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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0年6月，日本单方面将位于苏澳正东方6n海里的与那国岛“防空识别区”界线由东经123度向西调整至124度，并自6月26日起重划台日之间的“防空识别区”。其意图除了在为2015年于钓鱼岛海域进行海底热水矿床探勘做准备之外，明显是有意正面挑战与中国在西太平洋的海洋主权。此举引发台湾各界哗然，当局也表示不承认日方的片面之举。
鲜为人知的是，台日双方曾为钓鱼岛几乎兵戎相见!1990年，中国两岸三地的民间团体多次在钓鱼岛周边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厅驱离，以及时任台湾“总统”的李登辉打算废弃相当重要的、位于苏澳外海的台军R17海空联训靶区，间接向日本让出相关海空控制权等动作，令岛内舆论沸腾起来。台军遂制定“汉疆计划”，打算派军队强行登上钓鱼岛。拆除其上日本设立的灯塔等建筑，强势宣示钓鱼岛主权。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最近披露了该计划的一些内幕，本文摘编自该杂志文章。
模糊作战代号
据周姓退役将领回忆：当时，日本在台的“亚东关系协会”收到台湾当局正式的抗议书，而且台湾驻日单位也明确暗示不能排除武装行动解决的可能!“武装行动”这四个字，让日本方面有相当快速的反应。台湾驻日单位随后就被知会，日本自卫队绝不会针对钓鱼岛事件进行军事行动。可是日本在钓鱼岛周边执行驱离的海上保安厅属于内务警政机关，昭示钓鱼岛已经“归属”日本，此举着实阴险。
台湾岛内民间团体纷纷就钓鱼岛事件表态，让台湾当局高层不得不动起来。“国防部”秉承“行政院”指示成立应变小组，由于时任“行政院长”(相当于“总理”)的郝柏村系军人出身，立即主导整个军事计划。他在第一时间跨过“国防部长”及“参谋总长”，直接电告“国防部”情报参谋次长室(简称“联二”)及作战参谋次长室(简称“联三”)立刻执行“固安计划”中有关台湾岛东北部之逆袭计划。
这个钓鱼岛的逆袭案，联三刚开始定名为“捍疆计划”，但因为“捍”与“汉”同音，说出来会让不知情的人以为是“汉光演习”的一部分。后来因传闻李登辉有意淡化处理，甚至默许日方拥有钓鱼岛控制权，因此“捍疆计划”反而真的改为“汉疆计划”。“国防部”认为，这样才能让李登辉以为这是“汉光演习”的子演习，让军事敏感度降到最低。
下达作战命令
当时“作战参谋次长”为常志华中将，他在1998年接受采访时，不愿证实进攻钓鱼岛的计划，但也不否认。不过当话匣子慢慢打开后，他也透露部分细节：“我们军人做事一板一眼，既然在军事层面上要有所行动，就要好好地计划。因为战区不在本岛(他这句话已明显透露确实有针对钓鱼岛进行作战准备!)，所以运输工具要靠直升机快去快回。那时我把‘航空特战司令’陈镇湘中将叫过来问，要他把作战计划说给我听。他报得非常清楚，让我相当有信心，当场就口头命令要航空特战司令部动员一个营，结果他回答说：‘这是渗透，不是硬碰硬打，一个连都嫌多了!’……我们常说三天三夜不睡觉，可是我告诉你，从那天开始，我和几个人可是五天四夜没睡觉!”
外界一般认为，这项行动是由驻桃园的台湾陆军独立第62空降旅(旅长贾辅义少将)第4营第5连(连长关至德上尉)担任，但当年在联二服务的另一位退役空军上校却透露，事实上海军陆战队特勤队也是整装待发。
“因为空特执行任务的情况只有三种：第一种是完成任务后顺利安返，第二种是还没登岛就受阻而无法执行任务；第三种就较头痛，就是登岛部队受制无法顺利退回。这就会把事情闹僵，需要形成局部优势兵力把人救回来，这时就要动用海陆特勤队从海上支持。甚至第11大队(即台湾空军新竹联队)还要执行夜间或破晓时间段的制空掩护才行。整个行动动员的兵力虽小，但多兵种协调却非常重要。”
这位退役上校还说：“情报相当重要，所以那时只要次长在，联三次长也一定在，两个人后面都跟了两三个参谋跟着跑。那时的行动电话是一个手提箱那么大，总是会有一个参谋随时为次长打电话做准备。后来我们经由空军侦察成果得到确实情报，日本自卫队没有战备动员的行动，所以长官们才敢继续搞，否则万一发生第三种情况，我相信对台日双方都不是好事，毕竟‘开战容易收尾难’!”
