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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各地的活跃人士和社会企业家挑战新自由主义经济基本价值观，他们提出一种根植于喜马拉雅地区集体经验之上的发展范式，例如，不丹提出的“国民幸福总值”。
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是喜马拉雅共识的追求方向。
华盛顿共识、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休克疗法都是以意识形态为前提的学术性经济模式。当今世界急需一种新型共识。
几十年来，美国智库和学术界一直在倡导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假定，这些假定的前提是所有人的行为都只受贪欲驱使。他们声称，通过去监管化，贪欲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总是会将所有市场引向均衡狀态。此思维建立在“全球化”这个崇高的标签之下，建立在资本不受限制地流动的前提之上。这种千篇一律的看法认为一种模式就可以适用于各种市场。新自由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和休克疗法等这些学术理论模型已被证明是狭隘和短视的，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经济影响是灾难性的。2008年，北美和欧洲已经感受到了这些政策的弹跳影响。
在过去20年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所自诩的全球繁荣中，世界上仍有逾4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仍有六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赤贫中。这种发展模式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80％的人口所在国家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差距逐步拉大，也导致中产阶级丧失了诸多权利。
实用理想主义与混合经济
2011年，面对变得伪善和不公的全球经济游戏，世界各地的中产阶级抗议活动因共同的挫败感形成一股潮流。人们要求对经济体系和金融体制所隐含的基本价值观做出改变。
坦率的实用理想主义者正寻找一条经济方面的中间道路，同时并已分头采取行动，在多个层面上改变现有体制，这包括非政府组织积极人士、社区组织者、社会企业家，还包括也关心自己所在社区和环境的普通逐利商人和金融家。在缺乏多边援助的地区，这些人通过创建本地企业的创收来解决社区问题。他们行事务实，我们高高在上的政策制定者和政客常常对此无法理解。他们奋斗在第一线，用小额信贷和资本抵御贫困，投资可再生能源技术，为子孙后代保护我们地球的可持续性。
随着混合经济的发展，中国也开始出现实用理想主义者。中国经验证明，除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其他道路并非没有可能。历经30年的中国经验不是一种模式，而是一组实验。其中一些实验成果斐然，同时中国亟须对医保和环境恶化等新出现的问题拿出解决办法。
目睹中国的实验，亚洲其他国家也开始施行具有本国特色的混合经济，将市场工具与中央计划结合起来，只不过中央计划的比重有大有小。越南、老挝、蒙古和马来西亚都是混合经济的典范。每一个国家都根据本地的条件，走出一条独特之路。它们寻求“按顺序进行的”改革——逐步改革，而不是通过突然的“休克”。
不断发展的混合经济学概念不仅仅包括自上而下的政策，还包括自下而上的草根倡议活动，因为这同样能为转型提供选择。钱只要花在刀刃上，哪怕只用少得出奇的一点点钱也常常能带来奇迹，在节约资源的同时改变人的生活。南亚各地的活跃人士和社会企业家都在挑战那种基本价值观：把自我为中心的贪婪当作取得经济成功驱动力的价值观。
不丹就颠覆了所有经典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成功措施。不丹首相吉格梅·廷里（Lyonpo Jigmi Thinley）正大力倡导“国民幸福总值”，挑战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想象一下，一个国家经济的好坏不由生产产出来衡量，而是用国民的幸福感衡量；人们的自我价值不是由身上穿戴多少品牌或车库里有几辆车来衡量，而是用自我满足感和家庭的幸福感来度量。
在孟加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穆罕默德·尤纳斯（Muhammad Yunus）对银行业的概念做了革命性改变，让银行业面向穷人服务。是的，金融和商业能够帮助普通人建设社区。如今，居住在底特律的人跟住在达卡的居民一样需要小额信贷。
喜马拉雅共识
包括上述几位在内的一群人首先明确提出了一个充满崭新想法的宣言，而这个宣言逐步发展为“喜马拉雅共识”。这些思想根植于丰富的喜马拉雅地区价值观。它们都基于喜马拉雅地区国家的整体哲学，强调社区高于个人，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强调帮助那些不如自己幸运的人更为重要。至少这些是核心原则。
人们从自己的民族属性中获得力量。文化认同感、社区观念和健康的环境等等，都与物质发展同样重要。无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本地经济和基层社区的发展都是水和食品安全的基础。作为一种崭新的经济范式，喜马拉雅共识提出以下几个思路：
