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氏为明代四川望族。明代礼部尚书加武英殿大学士席书、吏部侍郎席春、户科给事中席彖三兄弟，合称“三凤”，为席氏三杰。在席氏众多英才中，席书更是佼佼者。
　　席书（1461—1527），字文同，号元山。据清代道光本《席氏族谱》载：其祖先原籍山西省平阳府临汾县（今山西省临汾市），南宋末年始迁蜀，入籍蜀中遂宁县席家沟（今属遂宁市蓬溪县吉祥镇）。入川始祖为席友轸，至第七世席书，席家人文蔚起，科甲连绵，仕途显赫，望重西川，席氏家族进入鼎盛时期。其中，席书为弘治三年（1490）进士，历任山东郯城县知县、工部都水司主事、户部山东司员外郎、河南按察司佥事、河南按察司副使、贵州提学副使、河南布政司右参政、浙江按察司按察使、山东布政司右布政使、云南布政司右布政使、福建布政司右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都察院右都御史、南京兵部右侍郎，累官至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加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傅，谥文襄，入祀理学名臣祠，崇祀乡贤祠，归葬蜀中蓬溪席氏祖茔珉水坝。撰有《漕船志》、《鸣冤录》、《元山文集》等。
　　席书在“大礼议”中的表现是其人生的最大亮点。明朝第十位皇帝武宗朱厚照于而立之年暴亡，因其绝嗣且无预立嗣子，最后由其母张太后与阁臣、太监联合推举其堂弟、藩王朱厚熜即位，是为世宗。在世宗登基后，杨廷和等朝中旧臣强迫世宗改称伯父即武宗之父孝宗为父，伯母即武宗之母慈寿皇太后为母，变其生身父亲兴献王为叔父，生母为叔母。对于这一不近人情且无法律依据的主张，十四岁的世宗予以严词拒绝，并以退位来表示自己的决心。席书和一些中下级官员如张璁、桂萼等人不顾杨廷和集团的恐吓甚至暗杀的威胁，旗帜鲜明地支持世宗的合理主张，这样便出现了“大礼议”。争论的结果是以杨廷和等旧臣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世宗趁势清除旧臣势力，确立了与席书和张璁、桂萼等“大礼新贵”的政治互信，重建了嘉靖政坛新的人事格局，是自永乐以后明代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君臣更迭，成功地完成了新兴势力取代旧势力的历史性转变。嘉靖前期，伴随“大礼议”而来的是明代历史上一次全面的改革活动。席书与张璁等人协助世宗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嘉靖革新是明代历史上真正的变革活动，其以更新观念、整顿吏治、替换人事为主线，最大限度地扫除了百余年来的明代积弊，激发了明朝统治阶层的活力，遏制并扭转了国势日衰的趋势。因此，“大礼议”是明代政治史、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嘉靖革新的前奏曲，是嘉靖、隆庆、万历改革的起点，其变革余波延至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时代。
　　席书为王守仁“心学”在贵州的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正德四年（1509），席书出任贵州提学副使一职。在任期间，为了改变贵州文教的落后面貌。席书邀请贬谪贵州的龙场驿丞王阳明赴贵阳文明书院讲学，特选拔各府、州、县优秀的生员来院学习。每当公务之暇，席书常去文明书院拜望王阳明，两人“论学或至夜分，诸生环而观听者以百数。自是贵州人士始知有心性之学”。席书邀请王阳明赴贵阳文明书院讲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不仅使贵州学子受到“心性之学”的熏陶，亦使王阳明的学术思想成为明代贵州学术的主流。那些承蒙王阳明教诲的学子，不少人后来成为王阳明哲学思想的中坚力量，他们对黔中文教发展及王学在全国的传播，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席书为官清廉，体恤民情，仗义执言，敢于变革。他临终时言道：“自检入仕以来，清慎为国一念，可质鬼神。”又言：“上若问遗言，惟愿亲君子，远小人，审于用舍而已。”生前，郯城百姓为席书立祠用以表彰；卒后，故乡人民为席书建祠以资纪念。清初席腾芳云：“吾家在蜀四百余年，惟以忠厚二字为久远计。”
　　据统计：明清时期，整个四川席姓进士只有四人，均出自蓬溪席氏。清代四川成都府儒学教授席前业撰道光本《席氏族谱叙》云：“席氏当有明之时，人文辈出，科甲蝉联，文章相业，甲于全蜀，不独一门之庆，实为邦家之光。”由此可见：蓬溪席氏是有明一代盛极一时的名门望族。然而，对席书及其家族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亟待开拓。
　　可喜的是，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胡传淮先生独具慧眼，为了彰明前贤，沾溉后人，便倾注心力，焚膏继晷，编著成《明代蜀中望族：蓬溪席家》，具有极高价值，为人们全面了解明代席氏家族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书将付梓，胡先生来函索序。我虽与先生素未谋面，但念先生在区域文化研究方面取得的突出贡献，乃不揣浅陋，乐为之序，以示对胡先生的敬重之意。

（《明代蜀中望族：蓬溪席家》，胡传淮编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