他还进一步说，“集结区是在台湾海军的苏澳中正军港内，那时陆军26架UH-1H直升机完成待命，其中4架停在中正港内，飞行员一直在夜间练起落，而且机舱里都堆了沙包仿真装载人员的重量。那些飞行员确实有种，都是低空作业，而且不开夜航灯，军港里及港区货柜场里有很多高灯架，每次飞行都是在障碍物中穿梭，这是我第一次对陆军飞行员有这么深刻的印象。”
为避免情报被日方获知，作战计划是由常志华及空军中将赵知远两人亲自撰写，而且还调动台湾海军第3军区第131舰队的4艘阳字号驱逐舰，同时外海还有两艘秘密前往彭佳屿以东水域待命的阳字号舰。
至于龟山岛以东的海域，台军则有另一艘LST坦克登陆舰慢速巡航，充当战斗前哨。这艘坦克登陆舰也是为海军陆战队特勤队充当海上前进基地，舰上有一个临时由陆战66师所组成的小部队待命中。
特战队员立遗书
2006年由台湾“陆军空降特战司令部”退役的刘庆和士官长说：“听我们营长说，我们根本就没打算占领钓鱼岛，而是清除岛上的日方建筑物而已。整个计划是‘行政院长’指示的，接到命令的人都有牺牲准备，甚至遗书都写好……我管理全营弹药，所以我也被长官拉着到处跑，把批号最新的弹药全翻出来，最好还是美制弹药，因为干部都抱怨联勤兵工厂生产的弹药打个两三百发就会卡弹。”这位士官长还说出一段外界都不曾听说的事：“听长官说，钓鱼岛距基隆102海里，台湾的潜艇已经在附近监视，连中共的军舰也出动为我们壮胆，所以我相信这次台军如果打起来，一定不会打得很窝囊。”
曾任台湾海军总部参谋长的兰宁利中将也对于这项行动回忆表示：“1990年日本在钓鱼岛上建灯塔，那时高雄市长是吴敦义，他宣布要到钓鱼岛传递‘省运会’圣火却被日方驱赶。台军确实曾经秘密拟定作战计划，预备到钓鱼岛上拆除日本建筑物，并且将青天白日旗插上钓鱼岛。……演习视同作战，阳字号的一位少校武器长金戈甚至写好遗书交给我看，现在回想当时还是很激动。可就在准备出发前却突然接到指令，要留在基隆港内待命，好几天都没有新的指令，后来才听说，因为李登辉坚持不准。”
侦察机跨界侦察
陆军特战及海军舰队如火如荼展开作战部署，台湾“空军作战司令部”也没闲着，在10月和11月分别出动6批8架次的RF-104G侦察机去钓鱼岛侦察作业，以比对美军提供的卫星照片，进一步 探察日本右翼团体在钓鱼岛上究竟有没有增设其它设施。
根据曾在“国防部”作战指挥中心，也就是“衡山指挥所”任职的退役军官表示，侦察钓鱼岛过程中，日本航空自卫队曾派出电子战飞机对台机进行干扰。有一次，一架日本P-3C巡逻机就在钓鱼岛附近晃悠，但台军RF-104G的无线电受到日方干扰，战管人员的呼叫RF-104G偶尔可以收到，但战管却从头到尾都收不到飞行员的回应。
另据执行掩护任务的F-5E战斗机飞行员回忆，当时独立第12中队的RF-104都是快去快回，冲得特别快，F-5E根本就跟不上。那时他们都抱怨为什么新竹的F-104不同时起飞掩护，反而要F-5E从东部出去，而且还是不同机种去。此外，为了保密，常常起飞前才告知具体作战任务。后来他们才明白原因很简单：第11大队的F-104战备机不足，妥善率很低，非得要到不用不可的临战情况才能动用，尤其夜间作战时，也只有F-104才有战斗力。总之，“长官”们都迷信F-104，认为其性能强干F-5。
掩护侦察“老虎”巧遇“大黄蜂”
整个作战演习的插曲之一，就是美国军机刻意在台湾东部的太平洋海域上空飞行。这种动作除了暗示台日双方不要轻举妄动外，最重要的还是以武力展示美国霸权，以及阻挡来自中国大陆方面的试探性行动。
“我第一次近看美国战机就很震撼!我告诉你，那架F／A-18离我20英尺!”严姓退役中校还说：“那天东北季风很强，我们两架F-5E从花莲起飞，执行侦察机掩护任务。因为侧风太强，我们是单机起飞，而不是双机编队起飞，我在加速过程几乎是蹬着左舵起飞，那天侧风真的很大。”
“起飞后战管一直在引导，一下要我们到CK空域(花东外海某训练空域)，一下子又要我们转到另一个待命空域。就在我们被引导得团团转时，二号机突然插嘴大叫——F／A-18在旁边!’我先向左看一下，没有!再往右看一下，先是觉得僚机位置不对，然后定睛一看，这才发现是两架美国海军F／A-18‘大黄蜂’!相距不到50英尺!这时我往后方搜索我的僚机，几秒钟后看见那个空军官校68期的不要命又搞不清情况的学弟。你猜这小子在干嘛!他老小子竟然在做高速‘Yo-Yo’，准备由后上方攻击ⅣA-18!”
