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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也曾拜读过郭先生不少论史大著、随笔文章，却很少集中阅读，断续读过的散篇，印象有如小酌低吟，隽永的是，回味却不耐，随读随忘，风过耳尔。这一回，六十多篇、三十余万文字结集出版，为《法大人札记》四种之一。论史著述之外，更有诗词联赋、演讲实录、故人忆旧、序跋随笔，一册在览，文备众体。闭门锁户，展卷再三，集团式消费，确乎有捆束式效应，那印象，就不再是浅尝微醉，而是几近乎酩酊忘形了。
涉及到史实与史思，所谓历史哲学与史学反思，那些专业之内的篇章，另文再说吧。这里，只从一个普通读者的最初印象谈起，谈谈那种由微醉到酕醄的感觉。
郭先生善饮，但不好饮。善饮，小有微名，至少在近代史学界。这，自然是学界的掌故，友朋之间的家常，其中风味，实非酒中之人不能道、非酒中人不能悟的。好在诗酒文章，从来不分，酒外之人，虽不能饮，却可借文字之缘，品一品文中之酒，酒中之文，也可慰情聊胜于无。
且先看郭先生说酒。
《客居安阳》一篇，虽属铺叙事实，却也酒中夫子自道。酒兴如潮，奈有医嘱，有妻命，虽本性难改，也只好“连呼求饶”，聊酒代品茗。于是说当年勇，说往事说近事。礼尚往来，安阳友人亦以劝酒故事相陪，说出一个令人震撼、让人色变的故事。河南滑县，一位白发长者向远客敬酒。白酒一瓶，先自饮三分之二，一口而尽；剩下的，请客人领情：
客人虽略有酒力，但顿时为长者的豪举所惊吓，不敢应允，推迟再三。面对僵持冷场，长者毅然双膝下跪，双手举起酒碗，恭请客人用酒。此时此刻，金石为之化解，客人毫不犹豫，一口气喝下去，然后和衣卧床。此后，哪怕洪水滔天，他都不管了，而且也管不了。
这样的酒故事也许过于硬了些，即使是对那些酒中君子们。然郭先生听出的却是别样的韵味，别样的古朴民风，听出了“礼失求诸野”的意致。尽管，善饮如郭先生者，在长者这样的酒风面前，也不得不心折色变……
众生社会，能酒者芸芸，郭先生大约并不特殊。特殊，是这酒与文章的纠结，“闲征雅令旁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醉翁之意，在此乐也。
这，有郭先生夫子自道作证。2000年10月，山东济南，义和团运动百年国际讨论会，郭先生应邀作闭幕发言：
昨天的晚宴过后不久，大概在9点半左右，我接到日本女子大学久保田文次先生的电话，他要我到12楼他的住处，他从日本带来了白兰地，还从楼下买了美国的开心果，要请我喝几杯。盛情难却，我毫不犹豫的下去了，一边品酒，一边听久保田先生谈我的家乡湖南，谈岳阳楼，岳麓山、洞庭湖，谈我大学时代的恩师林增平先生，谈唐诗、宋词、学术、人生，几乎无所不谈。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当年林则徐从云南路过长沙时，把一个叫做左宗棠的读书人从湘阴乡下叫来，在那个寒冷的冬季彻夜相谈的情景：“江风吹浪，舵楼竟夕有声，船窗入语，互相响答”……
个人间的对酌，礼节性的互访，在这段即兴演说中，化为两代人的对话，两国间的交流。当下的交情，通过时空转换，联接着上下古今。日本的白兰地、美国的开心果、湘北的洞庭湖，济南的研讨会，跨越时空，如梦如幻，真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感。
时空转换，又到日本。2001年12月16日，辛亥革命90周年纪念会。七十多岁的老者久保田与人到中年的后辈郭世佑扶桑聚首。“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醇酒逢知己，旧学有知音。一老一少，对酌清酒；故友旧情化作新词一曲：
中日有缘头，辛亥精英此处留。岁月无痕人有意，纠纠，异域同歌狮子吼；
窗外是瀛洲，碧海蓝天一眼收。巷尾街头多洁净，愁愁，万里关山何日休?
