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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及其夫人在离世47年后终于魂归故里。几十年来，不仅其骨灰“流离失所”，关于傅雷夫妇的死因也以不同版本流传于知识界，成为一个难解的谜团。
1966年9月3日凌晨，在不堪忍受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小将夜以继日的轮番抄家与凌辱后，年近花甲的著名翻译家傅雷与妻子朱梅馥自尽于上海江苏路284弄5号的家中，用一种惨烈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
几个小时后，傅家保姆周菊娣报警，警方迅速确定死因并清理现场。在那个人格尊严被肆意践踏的疯狂年代，没有人关心傅雷夫妇在自杀前经历过什么，也没有人关注他们的自杀真相与死后遗言。类似的文人自杀事件在当时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实在不足为奇。
正因如此，当笼罩了十年的文革阴霾终于被吹散后，近几十年来，傅雷夫妇的死因以不同版本流传于知识界：煤气中毒，服毒自尽，投缳自尽以及傅雷服毒自尽、朱梅馥于两小时后上吊自杀等，种种说法，不一而足。
事出有因
傅雷夫妇死因何以竟成谜团？一切要从那个风雨如晦的清晨说起。
9月3日清晨6点，在傅家保姆周菊娣看来，一切再正常不过：主人还在安睡，抄家的红卫兵小将还未到来，只有习惯早起的周菊娣已经开始打扫屋子。
时钟转到了7点多，还是不见傅雷夫妇起床，周菊娣心想：先生与夫人连续被批斗四天三夜，想来是身心疲惫，故而晚起，且让他们多休息一下吧。
直到上午九时三刻，主人房中还是不见任何动静，周菊娣这才心生疑窦，走近傅雷夫妇的卧室，敲了敲房门，却没有任何应答。周菊娣急了，将房门敲得山响，里面还是没有动静。
周菊娣顿感情况不妙，轻轻推开房门，从门缝里看了一眼，眼前的场景让她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只见夫人朱梅馥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此处系保姆因紧张而记忆错误，后来事实证明朱梅馥当时并没有躺在地上）。她不敢再看，立即拉上房门，跑到派出所报案。
直到警方进入傅雷夫妇卧室，周菊娣才硬着头皮再度进入现场。她看到傅雷尸体被安放在藤椅上，身上有很大一块紫色尸斑；朱梅馥的尸体则躺在棉被上。
警方经过简单询问后，便匆匆清理现场，并决定将傅雷夫妇尸体火化。他们没有将傅雷夫妇的真正死因透露给周菊娣，也没有亲人告别傅雷夫妇的遗容。在那个人命如蚁的年代，这对“自绝于人民”的夫妇是没有资格享受这些待遇的。
当时，傅雷的两个儿子傅聪、傅敏，一个远在国外，一个身在北京，周菊娣因此成为傅雷夫妇之死唯一的目击者。神情紧张的周菊娣只能根据现场紫色尸斑推测，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的。
就这样，服毒自尽的说法由周菊娣的口中传了出去，成为最可靠的死亡真相。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傅聪、傅敏一直认为父母是服毒自尽的。
以讹传讹
煤气中毒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当代作家李国文曾经在《文学自由谈》中发表过《从屈原到王国维》一文，其中写道：“好像是老俩口开煤气，一氧化碳中毒，窒息而亡。文革期间，傅雷夫妇也是用同样方法，离开这个世界的。”
事实上，就在傅雷夫妇自杀后隔了三天，上海音乐学院的指挥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和夫人程卓如副教授于9月6日开煤气自杀。所谓煤气中毒之说，不过是人们误将杨嘉仁夫妇的经历当成傅雷夫妇的死因，以讹传讹而已。
随着1979年傅雷“平反”以及《傅雷家书》的出版，人们开始关注傅雷夫妇的死因。一些在傅雷夫妇死后去过现场祭奠的好友根据现场痕迹推测，保姆周菊娣的说法是错误的。她当时神情紧张，难免做出错误的判断。他们认为，当时傅雷是躺在藤椅上服毒自尽的，而朱梅馥则于两小时后上吊自杀。