严姓退役中校越讲越激动，“我在无线电大叫‘Fight Offt Fight Offl’然后看到身边的那两架F／A-18立刻做大攻角动作，机翼前缘延伸板拉出涡流，然后以让我惊讶的爬升反转动作，直接倒飞扣在我那搞不清情况的学弟上方。两种战机的机动性差那么多，还打个什么打!那学弟根本连做攻击动作的机会都没有，飞机才一摆平，人家就已在他的上方随时可以咬住他!真是丢脸丢大了!台湾空军的脸都被他丢光了!”
台美战机在太平洋上空的巧遇，因台军F-5E性能差太多暂时居下风。“我们又和F-18编队飞了一下，最近的距离只有20英尺左右，我总觉得我们是被绑架!我做了个喝水手势，表示要回去加油，这两架F／A-18才向上爬升，然后往东南方向飞离。”
“有件事我实在是不吐不快。我们F-5E起飞执行掩护侦察机的任务，自始至终都没有和侦察机照过面，完全不知道侦察机的位置在哪!更过分的是，两架F／A-18什么时候溜到我们旁边，战管竟然没人知道!事后检讨时，战管辩说雷达上的光点就那四个，就是我们这四架任务机(另有台东起飞的两架F-5在绿岛北方空域)1难道是我看到隐身机呀!”
“鬼怪”VS“老虎”
严姓退役中校巧遇美国“大黄蜂”战机被说成看到“鬼”飞机，但他说：“两天后我就真的看到‘鬼怪’机。”因为在11月5日上午，两架日本航自的F-4EJ“鬼怪”战机由石垣岛方向直闯花莲，而那时的滞空机又是严姓退役中校驾驶。
“我那天上午已飞过一批，落地后作战组长直接打电话要我再准备带一个四机编队到CK空域待命。那时我心想，也该是行动了，否则组长也不会亲自打电话，而且这么低调的要我准备。我虽然没有像后来听说什么特战部队写遗书之类，但那一批的任务组员我亲自挑，把战斗力最强的全拉在身边。记得大约在10点多吧，我们依序起飞。”
“这次战管在接手我们后几乎立刻就广播不明机在某一位置高速接近中。我那时还在犹豫，战管的首席指示我们抛弃机腹下的275油箱，这显然是要准备应付情况。我当然也乐得将副油箱抛弃，这种经验可不常有咧!我们四架战机机身一轻，突然感到异常兴奋。”
“日本航自两架F-4EJ在接近花莲东北东外海40海里(东经122度6分、北纬24度36分)，与四架F-5E正面遭遇!雷达清楚抓到两架速度在1.4(马赫)的飞机，不用想也知道是战机。虽然我不知是美军还是日军，反正我准备给他好好迎接，看看我们来自花莲的热情。我在无线电中指示第2小队按演示文稿时的战术默契做占位，我快速回头看一下三、四号机往左方稍微拉开，然后也看到僚机(二号机)也向右滚转拉开，因为我们的速度也在增加。抛掉副油箱的F-5E加速还算不错，我的速度这时刚好超过1(马赫)，双方相对速度超过两倍音速。”
他接着说：“我盯着雷达，慢慢修正航向。这时我突然想起，万一对方发射超视距导弹，我们不就被打惨了!何况仪表板上的RWR(雷达预警接收器)已经响起，一不做二不休，要玩就玩真一点，我在无线电叫‘Two，Missile Break!’也就是做一个导弹防御动作，假装我遭到超视距导弹攻击!大玩战争游戏。”
“我大概前后拉了三次5个G吧，当我恢复姿态时，对方已进入目视范围，但我看不到，因为阳光位置对他们有利。这也是我为何会将第2小队(三、四号机)部署在较高高度的原因。我在做动作时大约损失了2 000英尺高度，因此对方极可能已趁势进入向阳(面对太阳)位置让我看不到……不出我所料，几秒钟后我就听到三号机报‘Target Insight’，我也在这时眯眼看到两架飞机由太阳光边缘掠过。我知道那就是对方战机，而且外型很像F-4。”
“我的AB(加力燃烧室)还是点着，然后向右做一个斜斤斗。当我正到达顶点准备反转时，我稍微抬头看一下，发现远方有两道黑烟正在转弯。我这下子确认对方是F--4，而且我也知道那是日本航自的F-4EJ，因为我们的F-104在不点AB时也会拉一样的烟，而F-4及F-104用的发动机是同一系列。”