郭先生酒后留下这首《南乡子·神户之思》。“纠纠”两字，真乃酒后真言，状物写实，毕形毕肖。酒中豪情万丈，酒后意兴飞扬，栩栩跃然。
这是喝酒喝出来的率真。
有这份率真，才有一个学者的酣畅淋漓。
有这份酣畅淋漓，才是真饮者。
酒有别肠，诗有别才。
其实，这一个“别”字，说神秘了，可说是天分，是灵气。说白了，却不过一个“情”字了得：友情、爱情、师生情、父女情、故乡情、家国情……
世俗有所谓“酒肉朋友”一说，似乎酒桌上的友谊，是经不得时间的。交友之道，儒家也有“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似醴”的教导。“醴”，醇酒也。似乎友谊沾酒不得，稍沾些许，就会飘散随风。有过儒家训导在前，再读郭先生文章，便会有些别理怪言之感。对于酒、对于情、对于友等等惯常说法，便会些些怀疑：这样的古训，该是那些滴酒不沾的清教徒、那些酒外旁观者的既羡且妒罢。
2007年7月，华中师范大学长沙研究院成立典礼，郭先生临场演讲。典礼何其重也，郭先生忽然来了个“让大家轻松一下”的闲话：“如果只能共患难，这样的朋友还不算真朋友，只有既能共患难，还能同欢乐的朋友才算真朋友；光是被女孩子喜欢并不难，这样的男人还不是最优秀的男人，只有连男人都喜欢的男人，特别是连优秀的男人都喜欢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
这样的隽语，大约可以辑入“新世说”了。不要以为这是在救场，那可是又一段酒后真言——有哲思铺展、有人生体验垫底的。且看郭先生谈友情的《说乡情还轻》中的解说：
鄙意以为，基于个体生命的脆弱，患难之中交友不难，难的却是承平共乐，能否摒免苦尽甘来之后的贪权夺利，才是拷问人性的契机，能不翻脸要命就算不错了；异性之间相引不难，难的却是同性之间的互敬与互让，克始克终，能否摒弃勾心斗角，耻于一味逞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人类与兽类本来就不那么容易分野，更不用说泾渭分明。纵观天下名无经传的凡夫俗子与震天价响的文武胜流可知，有智无度非大智，有勇无情非大勇，既能共患难还能同欢乐的朋友才是真朋友，只有连男人都喜爱的男人才是真男人。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大唐诗人李白，曾有“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诗酒境界。这段话，大约可以做诗仙的注脚了。
国人的酒话总多悲伤、多抑郁、多苦楚，“酒入愁肠”也好，“借酒浇愁”也好，“醉梦里，年华暗换”也好，“病酒厌厌与睡宜”也好，酒成了安慰剂，成了伤情物。其实，这都是孤独惹的祸，只因没有真性情，故没有真朋友；没有真朋友，故只有独自品茗，“醉浅休归，夜深同睡，明月还相守。免教春去，断肠空叹诗瘦”了。
这样的酒，不喝也罢，酒徒伤胃；
这样的诗，不读也罢，诗多折福。
也许是因为情字太真，太浓，太无法化解，太需要共享，才有了这集子中的一蓑烟雨、故国关山，才有了说故乡，说故人，说旧游之地，说旧居之地的笔墨。那饱满至于精雕细刻的细节，那酣畅至于絮叨琐碎的记叙，那纷纭而近乎“杂花乱眼”的人、事、物、景，那缠绵乃至悱恻冗长的回忆……大约古今作文法，都会引为大忌，立为禁条。然郭先生行文，却屡 屡枝蔓横生，信笔写来，信马由缰，笔势浩浩，词无际涯。如此行文，费人猜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其实，行文本无定法，文思如何牢笼?依文圣东坡的说法，为文之道，当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得不止。无论“所当”，还是“不得不”，都不依文法，乃在情怀。情思充沛时，则浩浩汤汤可，横决恣肆亦可；若夫情思枯竭，则不妨词涩文艰，嗫嚅难言。诗人袁枚说，无情何必生此世，连生都不配，又何必矫情作伪文?
