，在民族团结与民族交流的主旋律中，不仅成为了展现藏汉民族交往面貌的典型场所，也成为了宗教组织适应世俗文化的绝佳典范。
应当指出，佛学院虽然无法改变其作为宗教场所的本质，却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脱于宗教之外，成为宗教与世俗混杂的复合区域；佛学院中藏汉人民间进行的种种活动，剥离其传教宣教的目的后，更能够体现出其纯粹而重大的文化意义。可以说，在西南地区，乃至放眼整个中国，五明佛学院都是藏汉民族之间进行有益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参考文献：
[1]索达吉.梵宇书声百年基——记四川甘孜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J].法音，1993（6）：16-17.
[2]洲塔，陈列嘉措，杨文法.论藏族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宗教世俗化问题[J].中国藏学，2007（2）：61-67.
[3]高锦泉.论宗教信仰的世俗价值[J].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9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