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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是我最喜欢的女作家之一。虽然她在文坛上从来没有像池莉那样大红大紫过，也似乎从来没有造成过“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但我相信，总有不少人对她乃至她的作品刻骨铭心，并在纯文学领地里为她保留一席之地。
我是從《风景》第一次接触她的，她对小人物苦难生活的冷静叙述深深击中了我，从此方方这个名字就异常清晰地印在我脑海里，以后又陆续通过《桃花灿烂》《埋伏》《有爱无爱都刻骨铭心》《奔跑的火光》《万箭穿心》更深刻地感受她的写作风格，也因此一次又一次地被她的文章所打动，所震撼。
——网友纤纤月
方方无疑是给人力量的那种作家，她的作品质地硬朗，充满张力，以至于很多读者误把她当成男作家。11月28日，在山西文学院举办的作家研修班上，湖北作家方方接受了本报（注：山西晚报）的专访。“文如其人”在她身上体现得如此贴切，爽直开朗，口为心言，有人说方方哪里像南方人啊，活脱一个北方女人，看着就让人亲近。
“全家理工科，就我学了文”
（其实他艰难地行走的路乃是一条不通向任何地方而直指死亡的路。他存在的意义是他行进时痛苦而扭曲的姿势。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祖父在父亲心中》）
记者：首先祝贺您当选湖北省作协主席。作为女主席您有什么感想？
方方：我觉得这很偶然，如果湖北有一个男作家像我这样出道最早，年龄也大一点，也可能大家都选他了。
记者：我觉得您这个性格不像个当“官”的。
方方：本来也不是个官嘛，我当作协主席才两个月，朋友也说我现在还没找到感觉。自由散漫惯了的，到现在都还没习惯开会。
记者：我替一些读者问一个问题，作为女作家，怎么能写出那么坚硬有质地、很硬朗的作品？
方方：武汉本身就是个比较硬朗的城市。
记者：您和池莉都是武汉作家，但作品差异很大。（方方和池莉被评论家誉为描写平民与凡俗人生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方方：是，我们风格不同。这可能和个人阅历、性格等等有关，包括生长的环境、教育背景都会影响到一个作家的选择和表达。
记者：听说您有三个非常出色的哥哥，家庭给了你什么样的影响？
方方：我的哥哥们包括我父亲都是理工科的。我大哥当年是湖北省第一名考入清华大学的，二哥是东北大学的教授，小哥是搞航空的。我们家都很喜欢文学，可能和祖父的影响有关。我从小就喜欢语文，一直是语文课代表，参加工作后也很喜欢写诗。
记者：您祖父的故事可以讲一下么？
方方：我祖父由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南昌教书，那时很多人都和我祖父一样相信教育救国。1937年，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学校迁到外地，他则回到老家。战事打到了家门口，他带着老乡逃跑，途中遇到日本人，他用英文和日本人对话。日本人因此放过了老乡带走了祖父，并希望他出面做维持工作，但祖父给拒绝了，并写下“匹夫不能为国拒敌，有死而已”，最后被日本人用乱刀砍死了。
记者：您一直说自己上过两个大学？
方方：高中毕业后，我留城当了搬运工，是从一个纯粹知识分子生活的环境中突然被扔进社会的底层，感官上是很受刺激的。这4年，相当于上了一轮大学——社会的大学。这和下去深入生活是完全不同的。进入那样的环境，你只能跟他们站在同样的角度和立场来看待生活，你只觉得自己和他们是相同的人。其间的一些见闻和经历，可让我受用一生。当时学徒工只有12到18块钱工资，我一个月就有38块，三个月后是42块，父亲去世后，家里十分拮据，这样就能养活我自己和我母亲。1978年参加高考，我考到了武汉大学中文系。
记者：是这种经历给了您特有的文学底色吗？
方方：当然。我最初的写作就是从这个地方以及这些人开始。因为他们给了我人生最大的触动。让我突然认识了社会的另一个层面。或者说让我知道了这世上还有那么多与我的生活完全不同以及与我的思维方式、我的人生理想完全不同的人。
“文学就是藕后面那丝”
（七哥说生命如同树叶，所有的生长都是为了死亡。殊路却是同归。七哥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直到死都是无法判清的。七哥说你把这个世界连同它本身都看透了之后你才会弄清你该有个什么样的活法。我将七哥的话品味了很久很久，但我仍然没有悟出他到底看透了什么到底作怎样的判断到底是选择生长还是死亡。我想七哥毕竟还幼稚且浅薄得像每一个活着的人。——《风景》）
记者：作为作家，写作对您意味着什么？