作文，情胜文，可；文胜情，不可。岂有真情艰于文的道理?!情不可做，一做就伪。
这便是郭先生风格的底蕴，文如其人，人有情，而后文乃可读。
古人有“对酒当歌”的慨叹，有“把酒问青天”的长歌，诗酒不分，自古犹然。有酒无诗，则不过酒徒之辈；有诗无酒，那诗便免不了寡淡。然而诗亦已矣，不复有再。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在一个将诗当作表演的时代，在一个真诗人成了疯子、假诗人桂冠游行的时代，在一个酒已经成了物欲象征，成为应酬、交换、商品等价物的时代。情死矣，于是诗死矣；诗死矣，于是诗人不复再生。
虽有好酒，不必有好诗；但有真性情，必有微妙语。这样的诗，不为谋夺诗人之浮名，只为抒发一己之真情。这样的诗，虽是农家自酿，却是酒中清供。虽无勾兑秘方，雕琢技法，却有余味回甘、斑斓文采。这余味文采，乃以率真、浓情调配而成。
这便有了不为发表的诗、词、联、赋。
然而，却几乎，都关乎美酒与友人。
《定风波·大鹿岛之夜》一曲日：
白日无云夜却沉，游人退去岛乡清。馆内饮茗多束手，快走，夜来潮退探海深。四两五粮分三口，有劲，吼声一出却无音。脚下冰凉天不见，归岸，床头厅志笔头情。
也许只有饮者才会无视语词之雅、意境之美，在词中写下“四两五粮分三口，有劲，吼声一出却无音”这样不避土气、略带野性的词句。
联语中亦有：“遥忆每春微醉，俚语乡音，羌管晴波拥瑞气；可知此夜无眠，欢歌劲舞，姚门声势壮钱江。”
“瑞气”一词，未能免俗，但俚语乡音，却是写真。几杯酒下肚，颊有微酡，脸带赤霞，不免歌之咏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于是，这些教授们，放下矜持，脱却岸然，扯开喉咙，也兴作起青春作伴式的高歌且劲舞了。
有趣哉?有趣哉!!
是歌者郭世佑。
家国乡关何处在?菊花开时遍地香。
家国之情，虽日出自本能，人人根性中所有，但一个历史学者的家国之情，却因之专业的长久熏陶，化入骨髓，化入生命，化入哲思。那份情深，便显得特别沉雄、浑厚，凝重而久恒，拆不散，砸不烂，挥不去，还复来，是记忆。
“有朝一日当你回到家乡，脚踩曾经踩过的碎石小路或堤坝，走近曾经用过的水井或池塘，穿过一排排曾经见证你成长的房屋，与你一同喜怒哀乐过的发小聚首重逢，你都不难找到‘又见炊烟’的那种归宿与喜悦，甚至感动流泪。”
这是乡情。
“就人类的本源来说，基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剪不断的因果关联，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所共有的故乡，走进历史就是走进家园，走近本源。历史不仅可以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经验与智慧，还能唤起人类个体与群体的归宿感与安全感，还有自信心。不管政治的格斗是如何激烈，也不管现代科学技术的扩张与物质文明的增长将把人类带向何方，人类的历史既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之一，也是人类守护这个精神家园的最后一道围墙。”
这是史思。
一个史学者个体的情感，就这样链接着学术与哲思。在友情、乡情、故土情、家国情的累积沉淀里，融入了那份对本真的追寻、那份海德格尔式的本源追寻。
历史记忆的守护，于是有了哲理的高度与诗性的奥妙，有了“夜来幽梦忽还乡”的那份牵肠挂肚，有了“抽刀断水水更流”的黏度与韧性。
情之一字，接续记忆，直贯历史，打通事与理、道与器、个体生命与文化传统，当下感触与永恒哲思。“究天人之际”的这份史学，大约就是这种融化与贯注吧。追寻与守护，总是史家使命与命运；敬畏与温情，更是史家的人生底蕴。没有这些，史学便无灵性，史家无非走肉。
守护历史，守护记忆，赓续人文，再造文明，便成为这部随笔集的重彩华章，尽管，著者并没有着意申述。但那是作者生命中的重荷，无须提示；是一个史家的专业自觉，无须强调；更是一个人文学者的终极情怀，无法磨灭；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担当，无法剥夺。