爱心资本：想象一下自己进行一项投资，不仅是为了赚钱，还为了改善别人的生活，驱除痛苦。在自己所在社区建立一所学校，节约用水，种植安全食品，或者对居民区进行电网改造，使社区摆脱化石燃料，改用太阳能。这些都蕴藏着商机。
利益相关方价值：除了盈利能力，评价一家企业还应考虑它为社区和环境做了哪些贡献，以及如何对待自己的员工，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该评价模式务实、一气呵成，具有可持续性，也代表着未来趋势。
负责任消费：消费者行为其实也必须改变。消费者绝不仅仅是企业的统计数字，消费者有自己的责任。消费者有权用自己的钱投票赞成、购买或抵制产品。变化中的价值观将会改变消费者的需求，强迫企业做出反应，采用能确保地球可持续生存的产品和服务。反过来，金融机构也必须应对这些变化。实际上，这对它们也是一大机遇。
喜马拉雅共识并不认同某一种模式或经济理论，而是从整个喜马拉雅地区的集体经验中提取出来的。喜马拉雅共识的方法十分灵活变通，在全球不断变化的形势下，从本地智慧中寻求解决方案。原住民是本地区环境的监护人，我们必须保护他们坚守本民族生活方式的权利，这些生活方式体现了宝贵的本地智慧。这些鲜活的知识可以保护我们的环境。气候变化的危机十分紧迫，将对水和食品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在非洲，人们可以看到保护环境与自己所在社区生存之间的直接联系。他们呼吁拥有将种族多样性和饮用安全水的权利作为不可割裂的人权，这也是与喜马拉雅共识平行的、刚刚兴起的非洲共识运动的一部分。 如今，由民间经营的企业在非洲遍地开花，在原来那些腐败、运转失灵的政府和国际援助项目均已失败的地区，它们却取得了成功。人们受够了自上而下的方式。如今，非洲四成的生产力来自非正式行业和部门。它们发展出新的、有创造性的办法用以解决以往的老大难问题。此外，通过他们——而不是问题频出的多边援助官僚机构的努力，未来几十年，非洲大陸将发生转向，成为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实现这一点要通过“多样化的本地化”，而非“千篇一律的全球化”。
非洲共识强调，可持续的经济运行是预防社会错位和动荡的最佳方式。一旦人们没有渠道发泄挫败感，就会采取极端措施。贫穷、民族边缘化或资源的流失——例如因为气候变化缺失掉的食物和水——还会加重这一切。
让社区重焕活力、回归基层、恢复民族认同感，这些都是同一个等式中的相关因素。新的成功举措也发挥一定作用。它们正在破解吞噬我们资源、扩大社会和收入差距的炫耀性消费这一重大难题。
这种崭新的经济范式随着“新全球共识”运动的出现而传播。这种新全球共识包括各自独立的几个运动（机构），例如俄罗斯共识、巴塞罗那共识和非洲共识。
包容性可持续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按照目前的生活和经营方式，我们地球最终将无法维持下去。当前的金融体制必须改变。我们必须停止只考虑资本市场，回归根本，支持以社区为基础的小企业。这意味着将从铁板一块的全球化转向多样化的本地化。
紧缩不是解决办法。是该建立一种新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时候了，该模式应该是寻找各种方法节约能源、提高现有资源的使用效率。
我们通过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再融资、认定管理高层的支出会对经济产生涓滴效应而给他们丰厚的薪水和奖金，但实际可以不必如此耗空和滥用刺激方案。这并不会创造足够多的能产生重要影响的工作岗位。
面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需求，庞大而坚固的组织都争先在变得过时之前做出反应，而与此同时，人们正在讨论制订新的企业责任计划，绿色科技和社会企业基金将要启动。看一看投资绿色科技的初创企业就可以知道现在的势头。这些企业必须盈利，当然还要绿色。这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理论，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政府必须用贸易政策和财政激励措施作出回应，因为这些措施能引导企业采取一种新的行为模式。刺激方案包括增加社区和教育投入，升级基础设施，调整电网接入可再生能源。从北美、欧洲到亚洲，我们需要新的基础设施投资，将电网从化石燃料转向可再生能源，由此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并增加政府在节能技术开发上的支出。
为了这一切成为现实，新的货币工具和贸易市场将应对融资挑战。事实将证明，绿色增长是我们地球下一个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问题在于，由谁来领导，是美国还是中国？两个国家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国。两国如今都背负着相同的“历史性”负担，并按照新的历史轨迹继续繁衍生息。美国有研发能力，中国则有经济能力和影响力。
无论谁来做，它都必须拥有真正的软实力。
通过加强和扶持社区来保护民族身份认同的概念，不仅仅关乎遥远的喜马拉雅地区和非洲地区，与北美和欧洲也息息相关。由于资本转移和领导力真空，北美和欧洲的周期性贫穷地带都在增加。这些社会如今也都是多民族并存，政府必须应对众多价值观并存的现实情形。