方方：写作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我不太相信为大众写作这样的话，其实写作最终都是在满足你的个人需求的时候而满足了其他。上千年来文学的魅力就在于这是无数的个人表达，充满了不定性，充满了丰富性，每个读者都会找到自己需要，尤其年轻的时候，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参照、榜样或是力量，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记者：评论家给您戴了“新写实作家”的帽子，认可吗？
方方：我无所谓。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新写实就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风景》《祖父在父亲心中》《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这些作品都是。评论家干的就是归纳概括这样的事情，把白菜萝卜分成堆才方便他们评介嘛，评论家评论出的思想有的可能作家根本就没想过。我们是两条道。我只管写就行了。其实小说写实是最难的，所谓画鬼容易画人难，就是道理。它的规则性很强，人物、结构、语言，需要很扎实的文学功底。
记者：现在回头看，如何评判大学期间的创作？
方方：大学期间在文学社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文学能不能写爱情”、“文学能不能写悲剧”、“文学是‘歌德’的还是‘缺德’的”。大三时我写了第一篇小说《羊脂球》，写一个青年在社会压力下堕落的故事，结果在学校里被老师当成反面教材批评了一顿。后来就写了被大家称为处女作的、结尾很“光明”的《大篷车上》，其实（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小说，我现在都不敢看，你写了些烂小说，是多么丢人啊。但对我个人来说，却给我很多机会。避开了被编辑不断退稿的情况，一下进入有人约稿的阶段。不过那时，手里拿着五六份约稿信就不会写小说了，整个人都傻掉了。
记者：作家们通常都会“不悔少作”，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 “不悔”的？
方方：1986年，写了《白梦》之后，我始终在用我最喜欢的方式表达，始终很喜欢自己的作品。好像整个人醒过来了。到现在也有21年了，我写每一篇作品都心里有数。或者表面上从一个愤怒直白的人变成一个“却道天凉好个秋”的人了，但我要表达的始终没有变过。
记者：关于当年文学的争论你现在怎么看？
方方：文学很多时候表达的不是是和否的问题，而是把生活中所有的问题放在质疑的位置上。每一个事件的背后都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就像一截藕切开后，无数丝在后面，那无数丝就是文学。
我是從《风景》第一次接触她的，她对小人物苦难生活的冷静叙述深深击中了我，从此方方这个名字就异常清晰地印在我脑海里，以后又陆续通过《桃花灿烂》《埋伏》《有爱无爱都刻骨铭心》《奔跑的火光》《万箭穿心》更深刻地感受她的写作风格，也因此一次又一次地被她的文章所打动，所震撼。
——网友纤纤月
方方无疑是给人力量的那种作家，她的作品质地硬朗，充满张力，以至于很多读者误把她当成男作家。11月28日，在山西文学院举办的作家研修班上，湖北作家方方接受了本报（注：山西晚报）的专访。“文如其人”在她身上体现得如此贴切，爽直开朗，口为心言，有人说方方哪里像南方人啊，活脱一个北方女人，看着就让人亲近。
“全家理工科，就我学了文”
（其实他艰难地行走的路乃是一条不通向任何地方而直指死亡的路。他存在的意义是他行进时痛苦而扭曲的姿势。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祖父在父亲心中》）
记者：首先祝贺您当选湖北省作协主席。作为女主席您有什么感想？
方方：我觉得这很偶然，如果湖北有一个男作家像我这样出道最早，年龄也大一点，也可能大家都选他了。
记者：我觉得您这个性格不像个当“官”的。
方方：本来也不是个官嘛，我当作协主席才两个月，朋友也说我现在还没找到感觉。自由散漫惯了的，到现在都还没习惯开会。
记者：我替一些读者问一个问题，作为女作家，怎么能写出那么坚硬有质地、很硬朗的作品？
方方：武汉本身就是个比较硬朗的城市。
记者：您和池莉都是武汉作家，但作品差异很大。（方方和池莉被评论家誉为描写平民与凡俗人生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方方：是，我们风格不同。这可能和个人阅历、性格等等有关，包括生长的环境、教育背景都会影响到一个作家的选择和表达。
记者：听说您有三个非常出色的哥哥，家庭给了你什么样的影响？
方方：我的哥哥们包括我父亲都是理工科的。我大哥当年是湖北省第一名考入清华大学的，二哥是东北大学的教授，小哥是搞航空的。我们家都很喜欢文学，可能和祖父的影响有关。我从小就喜欢语文，一直是语文课代表，参加工作后也很喜欢写诗。
记者：您祖父的故事可以讲一下么？
