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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培元著《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一书，叙写了13位“前辈”的人生轨迹和坎坷命运。他们是冯雪峰、聂绀弩、林辰、蒋路、牛汉、舒芜、韦君宜、秦兆阳、严文井、绿原、孟超、楼适夷、巴人。他们有几个共同点：在(或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供职，有编辑和出版家的角色；在某一方面甚至几个方面学有专长；有曲折、坎坷的命运际遇，不乏悲剧色彩。他们的命运起伏，与当代中国历史有着紧密关联。
有人将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划分为六代(前三代和后三代)：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后“文革”一代。并发现一个有趣的轮回现象，无论从知识结构还是从安身立命的人生关怀看，第一代是过渡(社会政治关怀)，第二代是开拓(文化价值关怀)，第三代是陈述(知识专业关怀)。(见许纪霖著《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王培元书写的“前辈”当归属于“后五四一代”，且属于“后五四一代”中的后一批。他们的出生，“基本在1910-1930年之间，他们在求学时代接受了‘五四’以后新知识和新文化完整的熏陶，却生不逢时，在即将崭露头角的时候进入新中国的历史，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耽误了他们整整三十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步入中年晚期，才焕发出学术青春”。而著者王培元，当属于“文革”一代的学者，早年有过红卫兵与上山下乡的经历，通过自学通过高考，“具备了再度向西方兼容并蓄的文化目光，他们以西方最新的文学和学术成果为参照和比照，开始致力于新一轮的思想启蒙和知识范型的开拓。这代人的知识是开放、多元和博杂的，目前已逐渐成为知识界的中坚”。(见许著)
知识分子努力地在变化了的社会情势面前寻找着自己的位置。但是，这又谈何容易!而王培元亮出与前辈“相遇”的姿态，把自己的人生际遇、思想状态、价值追求供述出来(也许并没有全部供出来)——与前辈的魂灵“相遇”，且在“相遇”中拯救自己，就显得十分宝贵了。对于这种“相遇”，林贤治似乎也感觉到了。林在书的《序》中评价说，人类的价值与尊严是全书的核心。书中没有就“知识分子意识”，即在公共性和道义感方面向主人公进一步提出质询，而是透过特定的生存空间接近他笔下的人物，在价值取向上，对某些传统道德和人格规范表示赞同。林的这番话，比较准确地概括出著者所遇前辈人物的一面。但在另一面即王培元那里，他“供”出了什么?
著者王培元并不平静，他也无法平静。正如他在《后记》中说的：“整个写作过程，情感总是处于激动之中，时而深长的感慨，时而悲伤地叹息。写到后来，疲惫之感不时袭来，似乎激情已经耗尽，越写越不满意。”
从冯雪峰那里，著者“诵其诗，读其文，想其人，有如历尽艰苦卓绝的攀登之后，终于抵达最高的山峰，‘伟大的不屈者的美姿，蓦然在眼前展开”’，表达了自己对冯“无限的钦慕、追思和缅怀”。
聂绀弩，似乎是作者的“喷发口”。对聂的诗歌，王培元竭尽笔力还不足以表达他的激赏——“何等深刻!何等犀利!何等沉痛!何等精辟!何等感慨!何等悲凉!何等气概!何等血性!何等哀愤!”。他哀叹聂绀弩：“在我看来，他的率真，他的狂狷，他的豪放，他的特立独行，他的愤世嫉俗，他的傲视群伦、鄙夷一切，他的才华绝代、出类拔萃，他的‘时而金刚怒目’、时而‘菩萨低眉’，是人文社中一道已经渐渐远去、恐怕再也不会重现、绚烂而别致的风景。”
