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中国鸟类观察》为二十八种飞鸟立传，正如该书封面上所写：“这是一本关于鸟、观鸟、鸟类文化的图书。”
　　红腹锦鸡作为中国特有鸟类，虽然难得一见，却是中国文化凤凰的原型。周代书籍《礼记·礼运》说，麟凤龟龙，谓之四经。《诗经·大雅》更有“凤凰如飞，翽翽其飞”的描述，周人关于凤凰，还有“凤鸣歧山”的传说，歧山是周人龙兴之地，歧山和秦岭大山中的锦鸡便蒙上了神秘的光彩，成了神鸟凤凰。说到底，神话还是离不开现实。
　　锦鸡又名金鸡，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意义的鸟类学，但对鸟的观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陈旭转述朱辅《溪蛮丛笑》中一段话：“金鸡，羽族；似雉者，火背，斑尾，扬翘，志意揭骄，笼之不能驯。”这段文字对金鸡的观察和特性的把握，都是很准确的。锦鸡还是国画的题材，宋徽宗就有一幅传世名画《锦鸡芙蓉图》；明清时期，在二品文官的补服上，都绣着锦鸡的形象。
　　陈旭谈锦鸡文化头头是道，引人入胜。他不仅历数锦鸡的过去，还陈说锦鸡的现在。中国鸟类学的奠基人郑作新先生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求学期间看到了来自中国的红腹锦鸡的标本，却是外国人命名，便毅然回国，放弃动物发育学研究，开始专门研究鸟类学，终于写出了国际公认的《中国鸟类区系纲要》经典巨著，创立了现代意义的中国鸟类学。2001年，素有“小奥运”之称的第二十一届大学生运动会在北京召开，各国运动员入场式的引导牌上都有代表该国的国鸟，中国就以红腹锦鸡为“代国鸟”。
　　陈旭写朱鹮，以《“东方宝石”重放光芒》为题，称这种只在中国还有野生种群的精灵在1981年驯养成功。日本朱鹮种源都来自陕西洋县。更令人惊喜的是朱鹮放归大自然在全国多个地方获得成功。如今，不仅陕西有朱鹮，大别山在朱鹮消失近半个世纪后，2014年4月，随着一只雏鸟的破壳而出，标志着这种珍禽重新在这里繁衍生息。它是2013年10月10日在河南信阳放飞的三十四只人工饲养朱鹮的其中两只在完全自然状态下的后代。可算大别山在新世纪第一只野生朱鹮，它的出生地是河南罗山县董寨国家自然保护区。
　　陈旭在文中还谈到关于朱鹮的文化，从世界上最早的植物园上林苑饲养朱鹮，到“因风弄玉水，映日上金堤”、“朱鹭戏萍藻，徘徊流涧曲”，说明中国人在很早就把朱鹮作为审美对象。
　　在陈旭的眼里，戴胜是带着王冠的农夫，“胜”是古代妇女头上的饰物，在它张开冠羽的那一刹那，就像一个王冠，它用长长的喙啄虫，就如使用鹤嘴锄的农夫，更重要的是这位不清理窝巢，使家很臭的姑姑真的是除害虫，堪称“田园卫士”，况且它居家脏，乃是一种防止天敌的措施呢？
　　我喜欢戴胜，认识它快十年了，在我安徽大学校园里，一年四季都能见到它，在我的故乡冬季的田野里，收割后的稻田除了一两寸长的稻桩和浅浅的青草以及偶见一两棵矮树，什么都没有，突然一只花纹翅膀展开的鸟飞起来了，我每每惊喜。当然，我还会想起苦吟诗人贾岛的诗歌：“星点花冠道士衣，紫阳宫女化身飞。能传世上春消息，若到蓬山莫放归。”