方方：我祖父由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南昌教书，那时很多人都和我祖父一样相信教育救国。1937年，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学校迁到外地，他则回到老家。战事打到了家门口，他带着老乡逃跑，途中遇到日本人，他用英文和日本人对话。日本人因此放过了老乡带走了祖父，并希望他出面做维持工作，但祖父给拒绝了，并写下“匹夫不能为国拒敌，有死而已”，最后被日本人用乱刀砍死了。
记者：您一直说自己上过两个大学？
方方：高中毕业后，我留城当了搬运工，是从一个纯粹知识分子生活的环境中突然被扔进社会的底层，感官上是很受刺激的。这4年，相当于上了一轮大学——社会的大学。这和下去深入生活是完全不同的。进入那样的环境，你只能跟他们站在同样的角度和立场来看待生活，你只觉得自己和他们是相同的人。其间的一些见闻和经历，可让我受用一生。当时学徒工只有12到18块钱工资，我一个月就有38块，三个月后是42块，父亲去世后，家里十分拮据，这样就能养活我自己和我母亲。1978年参加高考，我考到了武汉大学中文系。
记者：是这种经历给了您特有的文学底色吗？
方方：当然。我最初的写作就是从这个地方以及这些人开始。因为他们给了我人生最大的触动。让我突然认识了社会的另一个层面。或者说让我知道了这世上还有那么多与我的生活完全不同以及与我的思维方式、我的人生理想完全不同的人。
“文学就是藕后面那丝”
（七哥说生命如同树叶，所有的生长都是为了死亡。殊路却是同归。七哥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直到死都是无法判清的。七哥说你把这个世界连同它本身都看透了之后你才会弄清你该有个什么样的活法。我将七哥的话品味了很久很久，但我仍然没有悟出他到底看透了什么到底作怎样的判断到底是选择生长还是死亡。我想七哥毕竟还幼稚且浅薄得像每一个活着的人。——《风景》）
记者：作为作家，写作对您意味着什么？
方方：写作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我不太相信为大众写作这样的话，其实写作最终都是在满足你的个人需求的时候而满足了其他。上千年来文学的魅力就在于这是无数的个人表达，充满了不定性，充满了丰富性，每个读者都会找到自己需要，尤其年轻的时候，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参照、榜样或是力量，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记者：评论家给您戴了“新写实作家”的帽子，认可吗？
方方：我无所谓。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新写实就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风景》《祖父在父亲心中》《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这些作品都是。评论家干的就是归纳概括这样的事情，把白菜萝卜分成堆才方便他们评介嘛，评论家评论出的思想有的可能作家根本就没想过。我们是两条道。我只管写就行了。其实小说写实是最难的，所谓画鬼容易画人难，就是道理。它的规则性很强，人物、结构、语言，需要很扎实的文学功底。
记者：现在回头看，如何评判大学期间的创作？
方方：大学期间在文学社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文学能不能写爱情”、“文学能不能写悲剧”、“文学是‘歌德’的还是‘缺德’的”。大三时我写了第一篇小说《羊脂球》，写一个青年在社会压力下堕落的故事，结果在学校里被老师当成反面教材批评了一顿。后来就写了被大家称为处女作的、结尾很“光明”的《大篷车上》，其实（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小说，我现在都不敢看，你写了些烂小说，是多么丢人啊。但对我个人来说，却给我很多机会。避开了被编辑不断退稿的情况，一下进入有人约稿的阶段。不过那时，手里拿着五六份约稿信就不会写小说了，整个人都傻掉了。
记者：作家们通常都会“不悔少作”，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 “不悔”的？
方方：1986年，写了《白梦》之后，我始终在用我最喜欢的方式表达，始终很喜欢自己的作品。好像整个人醒过来了。到现在也有21年了，我写每一篇作品都心里有数。或者表面上从一个愤怒直白的人变成一个“却道天凉好个秋”的人了，但我要表达的始终没有变过。
记者：关于当年文学的争论你现在怎么看？
方方：文学很多时候表达的不是是和否的问题，而是把生活中所有的问题放在质疑的位置上。每一个事件的背后都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就像一截藕切开后，无数丝在后面，那无数丝就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