上述情况表明，亟须进行金融体系改革、为当地企业融资，是为社区注入动力、活力和富裕的最快捷方式。这与会让少数人在短期内大捞一笔的资本市场无关，而是关乎我们所有人，关乎我们的子女，关乎我们子女的子女，关乎我们地球的长久福祉。
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是喜马拉雅共识的追求方向。
华盛顿共识、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休克疗法都是以意识形态为前提的学术性经济模式。当今世界急需一种新型共识。
几十年来，美国智库和学术界一直在倡导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假定，这些假定的前提是所有人的行为都只受贪欲驱使。他们声称，通过去监管化，贪欲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总是会将所有市场引向均衡狀态。此思维建立在“全球化”这个崇高的标签之下，建立在资本不受限制地流动的前提之上。这种千篇一律的看法认为一种模式就可以适用于各种市场。新自由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和休克疗法等这些学术理论模型已被证明是狭隘和短视的，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经济影响是灾难性的。2008年，北美和欧洲已经感受到了这些政策的弹跳影响。
在过去20年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所自诩的全球繁荣中，世界上仍有逾4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仍有六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赤贫中。这种发展模式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80％的人口所在国家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差距逐步拉大，也导致中产阶级丧失了诸多权利。
实用理想主义与混合经济
2011年，面对变得伪善和不公的全球经济游戏，世界各地的中产阶级抗议活动因共同的挫败感形成一股潮流。人们要求对经济体系和金融体制所隐含的基本价值观做出改变。
坦率的实用理想主义者正寻找一条经济方面的中间道路，同时并已分头采取行动，在多个层面上改变现有体制，这包括非政府组织积极人士、社区组织者、社会企业家，还包括也关心自己所在社区和环境的普通逐利商人和金融家。在缺乏多边援助的地区，这些人通过创建本地企业的创收来解决社区问题。他们行事务实，我们高高在上的政策制定者和政客常常对此无法理解。他们奋斗在第一线，用小额信贷和资本抵御贫困，投资可再生能源技术，为子孙后代保护我们地球的可持续性。
随着混合经济的发展，中国也开始出现实用理想主义者。中国经验证明，除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其他道路并非没有可能。历经30年的中国经验不是一种模式，而是一组实验。其中一些实验成果斐然，同时中国亟须对医保和环境恶化等新出现的问题拿出解决办法。
目睹中国的实验，亚洲其他国家也开始施行具有本国特色的混合经济，将市场工具与中央计划结合起来，只不过中央计划的比重有大有小。越南、老挝、蒙古和马来西亚都是混合经济的典范。每一个国家都根据本地的条件，走出一条独特之路。它们寻求“按顺序进行的”改革——逐步改革，而不是通过突然的“休克”。
不断发展的混合经济学概念不仅仅包括自上而下的政策，还包括自下而上的草根倡议活动，因为这同样能为转型提供选择。钱只要花在刀刃上，哪怕只用少得出奇的一点点钱也常常能带来奇迹，在节约资源的同时改变人的生活。南亚各地的活跃人士和社会企业家都在挑战那种基本价值观：把自我为中心的贪婪当作取得经济成功驱动力的价值观。
不丹就颠覆了所有经典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成功措施。不丹首相吉格梅·廷里（Lyonpo Jigmi Thinley）正大力倡导“国民幸福总值”，挑战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想象一下，一个国家经济的好坏不由生产产出来衡量，而是用国民的幸福感衡量；人们的自我价值不是由身上穿戴多少品牌或车库里有几辆车来衡量，而是用自我满足感和家庭的幸福感来度量。
在孟加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穆罕默德·尤纳斯（Muhammad Yunus）对银行业的概念做了革命性改变，让银行业面向穷人服务。是的，金融和商业能够帮助普通人建设社区。如今，居住在底特律的人跟住在达卡的居民一样需要小额信贷。
喜马拉雅共识
包括上述几位在内的一群人首先明确提出了一个充满崭新想法的宣言，而这个宣言逐步发展为“喜马拉雅共识”。这些思想根植于丰富的喜马拉雅地区价值观。它们都基于喜马拉雅地区国家的整体哲学，强调社区高于个人，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强调帮助那些不如自己幸运的人更为重要。至少这些是核心原则。
人们从自己的民族属性中获得力量。文化认同感、社区观念和健康的环境等等，都与物质发展同样重要。无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本地经济和基层社区的发展都是水和食品安全的基础。作为一种崭新的经济范式，喜马拉雅共识提出以下几个思路：
爱心资本：想象一下自己进行一项投资，不仅是为了赚钱，还为了改善别人的生活，驱除痛苦。在自己所在社区建立一所学校，节约用水，种植安全食品，或者对居民区进行电网改造，使社区摆脱化石燃料，改用太阳能。这些都蕴藏着商机。
