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5月12日后的日子里，我们看到了太多的眼泪。突如其来的大地震，震跨了建筑，也震碎了不少的家庭。而巨大、深刻的恐惧心理更成为灾后人们难以绕过的槛儿，即使已脱离造成危险的环境，情绪却仍会处于惊恐之中。
有一种关注是刺痛
“因为软组织损坏，当时的我被大家抬到房外一处平地上。躺在地上的我，看着大家默默地从里边扒人，无论是死人、活人，一个个的都被抬了出来。不过，听不到一点哭闹的声音。”经历过唐山大地震如今供职于唐山供电公司刘女士回忆，“直到第三天，我们才见到救援的解放军，伤员陆续被运往外地救助，解放军们帮我们搭简易棚，还有空运的食品什么的。感觉特别有希望！”在此次5·12汶川地震发生后，相比32年前发达得多的广播电视新闻媒体，让我们听到了也看到了太多撕心裂肺的声音画面。采访到的很多经历过唐山地震的人都表示，“可能那个年代的人更坚强！”而一位汶川地震亲历者的话，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当下的不同，“灾区群众的伤口刚刚缝合后，第一个人来打开看看，说‘你很痛吧？’然后离开。接着，第二个来打开看看的人说‘你很痛吧？我很难过。’然后离开。接着第三个、四个又来打开看看说，‘你很痛吧？我真的非常难过⋯⋯”
确实，相比32年前，如今发达便利的交通通讯工具，使得更多付有爱心的人可以前往灾区救援。然而，在大批次的各类救助中，在给受灾群众带来希望的同时，不经意间也可能带来更大的心理伤害。对此，到汶川第一线进行心理救助的中央财经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苑媛谈到，“很多参与到这次地震救援工作的志愿者，由于专业水平所限，面对灾区的惨状自己忍不住当场痛哭，反倒被灾区的老乡安慰；有的人由于不了解专业的知识，曲解了被干预者的意思反而使参与者受到了二次伤害；有的群众接受了多次的心理干预服务，对一系列量表产生了抵触和反感情绪。”
30年后的情绪爆发
“不孝如我，30年来，这是第一次为母亲烧纸。自我自立或说真正的懂事，在传统的节日，包括清明、春节、寒衣等为母亲烧纸的念头从未消失过，但最终也仅仅是念头而已。每当这些日子来临，总是熬到最后，以放弃告终。对此，我难以释怀，为母亲烧纸的事在心底挥之不去。今天，烧过纸后，如释重负。在抗震纪念碑广场，我哭了，这也是我成人后第一次为母亲流泪。终于明白，我所逃避的，是积压在心中30年的痛，一个5岁多的孩子失去母爱的痛。”这是在地震中失去母亲唐山某报社董先生在唐山地震30周年时写下的日记。
积蓄30年的情感在那一刻终于爆发。苑媛分析认为，这种长时期得不到宣泄的情绪会在压抑的过程中对人们的身心造成很大的伤害。很多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人们在看到5.12地震的报道时，都会有深切的感触。
对于经历突发灾难重创的人来说，灾后人们会有两种极端情况。有些人会对周围事物变化过度敏感，担忧会再次发生灾难，经受不起任何挫折；有的人则是在面对生命的损伤后产生一种麻木、甚至是冷漠的表现。“这都是一种情绪压抑，分别是对恐惧和悲伤情绪的压抑。”不过，虽然重大的灾难会给人们的内心带来消极的影响，但“人性是有韧性的”，北京师范大学刘翔平谈到，绝大多数人在经历了心理创伤后都会自我恢复，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的内心都回复平静和只有少数的人才会出现以上心理影响。
有一种精神力量需要持续灌注