正如作家狄马在《傅雷之死》一文中写道：“翻译巨匠傅雷的愤然辞世，乃是在1966年的一个孟秋之夜。9月2日的夜晚或3日的凌晨，58岁的翻译大师因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殴打、凌辱，坐在自己的躺椅上吞服了巨量毒药，辗转而亡。两小时后，他的夫人朱梅馥从一块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上撕下两条长结，打圈，系在铁窗横框上，尾随夫君而去。”
种种猜测，不足为信。傅雷夫妇的真正死因究竟是什么？1985年的一天，一位名叫叶永烈的纪实文学作家揭开了事实的真相。
还原真相
1985年7月，叶永烈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关于傅雷夫妇之死的真实案卷。
案卷的牛皮纸封面赫然写着如下内容：
案别：上吊自杀
姓名：傅雷 朱梅馥
受理日期：1966年9月3日。
结案日期：1966年9月12日。
承办单位：××分局××科。
此外，叶永烈还于同年7月10日找到了第一个进入傅雷夫妇死亡现场的人——当时的上海当地户籍警左安民。左安民这样回忆道：“当时，傅雷卧室的房门关着，但是没有反锁。我使劲儿一推门，看见傅雷夫妇吊死在卧室的落地钢窗上（注：卧室外为阳台，他们住在底楼）。钢窗关着。夫妇俩一左一右吊在钢窗的横档上。傅雷先生在右边，傅雷夫人在左边……”
“他们上吊用的绳子，是浦东的土布。那是一床土布做的被单，撕成长条，打个结。你看，死亡档案上有当时拍的照片。这土布上有蓝色方格。照片上右面那个断了的布条，就是傅雷先生的……”
左安民叙述，当保姆周菊娣再度走进房间时，民警们已将夫妇二人的尸体从绳子上解了下来。他们将傅雷先生安放在藤椅上，而将夫人朱梅馥安放在地上。地上铺着厚厚的被子，被子上有两张踢倒的方桌。
由于考虑到傅雷是社会上很有影响的作家，警方请来了上海市检察院的法医验尸。法医判定，傅雷夫妇颈部有马蹄状索沟，断定为自缢致死；身上有灰紫色的尸斑，说明死亡已有好几个小时。
真相就此揭晓：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里，一对饱受凌辱的苦命夫妻终于决定用死亡来维护内心的尊严。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是，傅雷夫妇在投缳自尽前，先将一床厚厚的棉被铺在地上，然后摆上方凳。其用意是不让方凳踢倒时发出声响，以免影响别人休息。
1966年9月3日凌晨，在不堪忍受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小将夜以继日的轮番抄家与凌辱后，年近花甲的著名翻译家傅雷与妻子朱梅馥自尽于上海江苏路284弄5号的家中，用一种惨烈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
几个小时后，傅家保姆周菊娣报警，警方迅速确定死因并清理现场。在那个人格尊严被肆意践踏的疯狂年代，没有人关心傅雷夫妇在自杀前经历过什么，也没有人关注他们的自杀真相与死后遗言。类似的文人自杀事件在当时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实在不足为奇。
正因如此，当笼罩了十年的文革阴霾终于被吹散后，近几十年来，傅雷夫妇的死因以不同版本流传于知识界：煤气中毒，服毒自尽，投缳自尽以及傅雷服毒自尽、朱梅馥于两小时后上吊自杀等，种种说法，不一而足。
事出有因
傅雷夫妇死因何以竟成谜团？一切要从那个风雨如晦的清晨说起。
9月3日清晨6点，在傅家保姆周菊娣看来，一切再正常不过：主人还在安睡，抄家的红卫兵小将还未到来，只有习惯早起的周菊娣已经开始打扫屋子。
时钟转到了7点多，还是不见傅雷夫妇起床，周菊娣心想：先生与夫人连续被批斗四天三夜，想来是身心疲惫，故而晚起，且让他们多休息一下吧。
直到上午九时三刻，主人房中还是不见任何动静，周菊娣这才心生疑窦，走近傅雷夫妇的卧室，敲了敲房门，却没有任何应答。周菊娣急了，将房门敲得山响，里面还是没有动静。
周菊娣顿感情况不妙，轻轻推开房门，从门缝里看了一眼，眼前的场景让她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只见夫人朱梅馥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此处系保姆因紧张而记忆错误，后来事实证明朱梅馥当时并没有躺在地上）。她不敢再看，立即拉上房门，跑到派出所报案。
