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喜欢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北宋。像欧阳修、王安石这些人，都可以进退不失据，是因为他们都有一种对人格的完美要求，他们做官不是为别人而做，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理想，所以他们非常清楚做官与不做官之间的分寸。苏东坡不会因为自己被下放了就不做事了，他要做的事情反而更多。他被贬到岭南，觉得那里的荔枝很好吃，这意味着他并非完全为了政治而活，他还有别的事情可以做，比如说写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告诉人家荔枝多好吃。我觉得宋朝最可爱的部分，就是它不像唐朝，在唐朝一切东西都要大，而在宋朝可以小。小不见得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雄壮是一种美，微小也是一种美，没有人规定雄壮的美会影响到微小的美。“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可以是一种美，宋代画家画的一片叶子上的草虫，也可以是一种美。台北故宫里的《草虫瓜实图》画了一个瓜，瓜上面有一片叶子，上面那么小一个蚱蜢停在叶子上，画得那么美，很多人都在那里盯着那个草虫看，让你感觉到一个小小的昆虫也是生命的一种美。宋代的文人让人看到“小”了。唐诗里能让人看到“小”的东西不多，一看都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你看到“长河落日圆”，你就不一定看得到昆虫，可是宋朝是可以静观万物的，静观万物是因为你有了对自己生命的信心，你可以看到生命来来去去，你有更大的包容心，你不去比较和分辨。这个时代既有范宽在画《溪山行旅图》那么大气魄的山水，而同时又有花鸟画家在画一些非常小的虫，而它的大和小都是一种宇宙世界。当然这个背后有一个非常深的哲学背景，就是理学。理学现在常常变成哲学里面我们讲的一种很教条的东西了，人们对于宋明理学好像不太有好感，可是我觉得北宋的理学其实是一个生命之学，周敦颐、张载，他们在谈生命之学，谈生命中的宽容，谈在拿掉所有外在的权力、财富之后，人怎么样才能像一个人，这些问题是他们关心的。
　　为什么我喜欢北宋的知识分子？因为我觉得他们最像人了。这个说法有点奇怪，知识分子当然都是人。我的意思是说，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很难做自己，反而一直在文化里被扭曲着，尤其是在政权当中，他们被扭曲以后回不来。而北宋的知识分子可以回来做自己，而这种自我的释放使得宋朝在文化的创造力上产生了一种我们叫做“平淡天真”的东西。宋朝的美学最喜欢讲的词叫“平淡天真”，就是不要做作，也不要刻意，率性为之。去台北故宫看到《寒食帖》，你会觉得北宋人写字绝对不像唐朝人那样规规矩矩地写楷书，他们可以随意，写错字就点一点，再改一改就好了，没有人规定一个伟大的书法里不能有错字。所以，《寒食帖》里错字可以存在，他觉得错了为什么一定要再写一次呢，生命里面的错误让别人看到会这么难堪吗？这个字写错了，就把它圈掉，在旁边补上一个字，这些在书法中都出现了，所以黄庭坚、苏东坡的书法里充满了涂改的部分，书法的美学因此从一个官方的很正式的规格转变成为真性情的流露。也就是说，所谓的艺术是可以看到你的真性情，你的真性情里面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要去掩盖它。
　　（苏生摘自《读者·校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