“1976年9月9日当我们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时，感觉就像是天塌了。想着国家发生这么大的变故，如果政权交接出现问题，最惨的就是唐山啊！我们现在居无屋，食无着，衣不遮体，大多数人都是伤员，一旦国家出现动乱，谁还顾得上唐山呢？唐山人可以说没有活路了！”姚晓燕回忆当年唐山大地震后心理曾经出现的恐慌。不过，这种担忧与恐慌，在当时各个单位组织的重建新唐山的鼓舞下，“那种革命精神似乎又燃起了，感觉我们是打不垮、摧不倒的！”这种革命气势在，不仅让很多人积极投入到热火朝天的灾后重建中，更帮助很多人闯过了灾难带来的心理创伤。不过，经历时代的变迁，人们的思维也变得更加多元化。
据苑媛从灾后的心理经验分析，心理重建一般经过三个阶段：第一是惊吓期，受灾民众的无助感和无望感越发严重；第二是清理期，当前正处于此时期，需要心理援助者初步处理恐惧和悲伤，并在灾害现场发现高危个案；第三是幻灭期，也是心灵重建期，当各种志愿者、捐助者逐渐退去，生活逐渐恢复秩序。不得不去面对失去家园、失去亲人、失去健康完整身体、失去往昔美好的种种现实时，受灾民众会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这个时候，真正的悲伤开始了，可能发生自杀个案。
而今天与32年前普遍一穷二白的家底相比，今天的人们面临的不仅仅是失去亲人等情感寄托，更有丰富的物质经济损失。在台湾9.21大地震的重建过程中，台湾清华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们进驻受灾村庄建立工作坊，帮助受灾民众规划建房、开发新的农产品，这种援助受到灾民的热烈欢迎。诚如一位心理学家所说，“经济问题最根本。”当受灾人们对未来生活有很好的预期，再介入心理卫生人员的长期跟随、择机恰当心理服务，那么在经济发展援助与心理治疗的合作模式，对于灾难引发的心理阴影消除，也许更为有效。
诚如，唐山大地震时刚参加工作的王先生所回忆到的，“地震发生后，厂里的党员、共青团带头，在救助完伤员后，立即把大家都集合到厂里，部署工作。地震一个月不到，我们很多人就照常上班，每天其实也就是搭建厂房。但感觉那种热火朝天的气氛，让我们忘记了恐惧，觉得自己还活着，就得好好做贡献！”
这是一种社会自力更生的能力，无论哪个时代的人，却都在为灾难之后的心灵重建燃放着光芒。
有一种关注是刺痛
“因为软组织损坏，当时的我被大家抬到房外一处平地上。躺在地上的我，看着大家默默地从里边扒人，无论是死人、活人，一个个的都被抬了出来。不过，听不到一点哭闹的声音。”经历过唐山大地震如今供职于唐山供电公司刘女士回忆，“直到第三天，我们才见到救援的解放军，伤员陆续被运往外地救助，解放军们帮我们搭简易棚，还有空运的食品什么的。感觉特别有希望！”在此次5·12汶川地震发生后，相比32年前发达得多的广播电视新闻媒体，让我们听到了也看到了太多撕心裂肺的声音画面。采访到的很多经历过唐山地震的人都表示，“可能那个年代的人更坚强！”而一位汶川地震亲历者的话，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当下的不同，“灾区群众的伤口刚刚缝合后，第一个人来打开看看，说‘你很痛吧？’然后离开。接着，第二个来打开看看的人说‘你很痛吧？我很难过。’然后离开。接着第三个、四个又来打开看看说，‘你很痛吧？我真的非常难过⋯⋯”
确实，相比32年前，如今发达便利的交通通讯工具，使得更多付有爱心的人可以前往灾区救援。然而，在大批次的各类救助中，在给受灾群众带来希望的同时，不经意间也可能带来更大的心理伤害。对此，到汶川第一线进行心理救助的中央财经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苑媛谈到，“很多参与到这次地震救援工作的志愿者，由于专业水平所限，面对灾区的惨状自己忍不住当场痛哭，反倒被灾区的老乡安慰；有的人由于不了解专业的知识，曲解了被干预者的意思反而使参与者受到了二次伤害；有的群众接受了多次的心理干预服务，对一系列量表产生了抵触和反感情绪。”
30年后的情绪爆发