与林辰，著者算是全面的和有精神深度的相遇。他们有过直接的交往，王培元面临精神绝境时刻，林曾施以援手。王培元还是一名研究生的时候，听过林辰讲周作人，“越听，越感慨。望着讲台上侃侃而谈的林先生，心里叹道：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博闻强识啊!听讲者几次情不自禁的拍起手来”。就这样，林辰就以严谨的学者的印象深深留在他的记忆里。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商潮迭起，也波及到出版社，引得人心有点躁动不宁。但是，一想到博学而恬淡的林先生，整日与书为伴的王培元，心便渐渐沉静下来。
蒋路这位学者型编辑，著者是从一篇通讯里接触到的。他说：“看了这篇通讯，不由得你不感叹：蒋路的精神境界、学术造诣和翻译水准，都如此之高、如此之深，真是一般人所难以企及啊!”书里写道：
我与蒋路先生业务上不在一个编辑室，彼此亦无工作业务上的联系，不会经常见到他，但总盼着能有接近他的机会。只要见到他，我都会设法上前和他说几句话。他始终是笑微微的，令你亲切、温暖，如沐春风。不知为什么，作为晚辈，在他面前，我始终有一种敬畏之感。我觉得蒋路先生最突出、最典型的体现了“人文之魂”，堪称编辑行的圣徒——在他身上，有一种内在的非凡的宗教精神，有一种献身于一项神圣的事业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气质。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精神气质，让我对他肃然起敬。
王培元这么描述另一个人物牛汉：
他总是这样，在表达意见和看法的时候，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直来直去，态度鲜明，听者也觉得爽利、痛快。他绝不像我们这样活的窝窝囊囊、唯唯诺诺、怯懦卑微，说话先要瞧着别人的脸色，想着对方喜欢不喜欢听，听了舒服不舒服，总想拐弯抹角、吞吞吐吐地把话说圆融、圆通、圆滑。在一个令人难忘的特殊时代，我曾陷入一场精神危机之中，极度颓唐、苦闷、消沉。牛汉知道了，每次见到我，都关切地问我最近在干什么。我回答：“我在混……”他马上严肃起来，盯着我，认真地说：“我可不混!”我知道他希望我尽快改变这种精神状态，努力读书、写文章、搞研究，做有意义的事。十多年来，每当懈怠、疲懒、灰心的时候，便想起他的话语和目光，不禁添增了坚韧、振拔的勇气和信念。
对舒芜，著者主要写了与舒芜的学术交往。从学术交往看，舒芜在著者心目中，是一位很为他敬重的老师，他也在老师的学问里得到深深的陶冶和提升。一是关于周作人的研究，一是关于士大夫的研究，再是关于《红楼梦》的出版。但是，关于舒芜，人们更关心的是他与胡风案件的瓜葛。事实上，舒芜一直在胡风案件上背着沉重的十字架，他也因此受到许许多多非常苛刻的讥评。历史不能重写，但是历史需要冷静地面对。著者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也没有庸俗的处理这个问题。他在自己的笔下有限度地写出了事情的实情，这就是《人民日报》记者叶遥从舒芜手里借走胡风历年来写给舒芜的一百多封信的事实。还有，舒芜奉林默涵之命所写的《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在《人民日报》发表时，题目被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的事实。可以看出，著者王培元想尽量探究舒芜经历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人生，而没有以偏盖全的盲人摸象。表面看似乎是宽容和客气，实质上更具有理性精神和人性观照。
对韦君宜，著者从折翅之鸟的角度，冷静地叙述了由“文化官员向知识分子的艰难复归过程”。他与韦君宜没有多少直接交 往，但从韦的带血的文字里认识到：“韦君宜是一个二十世纪中国知识界一位罕见的认真、执着、纯粹、坚贞、勇毅的女性。由于这种品性，遂坚定的献身理想，热烈的拥抱信仰，奋不顾身的投身革命；一朝幻灭，也变格外痛楚；觉醒之后，又分外决绝”。“她伤心，她痛心，所有的伤痛，都沉淀为清醒而明晰的理性，推动她作追踪溯源的思考。”“在‘付出心灵代价’以后，从苦难中坚韧地站立起来的韦君宜，一点一点把奴性从自己的血液中挤出去，恢复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达到了她所能达到的深度，进而获得一个纯洁而高贵的魂灵。”著者揭示道，她是“一只在折断翅膀之后，仍坚韧地平复创伤，不屈地挣扎挺起，终于冲天而飞、振翮翱翔，以喑哑的歌喉，发出高亢、嘹亮、激越的歌唱的鸟”。
