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拉克反政府武装又攻下伊西部几个重镇时，奥巴马政府的回应是向中东派出国务卿克里。不过克里为期一周的中东之行首站并不是战火纷飞的伊拉克，而是美国的中东“伙伴”埃及，因为埃及新政府对前穆兄会支持者的大面积打压，正在给埃及脆弱的稳定局面增添变数。在6月19日针对伊拉克局势的讲话中，尽管奥巴马强调“美国军队不会重回伊拉克作战”，但重返亚太的美国如今不得不重返中东了，至少在外交资源配置上。因为不久前对专业外交人士来说都还略显陌生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可能会让奥巴马任内最大的外交遗产—从两个战场撤军—变成一个笑话。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6月22日公开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干涉伊拉克事务。这应该是伊朗要保马利基政权的信号，而非拒绝在伊拉克平叛上与美国间接合作，毕竟伊朗也不愿放弃争取在当下第五轮伊朗核谈判中说服美国放宽制裁的机会。而且，不愿再陷中东战场的美国也希望有外部力量帮助稳定伊拉克局势，就像它期望欧盟协助维护面临俄罗斯渗透的乌克兰安全，并稳定危如累卵的利比亚局势一样。2013年，在叙利亚化武问题上，美国被迫让俄罗斯和禁化武组织出头，如今叙政府先前申报的所有化学武器原材料已经运离叙利亚。显然，这一切都在考验着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学者詹姆斯·林德赛认为，对奥巴马的挑战也是他的继任者将面临的挑战，即如何在一个不再自觉响应美国全球领导角色的世界里推进美国的利益，即使美国依然是唯一最强大且最具影响力的国家。

奥巴马的外交滑铁卢

　　奥巴马的第二任期受到内政掣肘，本指望能以“外交收获期”加以平衡，不料却迎来一系列外交挑战甚至失败。在奥巴马政府对恐怖分子利用无人机或特种部队打游击战时，恐怖分子却打着“国家”的旗号在伊拉克发起了攻城略地的传统战争。无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势力发展壮大的原因是什么，外界质疑奥巴马政府反恐战争的成效都无可厚非。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的调查，在恐怖威胁、全球气候变化、俄罗斯、伊朗、阿富汗和叙利亚等10个外交议题上，应对恐怖威胁是奥巴马政府唯一一个获正面评价（51%）高于负面评价（44%）的议题。可以想见，恐怖势力壮大导致的伊拉克乱局，可能会使奥巴马留下外交政绩的最后一线希望化为泡影。
　　“没有哪个地方像中东那样能让人们强烈地认识到美国越来越胆小怯弱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今年5月的封面文章中这样写道。这是对奥巴马政府中东外交的揶揄，也是对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嘲讽。在2010年发端的“阿拉伯海啸”中，美国忠实地扮演了啦啦队角色，而且这个角色的“喝彩”对象总能随机而变。在整个埃及变局中，美国的支持对象从穆巴拉克的军政府变成穆尔西的穆兄会政府，现在又变成了塞西的军政府。在推翻卡扎菲的军事行动中，美国稍微向前迈出了一小步，跟在欧洲盟友后面发挥“幕后领导”作用。奥巴马对巴沙尔划定了不得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的“红线”，但当叙利亚政府越过这条“红线”时，“红线”这个词也成了美国政治信用的一个污点。美国曾“垄断”巴以和谈半个多世纪，但克里上任后倾力打造的谈判正在被人们遗忘。
　　奥巴马2009年上台之初，雄心勃勃地提出要“重启”美俄关系，但乌克兰危机让美俄关系跌入后冷战时代的谷底。从目前情况看，真正能“重启”美俄关系的只会是奥巴马的继任者，如果后者愿意的话。重返亚太是奥巴马政府的主打“外交产品”，但各种主客观原因正在使其变成烂尾工程。5月28日在西点军校有关美国外交的演讲中，奥巴马甚至没有提及重返亚太或亚太再平衡。奥巴马亚太战略的核心是对华战略，但在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中，给予美国对华外交正面评价的只有30%，负面评价高达52%。从布什总统手中接过因单边主义而受损的美国外交，奥巴马开启了以倾听的姿态、合作的意愿为特色的“奥式外交”。他在2009年出访了29个国家，是上任第一年外访次数最多的美国总统。但“残酷”的现实使奥巴马的外交成绩单正变得越发不好看。
　　目前的伊拉克危机引发了美国国内关于奥巴马外交政策的大讨论。这些讨论以批评居多，焦点之一即是指责奥巴马“软弱”，认为他在“使用权力”上犹豫不决。抛开奥巴马外交成绩不佳的原因不说，把目前的“乱世硝烟”全部归咎于奥巴马显然有失偏颇。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前安全助理朱利安尼·史密斯最近撰文称，美国所面临的安全环境史无前例，“现有的与新出现的安全挑战复杂且总量巨大，给美国决策者带来难以应付的挑战”。史密斯将此称为“复合型复杂局面”，即安全挑战呈指数级增长，而且复杂情势之间相互联动。更为关键的是，“史无前例”的挑战还伴随着美国经济疲软和史无前例的财政赤字，使美国可动用的战略资源与安全挑战之间越来越不匹配。正因为如此，视“结束战争”为己任的奥巴马，在是否派美军重回伊拉克作战问题上保持谨慎。