直到警方进入傅雷夫妇卧室，周菊娣才硬着头皮再度进入现场。她看到傅雷尸体被安放在藤椅上，身上有很大一块紫色尸斑；朱梅馥的尸体则躺在棉被上。
警方经过简单询问后，便匆匆清理现场，并决定将傅雷夫妇尸体火化。他们没有将傅雷夫妇的真正死因透露给周菊娣，也没有亲人告别傅雷夫妇的遗容。在那个人命如蚁的年代，这对“自绝于人民”的夫妇是没有资格享受这些待遇的。
当时，傅雷的两个儿子傅聪、傅敏，一个远在国外，一个身在北京，周菊娣因此成为傅雷夫妇之死唯一的目击者。神情紧张的周菊娣只能根据现场紫色尸斑推测，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的。
就这样，服毒自尽的说法由周菊娣的口中传了出去，成为最可靠的死亡真相。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傅聪、傅敏一直认为父母是服毒自尽的。
以讹传讹
煤气中毒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当代作家李国文曾经在《文学自由谈》中发表过《从屈原到王国维》一文，其中写道：“好像是老俩口开煤气，一氧化碳中毒，窒息而亡。文革期间，傅雷夫妇也是用同样方法，离开这个世界的。”
事实上，就在傅雷夫妇自杀后隔了三天，上海音乐学院的指挥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和夫人程卓如副教授于9月6日开煤气自杀。所谓煤气中毒之说，不过是人们误将杨嘉仁夫妇的经历当成傅雷夫妇的死因，以讹传讹而已。
随着1979年傅雷“平反”以及《傅雷家书》的出版，人们开始关注傅雷夫妇的死因。一些在傅雷夫妇死后去过现场祭奠的好友根据现场痕迹推测，保姆周菊娣的说法是错误的。她当时神情紧张，难免做出错误的判断。他们认为，当时傅雷是躺在藤椅上服毒自尽的，而朱梅馥则于两小时后上吊自杀。
正如作家狄马在《傅雷之死》一文中写道：“翻译巨匠傅雷的愤然辞世，乃是在1966年的一个孟秋之夜。9月2日的夜晚或3日的凌晨，58岁的翻译大师因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殴打、凌辱，坐在自己的躺椅上吞服了巨量毒药，辗转而亡。两小时后，他的夫人朱梅馥从一块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上撕下两条长结，打圈，系在铁窗横框上，尾随夫君而去。”
种种猜测，不足为信。傅雷夫妇的真正死因究竟是什么？1985年的一天，一位名叫叶永烈的纪实文学作家揭开了事实的真相。
还原真相
1985年7月，叶永烈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关于傅雷夫妇之死的真实案卷。
案卷的牛皮纸封面赫然写着如下内容：
案别：上吊自杀
姓名：傅雷 朱梅馥
受理日期：1966年9月3日。
结案日期：1966年9月12日。
承办单位：××分局××科。
此外，叶永烈还于同年7月10日找到了第一个进入傅雷夫妇死亡现场的人——当时的上海当地户籍警左安民。左安民这样回忆道：“当时，傅雷卧室的房门关着，但是没有反锁。我使劲儿一推门，看见傅雷夫妇吊死在卧室的落地钢窗上（注：卧室外为阳台，他们住在底楼）。钢窗关着。夫妇俩一左一右吊在钢窗的横档上。傅雷先生在右边，傅雷夫人在左边……”
“他们上吊用的绳子，是浦东的土布。那是一床土布做的被单，撕成长条，打个结。你看，死亡档案上有当时拍的照片。这土布上有蓝色方格。照片上右面那个断了的布条，就是傅雷先生的……”
左安民叙述，当保姆周菊娣再度走进房间时，民警们已将夫妇二人的尸体从绳子上解了下来。他们将傅雷先生安放在藤椅上，而将夫人朱梅馥安放在地上。地上铺着厚厚的被子，被子上有两张踢倒的方桌。
由于考虑到傅雷是社会上很有影响的作家，警方请来了上海市检察院的法医验尸。法医判定，傅雷夫妇颈部有马蹄状索沟，断定为自缢致死；身上有灰紫色的尸斑，说明死亡已有好几个小时。
真相就此揭晓：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里，一对饱受凌辱的苦命夫妻终于决定用死亡来维护内心的尊严。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是，傅雷夫妇在投缳自尽前，先将一床厚厚的棉被铺在地上，然后摆上方凳。其用意是不让方凳踢倒时发出声响，以免影响别人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