　　在陈旭看来，红嘴蓝鹊是“艳若美人的鹊类”，的确，红嘴蓝鹊是漂亮的，红嘴巴，黑眼睛，飞起来轻盈而优雅。陈旭的故乡在陕西，因此他的这本《中国鸟类观察笔记》也是以他家乡的观鸟记录为主。红嘴蓝鹊被陕西人称为“山喳子”，只要乡人在房前屋后栽上山楂树，一旦山楂挂果，红嘴蓝鹊就来了，尽管山楂从扦插到结果需要六年。这六年，小陈旭在等待，红嘴蓝鹊也在等待。因为红嘴蓝鹊啄食山楂，陈旭父亲用土枪打死了它，从此再也见不到它光顾陈旭家的山楂树。鸟用逃遁来回应人类，人类能记住血淋淋的教训，鸟也是如此。
　　红嘴蓝鹊一低头，看起来非常温柔，可它却能和雀鹰争斗，它用集体的力量来抗击侵略者和杀戮者。
　　对红嘴蓝鹊，我认识的时间不长，不过五六年，在合肥的浮槎山，在黄山猴谷的浮溪，我见过它们。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浮溪村民的屋前，在电线杆上它美丽的身影。更会怀念浮溪清晨时还在床上，就能听到它们美妙的歌喉发出的天籁。
　　我还知道，红嘴蓝鹊在中国诗歌中就叫“青鸟”，神话传说为西王母使者。班固《汉武故事》：七月七日，上于承华殿斋。日正中，忽见有青鸟从西来。上问东方朔。朔对曰：“西王母暮必降尊像。”有顷，王母至，乘紫车，玉女夹驭，有二青鸟如鸾，夹侍王母。服侍西王母的青鸟就是蓝鹊，而李商隐的《无题》：“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更是家喻户晓的名句。
　　蓝鹊还是清朝九等文官朝服的标志。台湾蓝鹊在台湾深受人民喜爱，是吉祥的象征，它和大陆的红嘴蓝鹊只有细微区别，两者能杂交，能生育后代，可见同源。2015年11月7日习马会，马英九送给习近平一尊台湾蓝鹊。据说是该鸟姿态华美，而且出于“台湾映像与中华文化之融和”为创作主题，象征两岸一家亲。如此说来，小小青鸟还承载着和平的使命。
　　陈旭以“报喜的喜鹊”来形容喜鹊，并引用五代后周王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灵鹊报喜》中所说：“时人至家，闻雀声，皆为喜兆，故谓灵鹊报喜。”这种对喜鹊的看法在今天仍然流传于民间：“喜鹊喳喳叫，必有喜事到。”喜鹊搭桥，织女相会，这种神话在古典诗词中留下一个经典的词汇：鹊桥。国画中“喜鹊豋枝”一直是中国画家长盛不衰的题材。
　　我们安徽大学校园，高大的树木上常见喜鹊营巢，草坪上常见喜鹊觅食，喜鹊就这样和人类和平共处。喜鹊的同类——灰喜鹊是安徽省鳥，在陈旭的笔下，它是“森林卫士”，陈旭所住的西安城，灰喜鹊常在悬铃木上建巢。比起身材略大的喜鹊，灰喜鹊更加好勇斗狠，我亲眼看到它和乌鸫在一个钢架结构上，它稍微一飞，乌鸫就望风而逃。
　　对于红嘴相思鸟，陈旭用明人谢承举的《题相思鸟图》“俱飞并逐绮园春，互语相思字字真。啼到苦心声莫放，绿窗惊起病春人”中的“互语相思字字真”来做标题。这种袖珍似的小鸟上体橄榄色，脸淡黄色，两翅具明显红黄色翼斑，红色的嘴巴，特别可爱。
　　此刻，我在办公室，如果我放下工作，竖耳啼听，就会听到白头鹎的叫声，走出办公楼，会看到冬日树上跳跃的它。可十年前，我却不认识它们。已经过去的生命中，我错失了很多美好，不认识许多常见的飞禽，就是一种错过。陈旭因为明人钱洪的《白头翁》中有“山禽原不解春愁，谁道东风雪满头”的诗句，就以《不解春愁的“白头翁”》为题，写下自己和白头翁亲密接触的点点滴滴，写它们在城市安家，繁衍子孙，吃无花果。鸟儿是勤劳的，也是聪明的，本习惯农业社会的白头鹎也习惯了日益发展的城市社会。 　　其实，白头鹎的白头是老年的标志，就如人一样。可人类根据它双飞双宿和白头的特性，便把夫唱妇随、白头偕老的文学想象按在它身上，不过这种美好一经融汇到诗词中，变成“十日红帘不上钩，雨声滴碎管弦楼。梨花将老春将去，愁白双禽一夜头”，人们自会爱白头翁，爱生活。