严姓退役中校说“当双方距离再拉近时，我还看见那两架F-4EJ的六点钟位置，各有一个小白点。我知道那是F-5E，是我的三、四号机正在追赶这两架准备与我们玩战争游戏的日本战机!真是一个字：爽!”
“我知道我们的性能不能和他们比，但我判断那两架F-4的速度应该在500(海里)左右，这种速度我们的F-5也有不错的性能。我算准时间差，一个小俯冲转弯，正好进入一架F-4的三点钟(右侧)方向。这时我才发现，那是一架RF-4E，因为机首下方没有机炮，而且还开了几个摄像孔。”
两架日本航自的F-4头也没回就直接加速脱离返回石垣岛。这是日本F-4战机与台军F-5当年唯一的一次接触。领队严姓中校及三位任务机组在归询时，特别被告知不可将这次台日军机接触说出去，因为那一天，也就是11月5日上午，“国防部”奉命中止“汉疆计划”。
11月5日上午，李登辉异乎寻常地主动打电话给“行政院长”郝柏村，以极为强硬地语气说：“钓鱼岛是筹码!不是战场!”李登辉挂上电话的那一刻，台“国防部”极机密进行的“汉疆计划”就此终止。
鲜为人知的是，台日双方曾为钓鱼岛几乎兵戎相见!1990年，中国两岸三地的民间团体多次在钓鱼岛周边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厅驱离，以及时任台湾“总统”的李登辉打算废弃相当重要的、位于苏澳外海的台军R17海空联训靶区，间接向日本让出相关海空控制权等动作，令岛内舆论沸腾起来。台军遂制定“汉疆计划”，打算派军队强行登上钓鱼岛。拆除其上日本设立的灯塔等建筑，强势宣示钓鱼岛主权。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最近披露了该计划的一些内幕，本文摘编自该杂志文章。
模糊作战代号
据周姓退役将领回忆：当时，日本在台的“亚东关系协会”收到台湾当局正式的抗议书，而且台湾驻日单位也明确暗示不能排除武装行动解决的可能!“武装行动”这四个字，让日本方面有相当快速的反应。台湾驻日单位随后就被知会，日本自卫队绝不会针对钓鱼岛事件进行军事行动。可是日本在钓鱼岛周边执行驱离的海上保安厅属于内务警政机关，昭示钓鱼岛已经“归属”日本，此举着实阴险。
台湾岛内民间团体纷纷就钓鱼岛事件表态，让台湾当局高层不得不动起来。“国防部”秉承“行政院”指示成立应变小组，由于时任“行政院长”(相当于“总理”)的郝柏村系军人出身，立即主导整个军事计划。他在第一时间跨过“国防部长”及“参谋总长”，直接电告“国防部”情报参谋次长室(简称“联二”)及作战参谋次长室(简称“联三”)立刻执行“固安计划”中有关台湾岛东北部之逆袭计划。
这个钓鱼岛的逆袭案，联三刚开始定名为“捍疆计划”，但因为“捍”与“汉”同音，说出来会让不知情的人以为是“汉光演习”的一部分。后来因传闻李登辉有意淡化处理，甚至默许日方拥有钓鱼岛控制权，因此“捍疆计划”反而真的改为“汉疆计划”。“国防部”认为，这样才能让李登辉以为这是“汉光演习”的子演习，让军事敏感度降到最低。
下达作战命令
当时“作战参谋次长”为常志华中将，他在1998年接受采访时，不愿证实进攻钓鱼岛的计划，但也不否认。不过当话匣子慢慢打开后，他也透露部分细节：“我们军人做事一板一眼，既然在军事层面上要有所行动，就要好好地计划。因为战区不在本岛(他这句话已明显透露确实有针对钓鱼岛进行作战准备!)，所以运输工具要靠直升机快去快回。那时我把‘航空特战司令’陈镇湘中将叫过来问，要他把作战计划说给我听。他报得非常清楚，让我相当有信心，当场就口头命令要航空特战司令部动员一个营，结果他回答说：‘这是渗透，不是硬碰硬打，一个连都嫌多了!’……我们常说三天三夜不睡觉，可是我告诉你，从那天开始，我和几个人可是五天四夜没睡觉!”