“不孝如我，30年来，这是第一次为母亲烧纸。自我自立或说真正的懂事，在传统的节日，包括清明、春节、寒衣等为母亲烧纸的念头从未消失过，但最终也仅仅是念头而已。每当这些日子来临，总是熬到最后，以放弃告终。对此，我难以释怀，为母亲烧纸的事在心底挥之不去。今天，烧过纸后，如释重负。在抗震纪念碑广场，我哭了，这也是我成人后第一次为母亲流泪。终于明白，我所逃避的，是积压在心中30年的痛，一个5岁多的孩子失去母爱的痛。”这是在地震中失去母亲唐山某报社董先生在唐山地震30周年时写下的日记。
积蓄30年的情感在那一刻终于爆发。苑媛分析认为，这种长时期得不到宣泄的情绪会在压抑的过程中对人们的身心造成很大的伤害。很多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人们在看到5.12地震的报道时，都会有深切的感触。
对于经历突发灾难重创的人来说，灾后人们会有两种极端情况。有些人会对周围事物变化过度敏感，担忧会再次发生灾难，经受不起任何挫折；有的人则是在面对生命的损伤后产生一种麻木、甚至是冷漠的表现。“这都是一种情绪压抑，分别是对恐惧和悲伤情绪的压抑。”不过，虽然重大的灾难会给人们的内心带来消极的影响，但“人性是有韧性的”，北京师范大学刘翔平谈到，绝大多数人在经历了心理创伤后都会自我恢复，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的内心都回复平静和只有少数的人才会出现以上心理影响。
有一种精神力量需要持续灌注
“1976年9月9日当我们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时，感觉就像是天塌了。想着国家发生这么大的变故，如果政权交接出现问题，最惨的就是唐山啊！我们现在居无屋，食无着，衣不遮体，大多数人都是伤员，一旦国家出现动乱，谁还顾得上唐山呢？唐山人可以说没有活路了！”姚晓燕回忆当年唐山大地震后心理曾经出现的恐慌。不过，这种担忧与恐慌，在当时各个单位组织的重建新唐山的鼓舞下，“那种革命精神似乎又燃起了，感觉我们是打不垮、摧不倒的！”这种革命气势在，不仅让很多人积极投入到热火朝天的灾后重建中，更帮助很多人闯过了灾难带来的心理创伤。不过，经历时代的变迁，人们的思维也变得更加多元化。
据苑媛从灾后的心理经验分析，心理重建一般经过三个阶段：第一是惊吓期，受灾民众的无助感和无望感越发严重；第二是清理期，当前正处于此时期，需要心理援助者初步处理恐惧和悲伤，并在灾害现场发现高危个案；第三是幻灭期，也是心灵重建期，当各种志愿者、捐助者逐渐退去，生活逐渐恢复秩序。不得不去面对失去家园、失去亲人、失去健康完整身体、失去往昔美好的种种现实时，受灾民众会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这个时候，真正的悲伤开始了，可能发生自杀个案。
而今天与32年前普遍一穷二白的家底相比，今天的人们面临的不仅仅是失去亲人等情感寄托，更有丰富的物质经济损失。在台湾9.21大地震的重建过程中，台湾清华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们进驻受灾村庄建立工作坊，帮助受灾民众规划建房、开发新的农产品，这种援助受到灾民的热烈欢迎。诚如一位心理学家所说，“经济问题最根本。”当受灾人们对未来生活有很好的预期，再介入心理卫生人员的长期跟随、择机恰当心理服务，那么在经济发展援助与心理治疗的合作模式，对于灾难引发的心理阴影消除，也许更为有效。
诚如，唐山大地震时刚参加工作的王先生所回忆到的，“地震发生后，厂里的党员、共青团带头，在救助完伤员后，立即把大家都集合到厂里，部署工作。地震一个月不到，我们很多人就照常上班，每天其实也就是搭建厂房。但感觉那种热火朝天的气氛，让我们忘记了恐惧，觉得自己还活着，就得好好做贡献！”
这是一种社会自力更生的能力，无论哪个时代的人，却都在为灾难之后的心灵重建燃放着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