秦兆阳又是一种情况。著者着重于叙述他一生的坎坷和遭遇，笔调显得凝重和无奈。著者在对秦的叙述中几乎没有插入一点自己的议论，但是字里行间包含着很深的惋惜。秦的一生命运，主要由他那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决定和左右着。作为一名很有作为的文学编辑，在一个短时期里他几乎决定了中国文学的风貌。作者不无感慨地宣布：一个文学时代，一个“果戈里到中国也要苦闷的时代”，随着秦兆阳的辞世，也许永远消逝了。
对严文井，作者取了一个“一切都归于没有”这个有点宿命色彩的句子做题目。他与严也没有实际的工作交往，只是因了一些访谈发生过不多的接触。而对严的理解，主要是通过阅读他的著作和文章来实现的。作者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洒脱的长期处于作协权力中心的领导形象，更揭示了他作为知识分子本色的一面——他的幽默和幽默里的惶惑，他的机智、他的自嘲，他和解放区作家的不同，他对周扬的不满和他那柔和的心。在写他与赵树理交往的文字里，又能看出他与作家协会宿舍东总布胡同的“大酱缸”不同。大彻大悟的严文井让著者有点不好把握了。
绿原是一株炼狱里怒放的诗之花，他的不幸和挣扎，也让著者写他时处于一种压抑状态。诗人的人生命运，使著者不禁浮想联翩，最终“泪水顿时涌上眼睛，心中充满了愤怒、痛楚、悲凉和哀伤……”
对孟超，一曲《李慧娘》，就要了他的命啊!著者似乎已经无力激愤起来了，只是叙述和交代了孟超的人生命运。但是只要注意到，孟超和康生、江青、刘少奇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关联，在那个不正常的时代里，就注定他人生结局的悲剧答案。
对楼适夷，大半辈子不能独立思考的左翼作家最终悟出要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
巴人呢?运动中整了别人，而他本人的结局却更惨。
或者可以这样说，把这13位“前辈”能组织到一本书的最大理由，就是他们与朝内166号有过关系。然而，这13位并不仅仅局限于朝内那个门，他们的影响是全国性的、时代性的，割不断跟历史的联系。他们的命运际遇，也不仅仅是个人的一己之事。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甚至在无字处，能品出著者王培元心的战栗。他把大量的笔墨放在对诸位前辈的叙述上，但是把最揪心的疼痛留给自己。从前辈那里，他表达了尊敬、谦恭、佩服、浩叹、不平、愤怒、理解、宽容。从他们那里，他也表达了自己得到的抚慰、激励和自责。俱往矣!一位位前辈，已成为过去的历史人物了，然而后人还在啊!他们的命运，就是我们的警钟!
王培元写的前辈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他们都曾不像人一样活过。他们曾为了像人一样活着而抗争过、努力过，他们活得有时像人有时又不像人。他们给我们敲响的警钟正是，人应该为自己的尊严活着，知识分子应当成为人类的良心。我想起了丁玲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一次讲话。她说：
我从15岁，1919年就反封建，反到现在七十五岁了，我们现在还要反封建，反什么呀?就是要反文艺界的宗派主义，我们要不把这个东西反掉，管你谈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团结起来向前看，讲的很多很多，但是，只要这个东西还在就危险。不是胡耀邦同志讲的吗，五十年不再戴帽子了，我说，也许是不再戴帽子了，但还有别的方法，巧妙得很的方法，还会有的，还会来的。我们爱惜我们的年轻人吧!