外界一般认为，这项行动是由驻桃园的台湾陆军独立第62空降旅(旅长贾辅义少将)第4营第5连(连长关至德上尉)担任，但当年在联二服务的另一位退役空军上校却透露，事实上海军陆战队特勤队也是整装待发。
“因为空特执行任务的情况只有三种：第一种是完成任务后顺利安返，第二种是还没登岛就受阻而无法执行任务；第三种就较头痛，就是登岛部队受制无法顺利退回。这就会把事情闹僵，需要形成局部优势兵力把人救回来，这时就要动用海陆特勤队从海上支持。甚至第11大队(即台湾空军新竹联队)还要执行夜间或破晓时间段的制空掩护才行。整个行动动员的兵力虽小，但多兵种协调却非常重要。”
这位退役上校还说：“情报相当重要，所以那时只要次长在，联三次长也一定在，两个人后面都跟了两三个参谋跟着跑。那时的行动电话是一个手提箱那么大，总是会有一个参谋随时为次长打电话做准备。后来我们经由空军侦察成果得到确实情报，日本自卫队没有战备动员的行动，所以长官们才敢继续搞，否则万一发生第三种情况，我相信对台日双方都不是好事，毕竟‘开战容易收尾难’!”
他还进一步说，“集结区是在台湾海军的苏澳中正军港内，那时陆军26架UH-1H直升机完成待命，其中4架停在中正港内，飞行员一直在夜间练起落，而且机舱里都堆了沙包仿真装载人员的重量。那些飞行员确实有种，都是低空作业，而且不开夜航灯，军港里及港区货柜场里有很多高灯架，每次飞行都是在障碍物中穿梭，这是我第一次对陆军飞行员有这么深刻的印象。”
为避免情报被日方获知，作战计划是由常志华及空军中将赵知远两人亲自撰写，而且还调动台湾海军第3军区第131舰队的4艘阳字号驱逐舰，同时外海还有两艘秘密前往彭佳屿以东水域待命的阳字号舰。
至于龟山岛以东的海域，台军则有另一艘LST坦克登陆舰慢速巡航，充当战斗前哨。这艘坦克登陆舰也是为海军陆战队特勤队充当海上前进基地，舰上有一个临时由陆战66师所组成的小部队待命中。
特战队员立遗书
2006年由台湾“陆军空降特战司令部”退役的刘庆和士官长说：“听我们营长说，我们根本就没打算占领钓鱼岛，而是清除岛上的日方建筑物而已。整个计划是‘行政院长’指示的，接到命令的人都有牺牲准备，甚至遗书都写好……我管理全营弹药，所以我也被长官拉着到处跑，把批号最新的弹药全翻出来，最好还是美制弹药，因为干部都抱怨联勤兵工厂生产的弹药打个两三百发就会卡弹。”这位士官长还说出一段外界都不曾听说的事：“听长官说，钓鱼岛距基隆102海里，台湾的潜艇已经在附近监视，连中共的军舰也出动为我们壮胆，所以我相信这次台军如果打起来，一定不会打得很窝囊。”
曾任台湾海军总部参谋长的兰宁利中将也对于这项行动回忆表示：“1990年日本在钓鱼岛上建灯塔，那时高雄市长是吴敦义，他宣布要到钓鱼岛传递‘省运会’圣火却被日方驱赶。台军确实曾经秘密拟定作战计划，预备到钓鱼岛上拆除日本建筑物，并且将青天白日旗插上钓鱼岛。……演习视同作战，阳字号的一位少校武器长金戈甚至写好遗书交给我看，现在回想当时还是很激动。可就在准备出发前却突然接到指令，要留在基隆港内待命，好几天都没有新的指令，后来才听说，因为李登辉坚持不准。”
侦察机跨界侦察
陆军特战及海军舰队如火如荼展开作战部署，台湾“空军作战司令部”也没闲着，在10月和11月分别出动6批8架次的RF-104G侦察机去钓鱼岛侦察作业，以比对美军提供的卫星照片，进一步 探察日本右翼团体在钓鱼岛上究竟有没有增设其它设施。