2007年7月15日，中日学者相聚绍兴，纪念秋瑾遇难一百周年。郭先生在会上作“相聚的理由”演说，即以守护历史记忆为题，一再提及“和谐社会建成之日，不应该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消失之时。一个城市，一个民族，斩断历史脉络与淡化历史记忆的必然结果，只能是这个城市或民族文脉与灵魂的失落”。
这样的提法，已经不是即兴之说了，而是彻骨之痛，一个历史学者、一个人文学者的彻骨之痛。随手翻翻这部文集，随处可见这份关注。《破坏历史记忆何时休》更从理论高度，不避语言的冷峻与推理的坚硬，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就历史遗产的保护而言，近百年来，我国的历史文物遭受政治暴力与经济暴力的轮番轰炸，至今厄运未了。无论是列强接连侵犯中国的时代，还是军阀混战的岁月，历史就像被捆绑在不断拼杀的政治战车上。无论是建设时期把历史妖魔化的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还是近20年来毫无节制的旧城改造与房产开发，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仍属在劫难逃。虽然残酷的战争与政治运动早已过去，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利益扩张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不可低估。
此外，历史课程之开设、历史观之阐述，我们要么以简单粗暴的态度丑化历史，要么就是以功利的态度，过度开发，有时还任意取舍甚至改写历史，其结果，“只能换来民众对历史真实性与整个话语系统的普遍怀疑”。
相比那些历史虽短，历史意识却强的民族，我们这个“悠久历史”的国度，却偏偏历史意识最为淡薄，“无论是对历史遗产的保护，还是对历史课程的保障，无论是对历史知识的普及，还是对多元历史观的尊重，我们都只能感到惭愧”。
这是一个史家的自省，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愧疚，一个浓情被亵渎的人文学者那无法言说的悲鸣。
这篇没有发表过的文章，写作时间是2007年6月8日。这个日子，我不知道是偶合，还是为记忆勾起。无论如何，50年前这一天，1957年6月8日，对于一个史家来说，是不容忘却的。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知识人，成了鬼，成了蛇。“如果连历史的自信感都没有，怎能‘实事求是’?一个不能正视历史记忆的民族，怎能勇敢的面对未来?”’
“遗忘历史难免受到历史的惩罚，篡改历史或捏造历史终将受到历史的审判”，诚然。但这样的悲悯，只能对那些还有点良知的人而发，至于那些“哪管洪水滔天”的冷酷心灵，那些情感已经被权力消磨殆尽的政客，这样的感叹，又何有焉?!
多情总被无情恼。中国，梦想中的乡关，总是那样宁静，醇厚。但那只在梦境与诗境之中啊。现实的，其实还是金庸先生笔下的江湖。人在江湖，总会有许多的无奈、寂寞、冷清，但这些，著者是不愿付诸文字，也许，是怕这份孤寂，影响了读者的美梦。
欢乐需要朋友们分享，而孤寂，还是留给自己吧。
这些，大约，是文章之外的事吧?
(《史源法流》，郭世佑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版，29.00元)
(本文编辑：李 焱)
涉及到史实与史思，所谓历史哲学与史学反思，那些专业之内的篇章，另文再说吧。这里，只从一个普通读者的最初印象谈起，谈谈那种由微醉到酕醄的感觉。
郭先生善饮，但不好饮。善饮，小有微名，至少在近代史学界。这，自然是学界的掌故，友朋之间的家常，其中风味，实非酒中之人不能道、非酒中人不能悟的。好在诗酒文章，从来不分，酒外之人，虽不能饮，却可借文字之缘，品一品文中之酒，酒中之文，也可慰情聊胜于无。
且先看郭先生说酒。