我觉得丁玲的“但还有别的方法，巧妙得很的方法，还会有的，还会来的”的声音在当时大胆得有点可怕，也充满了历史睿智的寓言性。不过，在21世纪的今天，也许丁玲的预言会落空，但愿如此。但是针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炼狱，如果说，在解放之初首先来自外在的政治运动的“修理”的话，在今天，也许悲剧不会那样大规模地重演，可是来自人们内心的魔鬼却蠢蠢欲动。当我们专注地警惕前辈的命运悲剧时，自己的手是否正在给自己制造不幸的人生?在前辈辉煌的业绩面前我们可以崇拜，对他们的伤疤不是有许多人像在欣赏花一样展示吗?置身物外的姿态可以从伤疤那里获得回报博得功名，但是，你自己在哪里?你能不能“相遇”?你敢不敢“相遇”?你愿不愿意“相遇”?
王培元面对13位他所尊敬的长者的感情宣泄，有“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特点。正如他说的，写到最后几个人的时候，“疲惫之感不时袭来，似乎激情已经耗尽”。这难道是他江郎才尽、没有生花之妙笔了吗?当然不是。解释只能是，这正是前辈的命运在悲剧维度上不断击打下他的精神状态达到鲁迅所说“原来如此”的绝望的表征。尽管我为著者还有许多话没有表达也不能表达出来而有一种遗憾，但是我仍然欣赏王培元“相遇”的勇气，体味他的焦虑和痛苦。
可是，还有更严峻更复杂的问题在考验着今天年轻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智力。如前不久媒体中突然冒出来的“文革”期间冯亦代对章伯钧的长期监视和黄苗子在聂绀弩问题上的不齿作为。王著中的13位前辈的命运都是悲剧性的，后辈在这些人的命运面前还可以在感叹、同情与愤怒中汲取人格的力量。冯亦代、黄苗子也是我们的前辈，也是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我们该怎么面对?怎么相遇?所谓警钟，就是由此得到警示和提醒。所谓相遇，就是与多方魂灵的碰撞和对话。在许多时候，我们相遇的对象虽然无法自己选择，可是我们的警钟还是要靠自己来敲响。
本文编辑 陈学勇
有人将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划分为六代(前三代和后三代)：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后“文革”一代。并发现一个有趣的轮回现象，无论从知识结构还是从安身立命的人生关怀看，第一代是过渡(社会政治关怀)，第二代是开拓(文化价值关怀)，第三代是陈述(知识专业关怀)。(见许纪霖著《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王培元书写的“前辈”当归属于“后五四一代”，且属于“后五四一代”中的后一批。他们的出生，“基本在1910-1930年之间，他们在求学时代接受了‘五四’以后新知识和新文化完整的熏陶，却生不逢时，在即将崭露头角的时候进入新中国的历史，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耽误了他们整整三十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步入中年晚期，才焕发出学术青春”。而著者王培元，当属于“文革”一代的学者，早年有过红卫兵与上山下乡的经历，通过自学通过高考，“具备了再度向西方兼容并蓄的文化目光，他们以西方最新的文学和学术成果为参照和比照，开始致力于新一轮的思想启蒙和知识范型的开拓。这代人的知识是开放、多元和博杂的，目前已逐渐成为知识界的中坚”。(见许著)
知识分子努力地在变化了的社会情势面前寻找着自己的位置。但是，这又谈何容易!而王培元亮出与前辈“相遇”的姿态，把自己的人生际遇、思想状态、价值追求供述出来(也许并没有全部供出来)——与前辈的魂灵“相遇”，且在“相遇”中拯救自己，就显得十分宝贵了。对于这种“相遇”，林贤治似乎也感觉到了。林在书的《序》中评价说，人类的价值与尊严是全书的核心。书中没有就“知识分子意识”，即在公共性和道义感方面向主人公进一步提出质询，而是透过特定的生存空间接近他笔下的人物，在价值取向上，对某些传统道德和人格规范表示赞同。林的这番话，比较准确地概括出著者所遇前辈人物的一面。但在另一面即王培元那里，他“供”出了什么?