利益相关方价值：除了盈利能力，评价一家企业还应考虑它为社区和环境做了哪些贡献，以及如何对待自己的员工，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该评价模式务实、一气呵成，具有可持续性，也代表着未来趋势。
负责任消费：消费者行为其实也必须改变。消费者绝不仅仅是企业的统计数字，消费者有自己的责任。消费者有权用自己的钱投票赞成、购买或抵制产品。变化中的价值观将会改变消费者的需求，强迫企业做出反应，采用能确保地球可持续生存的产品和服务。反过来，金融机构也必须应对这些变化。实际上，这对它们也是一大机遇。
喜马拉雅共识并不认同某一种模式或经济理论，而是从整个喜马拉雅地区的集体经验中提取出来的。喜马拉雅共识的方法十分灵活变通，在全球不断变化的形势下，从本地智慧中寻求解决方案。原住民是本地区环境的监护人，我们必须保护他们坚守本民族生活方式的权利，这些生活方式体现了宝贵的本地智慧。这些鲜活的知识可以保护我们的环境。气候变化的危机十分紧迫，将对水和食品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在非洲，人们可以看到保护环境与自己所在社区生存之间的直接联系。他们呼吁拥有将种族多样性和饮用安全水的权利作为不可割裂的人权，这也是与喜马拉雅共识平行的、刚刚兴起的非洲共识运动的一部分。 如今，由民间经营的企业在非洲遍地开花，在原来那些腐败、运转失灵的政府和国际援助项目均已失败的地区，它们却取得了成功。人们受够了自上而下的方式。如今，非洲四成的生产力来自非正式行业和部门。它们发展出新的、有创造性的办法用以解决以往的老大难问题。此外，通过他们——而不是问题频出的多边援助官僚机构的努力，未来几十年，非洲大陸将发生转向，成为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实现这一点要通过“多样化的本地化”，而非“千篇一律的全球化”。
非洲共识强调，可持续的经济运行是预防社会错位和动荡的最佳方式。一旦人们没有渠道发泄挫败感，就会采取极端措施。贫穷、民族边缘化或资源的流失——例如因为气候变化缺失掉的食物和水——还会加重这一切。
让社区重焕活力、回归基层、恢复民族认同感，这些都是同一个等式中的相关因素。新的成功举措也发挥一定作用。它们正在破解吞噬我们资源、扩大社会和收入差距的炫耀性消费这一重大难题。
这种崭新的经济范式随着“新全球共识”运动的出现而传播。这种新全球共识包括各自独立的几个运动（机构），例如俄罗斯共识、巴塞罗那共识和非洲共识。
包容性可持续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按照目前的生活和经营方式，我们地球最终将无法维持下去。当前的金融体制必须改变。我们必须停止只考虑资本市场，回归根本，支持以社区为基础的小企业。这意味着将从铁板一块的全球化转向多样化的本地化。
紧缩不是解决办法。是该建立一种新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时候了，该模式应该是寻找各种方法节约能源、提高现有资源的使用效率。
我们通过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再融资、认定管理高层的支出会对经济产生涓滴效应而给他们丰厚的薪水和奖金，但实际可以不必如此耗空和滥用刺激方案。这并不会创造足够多的能产生重要影响的工作岗位。
面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需求，庞大而坚固的组织都争先在变得过时之前做出反应，而与此同时，人们正在讨论制订新的企业责任计划，绿色科技和社会企业基金将要启动。看一看投资绿色科技的初创企业就可以知道现在的势头。这些企业必须盈利，当然还要绿色。这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理论，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政府必须用贸易政策和财政激励措施作出回应，因为这些措施能引导企业采取一种新的行为模式。刺激方案包括增加社区和教育投入，升级基础设施，调整电网接入可再生能源。从北美、欧洲到亚洲，我们需要新的基础设施投资，将电网从化石燃料转向可再生能源，由此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并增加政府在节能技术开发上的支出。
为了这一切成为现实，新的货币工具和贸易市场将应对融资挑战。事实将证明，绿色增长是我们地球下一个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问题在于，由谁来领导，是美国还是中国？两个国家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国。两国如今都背负着相同的“历史性”负担，并按照新的历史轨迹继续繁衍生息。美国有研发能力，中国则有经济能力和影响力。
无论谁来做，它都必须拥有真正的软实力。
通过加强和扶持社区来保护民族身份认同的概念，不仅仅关乎遥远的喜马拉雅地区和非洲地区，与北美和欧洲也息息相关。由于资本转移和领导力真空，北美和欧洲的周期性贫穷地带都在增加。这些社会如今也都是多民族并存，政府必须应对众多价值观并存的现实情形。
上述情况表明，亟须进行金融体系改革、为当地企业融资，是为社区注入动力、活力和富裕的最快捷方式。这与会让少数人在短期内大捞一笔的资本市场无关，而是关乎我们所有人，关乎我们的子女，关乎我们子女的子女，关乎我们地球的长久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