《客居安阳》一篇，虽属铺叙事实，却也酒中夫子自道。酒兴如潮，奈有医嘱，有妻命，虽本性难改，也只好“连呼求饶”，聊酒代品茗。于是说当年勇，说往事说近事。礼尚往来，安阳友人亦以劝酒故事相陪，说出一个令人震撼、让人色变的故事。河南滑县，一位白发长者向远客敬酒。白酒一瓶，先自饮三分之二，一口而尽；剩下的，请客人领情：
客人虽略有酒力，但顿时为长者的豪举所惊吓，不敢应允，推迟再三。面对僵持冷场，长者毅然双膝下跪，双手举起酒碗，恭请客人用酒。此时此刻，金石为之化解，客人毫不犹豫，一口气喝下去，然后和衣卧床。此后，哪怕洪水滔天，他都不管了，而且也管不了。
这样的酒故事也许过于硬了些，即使是对那些酒中君子们。然郭先生听出的却是别样的韵味，别样的古朴民风，听出了“礼失求诸野”的意致。尽管，善饮如郭先生者，在长者这样的酒风面前，也不得不心折色变……
众生社会，能酒者芸芸，郭先生大约并不特殊。特殊，是这酒与文章的纠结，“闲征雅令旁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醉翁之意，在此乐也。
这，有郭先生夫子自道作证。2000年10月，山东济南，义和团运动百年国际讨论会，郭先生应邀作闭幕发言：
昨天的晚宴过后不久，大概在9点半左右，我接到日本女子大学久保田文次先生的电话，他要我到12楼他的住处，他从日本带来了白兰地，还从楼下买了美国的开心果，要请我喝几杯。盛情难却，我毫不犹豫的下去了，一边品酒，一边听久保田先生谈我的家乡湖南，谈岳阳楼，岳麓山、洞庭湖，谈我大学时代的恩师林增平先生，谈唐诗、宋词、学术、人生，几乎无所不谈。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当年林则徐从云南路过长沙时，把一个叫做左宗棠的读书人从湘阴乡下叫来，在那个寒冷的冬季彻夜相谈的情景：“江风吹浪，舵楼竟夕有声，船窗入语，互相响答”……
个人间的对酌，礼节性的互访，在这段即兴演说中，化为两代人的对话，两国间的交流。当下的交情，通过时空转换，联接着上下古今。日本的白兰地、美国的开心果、湘北的洞庭湖，济南的研讨会，跨越时空，如梦如幻，真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感。
时空转换，又到日本。2001年12月16日，辛亥革命90周年纪念会。七十多岁的老者久保田与人到中年的后辈郭世佑扶桑聚首。“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醇酒逢知己，旧学有知音。一老一少，对酌清酒；故友旧情化作新词一曲：
中日有缘头，辛亥精英此处留。岁月无痕人有意，纠纠，异域同歌狮子吼；
窗外是瀛洲，碧海蓝天一眼收。巷尾街头多洁净，愁愁，万里关山何日休?
郭先生酒后留下这首《南乡子·神户之思》。“纠纠”两字，真乃酒后真言，状物写实，毕形毕肖。酒中豪情万丈，酒后意兴飞扬，栩栩跃然。
这是喝酒喝出来的率真。
有这份率真，才有一个学者的酣畅淋漓。
有这份酣畅淋漓，才是真饮者。
酒有别肠，诗有别才。
其实，这一个“别”字，说神秘了，可说是天分，是灵气。说白了，却不过一个“情”字了得：友情、爱情、师生情、父女情、故乡情、家国情……
世俗有所谓“酒肉朋友”一说，似乎酒桌上的友谊，是经不得时间的。交友之道，儒家也有“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似醴”的教导。“醴”，醇酒也。似乎友谊沾酒不得，稍沾些许，就会飘散随风。有过儒家训导在前，再读郭先生文章，便会有些别理怪言之感。对于酒、对于情、对于友等等惯常说法，便会些些怀疑：这样的古训，该是那些滴酒不沾的清教徒、那些酒外旁观者的既羡且妒罢。
2007年7月，华中师范大学长沙研究院成立典礼，郭先生临场演讲。典礼何其重也，郭先生忽然来了个“让大家轻松一下”的闲话：“如果只能共患难，这样的朋友还不算真朋友，只有既能共患难，还能同欢乐的朋友才算真朋友；光是被女孩子喜欢并不难，这样的男人还不是最优秀的男人，只有连男人都喜欢的男人，特别是连优秀的男人都喜欢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
这样的隽语，大约可以辑入“新世说”了。不要以为这是在救场，那可是又一段酒后真言——有哲思铺展、有人生体验垫底的。且看郭先生谈友情的《说乡情还轻》中的解说：