　　我们安徽大学新校区从2004年开始招生，以前上课来去匆匆，直到上个月，我才发现领雀嘴鹎会在柳树、楮树上和白头鹎在一起。陈旭的家乡汉中，领雀嘴鹎被称为“青雀”，这“青”字，当是指它草绿色的上体。它常在竹林活动，所以，陈旭说“青衣披身爱翠竹”。
　　白腰文鸟集群活动，五六只、十来只一起是常有的事情，陈旭用《形影不离的“十姐妹”》的题目写它们，非常合适，白腰文鸟还有一个名字叫“算命鸟”，江湖艺人训练它们从笼子里衔纸牌算命，博取酬金。这种鸟和麻雀差不多大，也相似，还和麻雀同类，活泼可爱。去年，我父亲弥留之际，这种鸟落在院中，和鸡同食，我堂弟发现它们竟能将稻子的稻壳啄开，吃米。
　　“大厦初成日，嘉宾集杏梁”，这是李峤的诗句。如果不是读这本书，我不知道小小麻雀，在古诗中，它居然叫“嘉宾”。单凭此名，我们就知道，古人是喜欢它的，可是有时我们并不比古人聪明，麻雀在大跃进年代，却成了四害之一，每个村庄都敲锣打鼓，以消灭它们。还是白石老人仁爱，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画麻雀，并拟题画诗：“乱涂一片高撑石，恐有饥鹰欲立时。好鸟能飞早飞去，他山还有最低枝。”不过，有时我想想，那场驱赶麻雀的运动，除不懂科学之外，也有物质贫困的原因。七十年代末，我给生产队看场子，看到麻雀吃刚收上来的稻子，必驱之而后快，而这也是社员们交给我的责任。人都吃不饱，怎么能给麻雀吃呢？
　　2005年，我大学毕业二十周年，对于“劳燕分飞”这一成语中的“劳燕”，同班同学有人将其训为“辛勤的燕子”，其实，劳，伯劳也；燕，燕子也。两种不同的鸟分开来飞，自是正常。陈旭说它是雀中之虎，这是褒称。针对它掠杀鸟类的习惯，有人干脆叫它“屠夫鸟”。对于伯劳的嗜血，那位说“风格即人”的西方文艺理论家布封却大加赞扬，说伯劳尽管体型小，但十分勇敢，连隼及乌鸦那样的猛禽都很尊重它。
　　尽管我们有“世传，伊吉甫信后妻之谗，杀子伯奇后化为伯劳”不靠谱的传说，但也有《诗经》“七月鸣鵙，八月载绩”中这样将鵙（伯劳）和物候紧密联系的记载。七月里伯劳鸟鸣叫着，好像在告诉人们，马上要变换季节了；八月就是妇女们动手纺织，做好织布准备寒衣的事了。而“日暮伯劳飞，风吹乌桕树”，是何等优美。我时常和我的学生说这是《西洲曲》所描写的这一幕，是我们校园常见的风景，很少有人去欣赏，实在使人遗憾。至于南宋1187年，画家李迪画了幅《雪树寒禽图》，畫中风雪苍茫中的伯劳，表达的是“千里独行客”——桀骜不驯的形象，则是以鸟喻人，更是永远的艺术。
　　《中国鸟类观察笔记》中的二十八种鸟皆写得生动、有趣，结合着作者本人的经历，这是一种诗意的生活，诗意的栖居，正如我的一个学生说观鸟即是观心。同时，陈旭观察的二十八种鸟中的很多都活在古人眼里，活在古人的诗词里。认识它们，了解它们，也是继承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方式。
　　（《中国鸟类观察笔记》，陈旭著，科学出版社出版，2016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