著者王培元并不平静，他也无法平静。正如他在《后记》中说的：“整个写作过程，情感总是处于激动之中，时而深长的感慨，时而悲伤地叹息。写到后来，疲惫之感不时袭来，似乎激情已经耗尽，越写越不满意。”
从冯雪峰那里，著者“诵其诗，读其文，想其人，有如历尽艰苦卓绝的攀登之后，终于抵达最高的山峰，‘伟大的不屈者的美姿，蓦然在眼前展开”’，表达了自己对冯“无限的钦慕、追思和缅怀”。
聂绀弩，似乎是作者的“喷发口”。对聂的诗歌，王培元竭尽笔力还不足以表达他的激赏——“何等深刻!何等犀利!何等沉痛!何等精辟!何等感慨!何等悲凉!何等气概!何等血性!何等哀愤!”。他哀叹聂绀弩：“在我看来，他的率真，他的狂狷，他的豪放，他的特立独行，他的愤世嫉俗，他的傲视群伦、鄙夷一切，他的才华绝代、出类拔萃，他的‘时而金刚怒目’、时而‘菩萨低眉’，是人文社中一道已经渐渐远去、恐怕再也不会重现、绚烂而别致的风景。”
与林辰，著者算是全面的和有精神深度的相遇。他们有过直接的交往，王培元面临精神绝境时刻，林曾施以援手。王培元还是一名研究生的时候，听过林辰讲周作人，“越听，越感慨。望着讲台上侃侃而谈的林先生，心里叹道：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博闻强识啊!听讲者几次情不自禁的拍起手来”。就这样，林辰就以严谨的学者的印象深深留在他的记忆里。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商潮迭起，也波及到出版社，引得人心有点躁动不宁。但是，一想到博学而恬淡的林先生，整日与书为伴的王培元，心便渐渐沉静下来。
蒋路这位学者型编辑，著者是从一篇通讯里接触到的。他说：“看了这篇通讯，不由得你不感叹：蒋路的精神境界、学术造诣和翻译水准，都如此之高、如此之深，真是一般人所难以企及啊!”书里写道：
我与蒋路先生业务上不在一个编辑室，彼此亦无工作业务上的联系，不会经常见到他，但总盼着能有接近他的机会。只要见到他，我都会设法上前和他说几句话。他始终是笑微微的，令你亲切、温暖，如沐春风。不知为什么，作为晚辈，在他面前，我始终有一种敬畏之感。我觉得蒋路先生最突出、最典型的体现了“人文之魂”，堪称编辑行的圣徒——在他身上，有一种内在的非凡的宗教精神，有一种献身于一项神圣的事业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气质。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精神气质，让我对他肃然起敬。
王培元这么描述另一个人物牛汉：
他总是这样，在表达意见和看法的时候，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直来直去，态度鲜明，听者也觉得爽利、痛快。他绝不像我们这样活的窝窝囊囊、唯唯诺诺、怯懦卑微，说话先要瞧着别人的脸色，想着对方喜欢不喜欢听，听了舒服不舒服，总想拐弯抹角、吞吞吐吐地把话说圆融、圆通、圆滑。在一个令人难忘的特殊时代，我曾陷入一场精神危机之中，极度颓唐、苦闷、消沉。牛汉知道了，每次见到我，都关切地问我最近在干什么。我回答：“我在混……”他马上严肃起来，盯着我，认真地说：“我可不混!”我知道他希望我尽快改变这种精神状态，努力读书、写文章、搞研究，做有意义的事。十多年来，每当懈怠、疲懒、灰心的时候，便想起他的话语和目光，不禁添增了坚韧、振拔的勇气和信念。
对舒芜，著者主要写了与舒芜的学术交往。从学术交往看，舒芜在著者心目中，是一位很为他敬重的老师，他也在老师的学问里得到深深的陶冶和提升。一是关于周作人的研究，一是关于士大夫的研究，再是关于《红楼梦》的出版。但是，关于舒芜，人们更关心的是他与胡风案件的瓜葛。事实上，舒芜一直在胡风案件上背着沉重的十字架，他也因此受到许许多多非常苛刻的讥评。历史不能重写，但是历史需要冷静地面对。著者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也没有庸俗的处理这个问题。他在自己的笔下有限度地写出了事情的实情，这就是《人民日报》记者叶遥从舒芜手里借走胡风历年来写给舒芜的一百多封信的事实。还有，舒芜奉林默涵之命所写的《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在《人民日报》发表时，题目被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的事实。可以看出，著者王培元想尽量探究舒芜经历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人生，而没有以偏盖全的盲人摸象。表面看似乎是宽容和客气，实质上更具有理性精神和人性观照。