鄙意以为，基于个体生命的脆弱，患难之中交友不难，难的却是承平共乐，能否摒免苦尽甘来之后的贪权夺利，才是拷问人性的契机，能不翻脸要命就算不错了；异性之间相引不难，难的却是同性之间的互敬与互让，克始克终，能否摒弃勾心斗角，耻于一味逞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人类与兽类本来就不那么容易分野，更不用说泾渭分明。纵观天下名无经传的凡夫俗子与震天价响的文武胜流可知，有智无度非大智，有勇无情非大勇，既能共患难还能同欢乐的朋友才是真朋友，只有连男人都喜爱的男人才是真男人。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大唐诗人李白，曾有“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诗酒境界。这段话，大约可以做诗仙的注脚了。
国人的酒话总多悲伤、多抑郁、多苦楚，“酒入愁肠”也好，“借酒浇愁”也好，“醉梦里，年华暗换”也好，“病酒厌厌与睡宜”也好，酒成了安慰剂，成了伤情物。其实，这都是孤独惹的祸，只因没有真性情，故没有真朋友；没有真朋友，故只有独自品茗，“醉浅休归，夜深同睡，明月还相守。免教春去，断肠空叹诗瘦”了。
这样的酒，不喝也罢，酒徒伤胃；
这样的诗，不读也罢，诗多折福。
也许是因为情字太真，太浓，太无法化解，太需要共享，才有了这集子中的一蓑烟雨、故国关山，才有了说故乡，说故人，说旧游之地，说旧居之地的笔墨。那饱满至于精雕细刻的细节，那酣畅至于絮叨琐碎的记叙，那纷纭而近乎“杂花乱眼”的人、事、物、景，那缠绵乃至悱恻冗长的回忆……大约古今作文法，都会引为大忌，立为禁条。然郭先生行文，却屡 屡枝蔓横生，信笔写来，信马由缰，笔势浩浩，词无际涯。如此行文，费人猜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其实，行文本无定法，文思如何牢笼?依文圣东坡的说法，为文之道，当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得不止。无论“所当”，还是“不得不”，都不依文法，乃在情怀。情思充沛时，则浩浩汤汤可，横决恣肆亦可；若夫情思枯竭，则不妨词涩文艰，嗫嚅难言。诗人袁枚说，无情何必生此世，连生都不配，又何必矫情作伪文?
作文，情胜文，可；文胜情，不可。岂有真情艰于文的道理?!情不可做，一做就伪。
这便是郭先生风格的底蕴，文如其人，人有情，而后文乃可读。
古人有“对酒当歌”的慨叹，有“把酒问青天”的长歌，诗酒不分，自古犹然。有酒无诗，则不过酒徒之辈；有诗无酒，那诗便免不了寡淡。然而诗亦已矣，不复有再。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在一个将诗当作表演的时代，在一个真诗人成了疯子、假诗人桂冠游行的时代，在一个酒已经成了物欲象征，成为应酬、交换、商品等价物的时代。情死矣，于是诗死矣；诗死矣，于是诗人不复再生。
虽有好酒，不必有好诗；但有真性情，必有微妙语。这样的诗，不为谋夺诗人之浮名，只为抒发一己之真情。这样的诗，虽是农家自酿，却是酒中清供。虽无勾兑秘方，雕琢技法，却有余味回甘、斑斓文采。这余味文采，乃以率真、浓情调配而成。
这便有了不为发表的诗、词、联、赋。
然而，却几乎，都关乎美酒与友人。
《定风波·大鹿岛之夜》一曲日：
白日无云夜却沉，游人退去岛乡清。馆内饮茗多束手，快走，夜来潮退探海深。四两五粮分三口，有劲，吼声一出却无音。脚下冰凉天不见，归岸，床头厅志笔头情。
也许只有饮者才会无视语词之雅、意境之美，在词中写下“四两五粮分三口，有劲，吼声一出却无音”这样不避土气、略带野性的词句。
联语中亦有：“遥忆每春微醉，俚语乡音，羌管晴波拥瑞气；可知此夜无眠，欢歌劲舞，姚门声势壮钱江。”
“瑞气”一词，未能免俗，但俚语乡音，却是写真。几杯酒下肚，颊有微酡，脸带赤霞，不免歌之咏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于是，这些教授们，放下矜持，脱却岸然，扯开喉咙，也兴作起青春作伴式的高歌且劲舞了。
有趣哉?有趣哉!!