美国全球领导力曲线

　　奥巴马是打着“重塑美国全球领导角色”的旗号上台的，在竞选期间他甚至把2009年称为美国重塑地位的“机会窗口”。但事实证明这扇机会之窗打开得并不顺利。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5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和影响力不如10年前了，创下1974年有调查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而2009年奥巴马上台之初这一比例是41%；认为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和影响力比10年前更强大的比例在1974年是28%，之后呈现波浪式缓慢增长，在2004年达到45%的最高点后，呈直线下滑至2013年的17%。美国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美国权力的曲线》一文中称，从1945年至1970年，美国是世界体系无可争议的霸权，“但从1970年也就是尼克松政府从越南撤军开始，历任美国总统都在心照不宣地忙着一件事，即延缓美国霸权的衰落”。
　　美国的全球权力巅峰时刻始于1945年，因为此后不久的美苏两极格局从一开始就明显偏向于美国。冷战之初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复兴欧洲经济以及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建立一系列国际机制，是美国全球领导力最直接的体现。虽然美国赢得了冷战，但在整个冷战期间，再没有出现过先前那样能高度凸显美国领导力的案例。1992年，由老布什时期的国防部长切尼领衔制定的“国防计划指南”主张，通过阻止“集体防御的再国家化”以及把美国的防御态势从全球竞争转向应对地区挑战来确保美国的全球主导权。如果基于1991年海湾战争经验的这种战略转型算得上彰显了美国的领导力，那么克林顿政府基本上是萧规曹随。美国在1994年放弃建设美洲自贸区的设想，退而打造北美自贸区，已经反映出美国领导力的边界。小布什政府虽然领导了全球反恐战争，但这次“领导”也对美国全球领导力造成了直接杀伤。 　　奥巴马整个执政过程都伴随着“美国衰落”的声音，有逻辑认为：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和绝对地位都在下降，而经济实力是国家实力的核心；美国相对实力下降是由过度的军事开支造成的，而过度的军事开支缘于美国对国际社会过度的承诺。包括沃勒斯坦在内的学者都把经济实力下降视为美国权力下降的一个关键指标。美国GDP总量在世界占比已从1945年的45%，下滑到2013年的22%。随着新兴国家经济上的崛起，这一比例可能会进一步下滑。这也是奥巴马政府尽量避免直接介入地区冲突、专注经济问题的重要原因。如果“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能最终达成，美国不仅将再次获得制度霸权红利，还能重塑在全球经济领域的领导力。
　　在某些学者看来，奥巴马不愿让美国走向前台的做法会给美国领导力造成负面影响，因为领导力通过积极介入才能得以体现。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中山俊宏表示，美国民众因厌战而产生的“内向”倾向，已经从内部对美国外交形成了掣肘；极化的党派政治使治理机制功能失调；紧缩财政使美国的全球存在变得不确定。所有这一切共同造成了一个“不干涉”的美国形象。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可能是把国际政治看作“公开对话的舞台”，而其他国家的视角依然是“实力较量”，所以对美国不施展权力反应敏感。“只要这种认知差异还存在，无论奥巴马政府如何声称‘积极介入’，美国都不可能驱散自身的‘不干涉’形象。”不过林德赛认为，目前的外部挑战需要美国缩小海外战略目标，并在政策优先上做艰难抉择。如果奥巴马不寻求与全球发展趋势相匹配的外交政策，那么美国的战略抱负与战略成绩之间的鸿沟会越来越大，美国寻求全球领导角色的前景也将更加渺茫。

“经济适用型”霸权

　　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奥巴马说：“那些认为美国正在走向衰落、正在失去全球领导力的人，要么是误读了历史，要么是在搞党派政治。”客观地说，与其前任相比，奥巴马维持美国国际主导权、重塑美国全球领导力的愿望更迫切，手段也在更新。美国在冷战后花巨资维持全球主导权，绝不是因为美国具有崇高的“利他主义”。国际主导权以经济、军事实力优势为后盾，一旦这种主导权形成，它也会成为权力的来源之一，给美国带来“霸权红利”。
　　奥巴马更倾向于多边主义，意在通过向盟友和伙伴“赋权”来打造“经济适用型”霸权，以此来重塑美国全球领导力。虽然奥巴马强调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国家”，但他其实更希望能有“不可或缺的帮手”。德国国际事务与安全研究所学者彼特·鲁道夫认为，考虑到国际体系权力转移与新的全球挑战，为了维持全球领导地位，美国有时不得不根据变化了的国际环境调整战后创立的国际多边机构。“就奥巴马来说，一方面他想强化现有的国际机制，另一方面，他也想创立能够把新兴大国融入的新的国际机制，通过把其他国家融入多边机制来为美国分担部分国际领导成本。”
　　但“经济适用型”霸权一种可能的后果是，美国对对手来说不再那么可怕，对盟友来说也不再那么可靠。虽然在中日钓鱼岛争议问题上，奥巴马把对日本的承诺提升到了“总统级别”，但正如美国媒体所说的那样，很难有人相信美国会为了远隔万里的几块石头而与中国开战。正因为如此，安倍政府不断向美国索取承诺，同时也从未对这种承诺放心。奥巴马强调盟友应该获得尊重，但也应该承担更多责任。不过他的“尊重换责任”理念效果并不明显。在乌克兰危机期间，出现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主要还是美国大兵。奥巴马之所以多次提到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这些在欧洲备受尊敬的美国总统，也是希望唤起欧洲人那个时代团结在美国旗帜下共同面对威胁的历史记忆。不过他也曾感叹：“如果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坐在房间里端着白兰地谈事，那就很容易谈拢。但我们现在生活的不是那样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