对韦君宜，著者从折翅之鸟的角度，冷静地叙述了由“文化官员向知识分子的艰难复归过程”。他与韦君宜没有多少直接交 往，但从韦的带血的文字里认识到：“韦君宜是一个二十世纪中国知识界一位罕见的认真、执着、纯粹、坚贞、勇毅的女性。由于这种品性，遂坚定的献身理想，热烈的拥抱信仰，奋不顾身的投身革命；一朝幻灭，也变格外痛楚；觉醒之后，又分外决绝”。“她伤心，她痛心，所有的伤痛，都沉淀为清醒而明晰的理性，推动她作追踪溯源的思考。”“在‘付出心灵代价’以后，从苦难中坚韧地站立起来的韦君宜，一点一点把奴性从自己的血液中挤出去，恢复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达到了她所能达到的深度，进而获得一个纯洁而高贵的魂灵。”著者揭示道，她是“一只在折断翅膀之后，仍坚韧地平复创伤，不屈地挣扎挺起，终于冲天而飞、振翮翱翔，以喑哑的歌喉，发出高亢、嘹亮、激越的歌唱的鸟”。
秦兆阳又是一种情况。著者着重于叙述他一生的坎坷和遭遇，笔调显得凝重和无奈。著者在对秦的叙述中几乎没有插入一点自己的议论，但是字里行间包含着很深的惋惜。秦的一生命运，主要由他那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决定和左右着。作为一名很有作为的文学编辑，在一个短时期里他几乎决定了中国文学的风貌。作者不无感慨地宣布：一个文学时代，一个“果戈里到中国也要苦闷的时代”，随着秦兆阳的辞世，也许永远消逝了。
对严文井，作者取了一个“一切都归于没有”这个有点宿命色彩的句子做题目。他与严也没有实际的工作交往，只是因了一些访谈发生过不多的接触。而对严的理解，主要是通过阅读他的著作和文章来实现的。作者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洒脱的长期处于作协权力中心的领导形象，更揭示了他作为知识分子本色的一面——他的幽默和幽默里的惶惑，他的机智、他的自嘲，他和解放区作家的不同，他对周扬的不满和他那柔和的心。在写他与赵树理交往的文字里，又能看出他与作家协会宿舍东总布胡同的“大酱缸”不同。大彻大悟的严文井让著者有点不好把握了。
绿原是一株炼狱里怒放的诗之花，他的不幸和挣扎，也让著者写他时处于一种压抑状态。诗人的人生命运，使著者不禁浮想联翩，最终“泪水顿时涌上眼睛，心中充满了愤怒、痛楚、悲凉和哀伤……”
对孟超，一曲《李慧娘》，就要了他的命啊!著者似乎已经无力激愤起来了，只是叙述和交代了孟超的人生命运。但是只要注意到，孟超和康生、江青、刘少奇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关联，在那个不正常的时代里，就注定他人生结局的悲剧答案。
对楼适夷，大半辈子不能独立思考的左翼作家最终悟出要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
巴人呢?运动中整了别人，而他本人的结局却更惨。
或者可以这样说，把这13位“前辈”能组织到一本书的最大理由，就是他们与朝内166号有过关系。然而，这13位并不仅仅局限于朝内那个门，他们的影响是全国性的、时代性的，割不断跟历史的联系。他们的命运际遇，也不仅仅是个人的一己之事。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甚至在无字处，能品出著者王培元心的战栗。他把大量的笔墨放在对诸位前辈的叙述上，但是把最揪心的疼痛留给自己。从前辈那里，他表达了尊敬、谦恭、佩服、浩叹、不平、愤怒、理解、宽容。从他们那里，他也表达了自己得到的抚慰、激励和自责。俱往矣!一位位前辈，已成为过去的历史人物了，然而后人还在啊!他们的命运，就是我们的警钟!