根据曾在“国防部”作战指挥中心，也就是“衡山指挥所”任职的退役军官表示，侦察钓鱼岛过程中，日本航空自卫队曾派出电子战飞机对台机进行干扰。有一次，一架日本P-3C巡逻机就在钓鱼岛附近晃悠，但台军RF-104G的无线电受到日方干扰，战管人员的呼叫RF-104G偶尔可以收到，但战管却从头到尾都收不到飞行员的回应。
另据执行掩护任务的F-5E战斗机飞行员回忆，当时独立第12中队的RF-104都是快去快回，冲得特别快，F-5E根本就跟不上。那时他们都抱怨为什么新竹的F-104不同时起飞掩护，反而要F-5E从东部出去，而且还是不同机种去。此外，为了保密，常常起飞前才告知具体作战任务。后来他们才明白原因很简单：第11大队的F-104战备机不足，妥善率很低，非得要到不用不可的临战情况才能动用，尤其夜间作战时，也只有F-104才有战斗力。总之，“长官”们都迷信F-104，认为其性能强干F-5。
掩护侦察“老虎”巧遇“大黄蜂”
整个作战演习的插曲之一，就是美国军机刻意在台湾东部的太平洋海域上空飞行。这种动作除了暗示台日双方不要轻举妄动外，最重要的还是以武力展示美国霸权，以及阻挡来自中国大陆方面的试探性行动。
“我第一次近看美国战机就很震撼!我告诉你，那架F／A-18离我20英尺!”严姓退役中校还说：“那天东北季风很强，我们两架F-5E从花莲起飞，执行侦察机掩护任务。因为侧风太强，我们是单机起飞，而不是双机编队起飞，我在加速过程几乎是蹬着左舵起飞，那天侧风真的很大。”
“起飞后战管一直在引导，一下要我们到CK空域(花东外海某训练空域)，一下子又要我们转到另一个待命空域。就在我们被引导得团团转时，二号机突然插嘴大叫——F／A-18在旁边!’我先向左看一下，没有!再往右看一下，先是觉得僚机位置不对，然后定睛一看，这才发现是两架美国海军F／A-18‘大黄蜂’!相距不到50英尺!这时我往后方搜索我的僚机，几秒钟后看见那个空军官校68期的不要命又搞不清情况的学弟。你猜这小子在干嘛!他老小子竟然在做高速‘Yo-Yo’，准备由后上方攻击ⅣA-18!”
严姓退役中校越讲越激动，“我在无线电大叫‘Fight Offt Fight Offl’然后看到身边的那两架F／A-18立刻做大攻角动作，机翼前缘延伸板拉出涡流，然后以让我惊讶的爬升反转动作，直接倒飞扣在我那搞不清情况的学弟上方。两种战机的机动性差那么多，还打个什么打!那学弟根本连做攻击动作的机会都没有，飞机才一摆平，人家就已在他的上方随时可以咬住他!真是丢脸丢大了!台湾空军的脸都被他丢光了!”
台美战机在太平洋上空的巧遇，因台军F-5E性能差太多暂时居下风。“我们又和F-18编队飞了一下，最近的距离只有20英尺左右，我总觉得我们是被绑架!我做了个喝水手势，表示要回去加油，这两架F／A-18才向上爬升，然后往东南方向飞离。”
“有件事我实在是不吐不快。我们F-5E起飞执行掩护侦察机的任务，自始至终都没有和侦察机照过面，完全不知道侦察机的位置在哪!更过分的是，两架F／A-18什么时候溜到我们旁边，战管竟然没人知道!事后检讨时，战管辩说雷达上的光点就那四个，就是我们这四架任务机(另有台东起飞的两架F-5在绿岛北方空域)1难道是我看到隐身机呀!”
