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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18日上映的《我不是潘金莲》无疑是近段时间最受关注的国产电影之一。这部由冯小刚执导、改编自刘震云同名小说的电影，从一个农村妇女的离婚案讲起，又讲到她执拗地一级一级往上告状，最后却只成就了一个荒唐。在反腐的背景下，这个故事及其中的人物让人感叹。这当然不是关于一个妇女个人冤屈的电影，甚至也不只是人情社会走向法治社会中遇到的困顿那么简单。用冯小刚的话说，这是一则社会寓言，而这则寓言想说的道理便是，官员不担当就是腐败。
这才是真正的现实故事
记者：《我不是潘金莲》这个电影，我看小说的时候就觉得拍摄的难度挺大的。一般人都会知道这是个挺敏感的题材，您是怎么想的？
冯小刚：小说出版以后我就想拍电影。当时我就想，关键是要有个抓手，怎么来解读这个故事。我觉得可以紧扣着依法治国这个理念，这是一个关于干部要不要有担当的故事。
现在很多电影是在拍现实，但其实跟现实不发生关系，都是面儿上的东西。《我不是潘金莲》这个题材无疑是和我们的现实结合得比较紧密的。我也参加了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也符合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文艺怎么深入生活、反映生活。
記者：对于任何一部作品，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解读，最后得出的结论，甚至形成的舆论走向都不一样。这本小说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冯小刚：我部队转业之后在机关里待过，这么多年我也跟各级机关打过交道，我觉得刘震云写得特别生动、准确，也没有任何放大。这作品里没有任何一个坏人，就像我们最后的台词说，各级官员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刁难李雪莲，但为什么这事越办越糟？李雪莲走了还有王雪莲、刘雪莲……我觉得这里头的东西特别有意思。
记者：您认为这里头最讽刺的点是什么？
冯小刚：中国几千年的人情社会，从人情社会的逻辑出发，李雪莲觉得法院像个骗子。她为什么要找领导呢？这也是人情社会的产物，她认为中国的官管着法院呢。
刘震云对中国社会、中国人的观察有他特别独到的角度，他是在用幽默的方式写困境，这个文学上的反差使作品变得不同寻常。其实看他的这本小说我是觉得处处会心，我捧着这书看的时候，脑子里各种形象全出现了，觉得这可以拍得妙趣横生。
用喜剧的形式包装严肃的思考
记者：如果从艺术的通感上来讲，刘震云小说的一些处理方式跟您之前的一些电影是类似的。虽然有人说您近年来的电影跟之前的贺岁喜剧相比，好像是很不一样了，但其实我觉得您之前在拍喜剧、拍贺岁片的时候，也是在一些幽默的电影语言的包装下进行一些很严肃的思考。
冯小刚：其实《私人订制》里好多就是这样，一个司机非常想当一天官，一个导演特别想媚一次雅……嬉笑里头还是有很多我们想讽刺的东西。
幽默这种东西，大家接受起来比较轻松一点，可是它里面又道出了一些荒唐。刘震云这个小说从头到尾很多细节、很多台词，非常写实，但你会发现它整体有一种荒谬感。就像他说的，一个人在前边儿撒芝麻，一万个人在后边儿捡芝麻。这是一个很写实的故事，这个荒谬感怎么去表现，作为导演我思考了很长时间，所以最后我觉得应该把它拍成一个圆的。
记者：拍成圆画面，我在看电影的时候觉得像是拿着一枚目镜看一则寓言。
冯小刚：没错。我把它拍成圆的有3个原因：一是从美学的角度上说，这让我觉得多了一种可能性；第二，我觉得从这个形式和这个内容来说，圆的东西会和现实有一种间离感，我希望观众能感到这是说了一个故事；第三，这个故事非常中国，其他地方不太发生这样的故事，南宋时期有一些很典型的团扇绘画，这个故事放在这圆里头讲，实际上有一种中国山水的意境在里面。
记者：您的电影语言、镜头语言始终跟演员或角色保持着一种距离，让观众自己去看，自己去想，这种表现方式是您一直追求的吗？
冯小刚：我的依托当然还是小说。小说提供了这样一个结构和人物关系，我就会按着这个来。