是歌者郭世佑。
家国乡关何处在?菊花开时遍地香。
家国之情，虽日出自本能，人人根性中所有，但一个历史学者的家国之情，却因之专业的长久熏陶，化入骨髓，化入生命，化入哲思。那份情深，便显得特别沉雄、浑厚，凝重而久恒，拆不散，砸不烂，挥不去，还复来，是记忆。
“有朝一日当你回到家乡，脚踩曾经踩过的碎石小路或堤坝，走近曾经用过的水井或池塘，穿过一排排曾经见证你成长的房屋，与你一同喜怒哀乐过的发小聚首重逢，你都不难找到‘又见炊烟’的那种归宿与喜悦，甚至感动流泪。”
这是乡情。
“就人类的本源来说，基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剪不断的因果关联，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所共有的故乡，走进历史就是走进家园，走近本源。历史不仅可以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经验与智慧，还能唤起人类个体与群体的归宿感与安全感，还有自信心。不管政治的格斗是如何激烈，也不管现代科学技术的扩张与物质文明的增长将把人类带向何方，人类的历史既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之一，也是人类守护这个精神家园的最后一道围墙。”
这是史思。
一个史学者个体的情感，就这样链接着学术与哲思。在友情、乡情、故土情、家国情的累积沉淀里，融入了那份对本真的追寻、那份海德格尔式的本源追寻。
历史记忆的守护，于是有了哲理的高度与诗性的奥妙，有了“夜来幽梦忽还乡”的那份牵肠挂肚，有了“抽刀断水水更流”的黏度与韧性。
情之一字，接续记忆，直贯历史，打通事与理、道与器、个体生命与文化传统，当下感触与永恒哲思。“究天人之际”的这份史学，大约就是这种融化与贯注吧。追寻与守护，总是史家使命与命运；敬畏与温情，更是史家的人生底蕴。没有这些，史学便无灵性，史家无非走肉。
守护历史，守护记忆，赓续人文，再造文明，便成为这部随笔集的重彩华章，尽管，著者并没有着意申述。但那是作者生命中的重荷，无须提示；是一个史家的专业自觉，无须强调；更是一个人文学者的终极情怀，无法磨灭；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担当，无法剥夺。
2007年7月15日，中日学者相聚绍兴，纪念秋瑾遇难一百周年。郭先生在会上作“相聚的理由”演说，即以守护历史记忆为题，一再提及“和谐社会建成之日，不应该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消失之时。一个城市，一个民族，斩断历史脉络与淡化历史记忆的必然结果，只能是这个城市或民族文脉与灵魂的失落”。
这样的提法，已经不是即兴之说了，而是彻骨之痛，一个历史学者、一个人文学者的彻骨之痛。随手翻翻这部文集，随处可见这份关注。《破坏历史记忆何时休》更从理论高度，不避语言的冷峻与推理的坚硬，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就历史遗产的保护而言，近百年来，我国的历史文物遭受政治暴力与经济暴力的轮番轰炸，至今厄运未了。无论是列强接连侵犯中国的时代，还是军阀混战的岁月，历史就像被捆绑在不断拼杀的政治战车上。无论是建设时期把历史妖魔化的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还是近20年来毫无节制的旧城改造与房产开发，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仍属在劫难逃。虽然残酷的战争与政治运动早已过去，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利益扩张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不可低估。
此外，历史课程之开设、历史观之阐述，我们要么以简单粗暴的态度丑化历史，要么就是以功利的态度，过度开发，有时还任意取舍甚至改写历史，其结果，“只能换来民众对历史真实性与整个话语系统的普遍怀疑”。
相比那些历史虽短，历史意识却强的民族，我们这个“悠久历史”的国度，却偏偏历史意识最为淡薄，“无论是对历史遗产的保护，还是对历史课程的保障，无论是对历史知识的普及，还是对多元历史观的尊重，我们都只能感到惭愧”。
这是一个史家的自省，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愧疚，一个浓情被亵渎的人文学者那无法言说的悲鸣。
这篇没有发表过的文章，写作时间是2007年6月8日。这个日子，我不知道是偶合，还是为记忆勾起。无论如何，50年前这一天，1957年6月8日，对于一个史家来说，是不容忘却的。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知识人，成了鬼，成了蛇。“如果连历史的自信感都没有，怎能‘实事求是’?一个不能正视历史记忆的民族，怎能勇敢的面对未来?”’
“遗忘历史难免受到历史的惩罚，篡改历史或捏造历史终将受到历史的审判”，诚然。但这样的悲悯，只能对那些还有点良知的人而发，至于那些“哪管洪水滔天”的冷酷心灵，那些情感已经被权力消磨殆尽的政客，这样的感叹，又何有焉?!
多情总被无情恼。中国，梦想中的乡关，总是那样宁静，醇厚。但那只在梦境与诗境之中啊。现实的，其实还是金庸先生笔下的江湖。人在江湖，总会有许多的无奈、寂寞、冷清，但这些，著者是不愿付诸文字，也许，是怕这份孤寂，影响了读者的美梦。
欢乐需要朋友们分享，而孤寂，还是留给自己吧。
这些，大约，是文章之外的事吧?
(《史源法流》，郭世佑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版，29.00元)
(本文编辑：李 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