“鬼怪”VS“老虎”
严姓退役中校巧遇美国“大黄蜂”战机被说成看到“鬼”飞机，但他说：“两天后我就真的看到‘鬼怪’机。”因为在11月5日上午，两架日本航自的F-4EJ“鬼怪”战机由石垣岛方向直闯花莲，而那时的滞空机又是严姓退役中校驾驶。
“我那天上午已飞过一批，落地后作战组长直接打电话要我再准备带一个四机编队到CK空域待命。那时我心想，也该是行动了，否则组长也不会亲自打电话，而且这么低调的要我准备。我虽然没有像后来听说什么特战部队写遗书之类，但那一批的任务组员我亲自挑，把战斗力最强的全拉在身边。记得大约在10点多吧，我们依序起飞。”
“这次战管在接手我们后几乎立刻就广播不明机在某一位置高速接近中。我那时还在犹豫，战管的首席指示我们抛弃机腹下的275油箱，这显然是要准备应付情况。我当然也乐得将副油箱抛弃，这种经验可不常有咧!我们四架战机机身一轻，突然感到异常兴奋。”
“日本航自两架F-4EJ在接近花莲东北东外海40海里(东经122度6分、北纬24度36分)，与四架F-5E正面遭遇!雷达清楚抓到两架速度在1.4(马赫)的飞机，不用想也知道是战机。虽然我不知是美军还是日军，反正我准备给他好好迎接，看看我们来自花莲的热情。我在无线电中指示第2小队按演示文稿时的战术默契做占位，我快速回头看一下三、四号机往左方稍微拉开，然后也看到僚机(二号机)也向右滚转拉开，因为我们的速度也在增加。抛掉副油箱的F-5E加速还算不错，我的速度这时刚好超过1(马赫)，双方相对速度超过两倍音速。”
他接着说：“我盯着雷达，慢慢修正航向。这时我突然想起，万一对方发射超视距导弹，我们不就被打惨了!何况仪表板上的RWR(雷达预警接收器)已经响起，一不做二不休，要玩就玩真一点，我在无线电叫‘Two，Missile Break!’也就是做一个导弹防御动作，假装我遭到超视距导弹攻击!大玩战争游戏。”
“我大概前后拉了三次5个G吧，当我恢复姿态时，对方已进入目视范围，但我看不到，因为阳光位置对他们有利。这也是我为何会将第2小队(三、四号机)部署在较高高度的原因。我在做动作时大约损失了2 000英尺高度，因此对方极可能已趁势进入向阳(面对太阳)位置让我看不到……不出我所料，几秒钟后我就听到三号机报‘Target Insight’，我也在这时眯眼看到两架飞机由太阳光边缘掠过。我知道那就是对方战机，而且外型很像F-4。”
“我的AB(加力燃烧室)还是点着，然后向右做一个斜斤斗。当我正到达顶点准备反转时，我稍微抬头看一下，发现远方有两道黑烟正在转弯。我这下子确认对方是F--4，而且我也知道那是日本航自的F-4EJ，因为我们的F-104在不点AB时也会拉一样的烟，而F-4及F-104用的发动机是同一系列。”
严姓退役中校说“当双方距离再拉近时，我还看见那两架F-4EJ的六点钟位置，各有一个小白点。我知道那是F-5E，是我的三、四号机正在追赶这两架准备与我们玩战争游戏的日本战机!真是一个字：爽!”
“我知道我们的性能不能和他们比，但我判断那两架F-4的速度应该在500(海里)左右，这种速度我们的F-5也有不错的性能。我算准时间差，一个小俯冲转弯，正好进入一架F-4的三点钟(右侧)方向。这时我才发现，那是一架RF-4E，因为机首下方没有机炮，而且还开了几个摄像孔。”
两架日本航自的F-4头也没回就直接加速脱离返回石垣岛。这是日本F-4战机与台军F-5当年唯一的一次接触。领队严姓中校及三位任务机组在归询时，特别被告知不可将这次台日军机接触说出去，因为那一天，也就是11月5日上午，“国防部”奉命中止“汉疆计划”。
11月5日上午，李登辉异乎寻常地主动打电话给“行政院长”郝柏村，以极为强硬地语气说：“钓鱼岛是筹码!不是战场!”李登辉挂上电话的那一刻，台“国防部”极机密进行的“汉疆计划”就此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