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6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发出公告，阐述奥巴马新移民法案的细则，包括简化合法移民步骤，重点改善H1B签证项目（美国最主要的工作签证类别，发放给美国企业雇佣的有专业技能的外国籍员工，属于非移民签证的一种）。其中，和中国留学生密切相关的是为STEM（指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数学“Mathematics”）专业的学生在毕业时附赠绿卡。
　　2014年11月，来京出席APEC（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中国进行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带来了一份“大礼”： 奥巴马在2014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演讲时，当场宣布，为中国公民从事商务、旅游活动签发最长达10年的多次往返有效签证，为留学生签发最长5年的多次往返有效签证。新移民法案和签证举措，是美国吸引人才的一个很大的动作。美国STEM专业的海外留学生中，超过三成来自中国。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2014年1月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援引了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一组统计数据：2013年中国海外移民数量达934.2万人，较2000年时的549.4万人增长了将近一倍，并从1990年的世界第七大移民输出国上升为第四大移民输出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传统的移民国家，都是中国新移民的主要目的国。
　　2014年，像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多个中国新移民的主要目的国都推出了移民新政或新的签证举措，各国争抢人才的势头加剧，人才流动的增强，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的一个趋势，在2015年，这会表现得格外明显。

“超级签证”VS“留学红利”

　　2014年2月，先是加拿大移民部宣布取消单次签证，取而代之最长给到10年有效期、多次往返的“超级签证”;一周后，加拿大政府又在公布2014年年度经济计划时，宣布终止联邦投资移民计划和联邦企业家移民计划。
　　实施了近30年的加拿大投资移民计划，由于成本相对较低并且几无风险，在启动后逐渐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财富移民计划，加拿大也成为中国人选择移民的“第一梯队”国家。据加拿大《环球邮报》统计，过去的近30年间，通过投资移民进入加拿大的人数超过13万，大多数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
　　而加拿大政府一方面背负着“违约”的指责“叫停”投资移民计划，另一方面又推出“超级签证”，这是意在避免一些人移民只为拿个绿卡买个身份并享受福利，但并非是拒绝留学生和资金。对于一些陪读的父母来说，“超级签证”也足够便利。总体上看，吸引资金和人才是所有国家移民政策发展的趋势。
　　在“叫停”投资移民计划一个月前，2014年1月15日，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埃德·法斯特公布了《国际教育战略》，每年投入500万加元，吸引来自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中東北非和越南等六大主要市场的海外学生和海外研究人员，计划到2022年实现海外留学生数量翻一番，达到45万人。
　　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也呈递增势头，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4年12月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4）》，从2011年的6.7万人次增加到2013年的8.8万人次，从占该国留学生的22%迅速增长到33%。中国已连续五年成为加拿大的最大留学生来源国。
　　截至2013年，中国已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瑞典和新西兰等国家的最大留学生来源国。
　　对于加拿大、美国等国来说，大量中国留学生的到来，将给这些国家带来消费增长、就业岗位增加、经济增长加快等越来越多的“留学红利”。以加拿大为例，仅在2010年，国际留学生在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用上的支出超过80亿加元（约合人民币430亿元），这一数字比加拿大在飞机、航天器等大型设备出口上所获得的经济收益总和还要高。但比“留学红利”本身更重要的是，“留学红利”还可以转化为“人才红利”，成为这些国家的人才库，增强其人才竞争力。

缩小“移民赤字”

　　不无巧合，也是在2014年12月16日，白宫公布奥巴马新移民法案的同一天，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记者会上表示，不排除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量超过利用外资的可能性。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第一大国，货物流动方面，我们做得很好了，但在资本流动和人才流动上，还是美国占据优势。如今，货物流动、资本流动和人才流动是“全球化的三个浪潮”。如果要拿中美比较，在货物流动方面，中国已经不输于美国;但在资本流动尤其是人才流动上，中国要落后很多。
　　2011年，中国在美国的留学人数为15.7万人，而美国在中国的留学人数仅为1.4万人，相差十多倍。2012年，中国在海外的留学人员总数超过113万，而外国在华留学生不到33万，而且，其中读学位的人数只占五成左右。根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国际留学生占高等教育总在校生人数的比重，发达国家普遍在8%以上，澳大利亚、英国等甚至高于10%，而在中国读学位的国际学生的这一比例却仅为0.4%左右。
　　移进移出这之间的巨大逆差就是“移民赤字”。2009年，我写过叫《人才战争》，书中有一组数据：从1978年到2008年，我国先后派出世界最多的近140万留学生，回归率却不到三成。而自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80%、北京大学76%的高科技专业毕业生都去了美国。由于将近九成的中国科学与工程博士都会选择留在美国，美国《科学》杂志2008年就把清华、北大看作是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 　　“人才战争”尽管远离硝烟，但在21世纪这样的全球化时代，这可能是最致命最重要的一场战争，中国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免费输出大量的人才，并不是因为本国人才过剩。相反，中国的情况是：人力资源总量庞大，人才资源却非常不足;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低端人才数量可观，但高端人才却远远供不应求。
　　当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位居世界第二，这种巨大的“移民赤字”和“人才逆差”显得非常不相称，中国亟待破除人才移入上的种种壁垒。
　　2014年12月12日至13日，首次全国留学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等分别作出关于留学工作的重要指示。会上提出，到2020年，吸引50万外国留学生。
　　这是第一次由中央层面来召开关于留学工作的会议，把来华留学和出国留学当成同等重要的事。这次会议传递出的信号是，中国政府由过去更多地重视货物流动和资本流动，到现在也开始对人才流动更加看重。
　　如果50万的数字只是来华的留学生，而不是指在华读学位的留学生，那这个目标还是偏保守的。
　　

“一带一路”拉动企业走出去

　　除了留学外，在对外投资有望超过来华投资的大背景下，必然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
　　据《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中的不完全统计，2009年，中国在非洲的人口估计不到80万人，但到了2013年，这个数字达到100万人。
　　这100万人中，大多数是跟着小老板去非洲的工人，他们开餐馆、宾馆、商店、建筑公司、贸易公司等，目的很简单，就是赚钱。但这种情形正在发生着改变，在越来越多的工厂里，工人几乎全部来自当地，而中方只派出很少的管理人员。
　　这样的模式在“一带一路”沿途将会很常见。2013年9月，在首次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访问中亚四国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一个月后，在出访印度尼西亚期间，习近平提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
　　“一年来，‘一带一路’已从理念设计、总体框架到完成战略规划，开始进入务实合作阶段。”在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9月结束又一次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之行以及对中亚南亚四国的访问后，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对媒体谈起习主席此次出访成果时说。
　　“一带一路”建设肯定会带动一部分企业、人员走出去，但在我看来，“一带一路”更多会靠的是沿线国家共同参与建设。
　　中国不断加强在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是中国国际移民趋势上出现新动向的另一个近期备受关注的因素。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财产、出国（境）等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的试点，加大对“裸官”的监察力度。而2014年北京APEC会议发布了由中国推动的第一部反腐败宣言——《北京反腐败宣言》。除了反腐败的共识之外，《宣言》还提出要建立亚太地区的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搭建追赃和追逃的平台。
　　《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里还提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研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外逃贪官约18000人，卷款达8000亿元。另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大陆非法资金外流4120亿美元，2011年达到6000亿美元，2012年突破10000亿美元，2013年则可能超过15000亿美元。
　　国际上的反腐合作将对“裸官”移民尤其是非法向海外转移资产起到遏制作用。
　　（口述者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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