王培元写的前辈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他们都曾不像人一样活过。他们曾为了像人一样活着而抗争过、努力过，他们活得有时像人有时又不像人。他们给我们敲响的警钟正是，人应该为自己的尊严活着，知识分子应当成为人类的良心。我想起了丁玲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一次讲话。她说：
我从15岁，1919年就反封建，反到现在七十五岁了，我们现在还要反封建，反什么呀?就是要反文艺界的宗派主义，我们要不把这个东西反掉，管你谈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团结起来向前看，讲的很多很多，但是，只要这个东西还在就危险。不是胡耀邦同志讲的吗，五十年不再戴帽子了，我说，也许是不再戴帽子了，但还有别的方法，巧妙得很的方法，还会有的，还会来的。我们爱惜我们的年轻人吧!
我觉得丁玲的“但还有别的方法，巧妙得很的方法，还会有的，还会来的”的声音在当时大胆得有点可怕，也充满了历史睿智的寓言性。不过，在21世纪的今天，也许丁玲的预言会落空，但愿如此。但是针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炼狱，如果说，在解放之初首先来自外在的政治运动的“修理”的话，在今天，也许悲剧不会那样大规模地重演，可是来自人们内心的魔鬼却蠢蠢欲动。当我们专注地警惕前辈的命运悲剧时，自己的手是否正在给自己制造不幸的人生?在前辈辉煌的业绩面前我们可以崇拜，对他们的伤疤不是有许多人像在欣赏花一样展示吗?置身物外的姿态可以从伤疤那里获得回报博得功名，但是，你自己在哪里?你能不能“相遇”?你敢不敢“相遇”?你愿不愿意“相遇”?
王培元面对13位他所尊敬的长者的感情宣泄，有“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特点。正如他说的，写到最后几个人的时候，“疲惫之感不时袭来，似乎激情已经耗尽”。这难道是他江郎才尽、没有生花之妙笔了吗?当然不是。解释只能是，这正是前辈的命运在悲剧维度上不断击打下他的精神状态达到鲁迅所说“原来如此”的绝望的表征。尽管我为著者还有许多话没有表达也不能表达出来而有一种遗憾，但是我仍然欣赏王培元“相遇”的勇气，体味他的焦虑和痛苦。
可是，还有更严峻更复杂的问题在考验着今天年轻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智力。如前不久媒体中突然冒出来的“文革”期间冯亦代对章伯钧的长期监视和黄苗子在聂绀弩问题上的不齿作为。王著中的13位前辈的命运都是悲剧性的，后辈在这些人的命运面前还可以在感叹、同情与愤怒中汲取人格的力量。冯亦代、黄苗子也是我们的前辈，也是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我们该怎么面对?怎么相遇?所谓警钟，就是由此得到警示和提醒。所谓相遇，就是与多方魂灵的碰撞和对话。在许多时候，我们相遇的对象虽然无法自己选择，可是我们的警钟还是要靠自己来敲响。
本文编辑 陈学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