其实我们看一个东西的时候，并不是特别理性地说它好看或者不好看，而是感性的。看到这个小说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它幽默，而这个幽默还不是我们过去看的喜剧那样，要么是欢乐度比较高的、可笑的，要么是港式喜剧、上海滑稽剧那种靠误会法和夸张的表演来搞笑。这个电影的幽默感来自于故事背后的理儿。看完这个电影我会想，这个理儿它怎么是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这很有意思。
官员不担当就是腐败
记者：这两年的国产喜剧电影明显比前几年多了很多，但还是会觉得看完之后、笑完之后很难再让人思考一些东西，总体来说还是缺少有分量的内核。
冯小刚：《我不是潘金莲》里讲了一个道理，官员不担当就是腐败。电影里这些官员哪怕有一个认真对待李雪莲这事，都不至于走到这一步，但每个人都想推诿，每个人都想怎么临时去把这事堵一下，出现问题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事对我的乌纱帽有影响”。
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一些官员在办事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会不会受到责难，就是我们说的胆小怕事，其实说到底这种干部就是没担当。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有的干部为了求自保就宁左勿右、宁严勿松，而我认为这是最大的腐败，比贪污还厉害。最大的腐败就是不负责任，而且是用负责任的面目出现的，它的本质是只对自己负责，对党和国家的事业是不负责的。我觉得很多领导干部看完这个电影后会有触动、有思考、有启示，领会到担当对于一个干部的重要性，这是这个电影的意义。
摘自《人民日报》
这才是真正的现实故事
记者：《我不是潘金莲》这个电影，我看小说的时候就觉得拍摄的难度挺大的。一般人都会知道这是个挺敏感的题材，您是怎么想的？
冯小刚：小说出版以后我就想拍电影。当时我就想，关键是要有个抓手，怎么来解读这个故事。我觉得可以紧扣着依法治国这个理念，这是一个关于干部要不要有担当的故事。
现在很多电影是在拍现实，但其实跟现实不发生关系，都是面儿上的东西。《我不是潘金莲》这个题材无疑是和我们的现实结合得比较紧密的。我也参加了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也符合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文艺怎么深入生活、反映生活。
記者：对于任何一部作品，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解读，最后得出的结论，甚至形成的舆论走向都不一样。这本小说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冯小刚：我部队转业之后在机关里待过，这么多年我也跟各级机关打过交道，我觉得刘震云写得特别生动、准确，也没有任何放大。这作品里没有任何一个坏人，就像我们最后的台词说，各级官员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刁难李雪莲，但为什么这事越办越糟？李雪莲走了还有王雪莲、刘雪莲……我觉得这里头的东西特别有意思。
记者：您认为这里头最讽刺的点是什么？
冯小刚：中国几千年的人情社会，从人情社会的逻辑出发，李雪莲觉得法院像个骗子。她为什么要找领导呢？这也是人情社会的产物，她认为中国的官管着法院呢。
刘震云对中国社会、中国人的观察有他特别独到的角度，他是在用幽默的方式写困境，这个文学上的反差使作品变得不同寻常。其实看他的这本小说我是觉得处处会心，我捧着这书看的时候，脑子里各种形象全出现了，觉得这可以拍得妙趣横生。
用喜剧的形式包装严肃的思考
记者：如果从艺术的通感上来讲，刘震云小说的一些处理方式跟您之前的一些电影是类似的。虽然有人说您近年来的电影跟之前的贺岁喜剧相比，好像是很不一样了，但其实我觉得您之前在拍喜剧、拍贺岁片的时候，也是在一些幽默的电影语言的包装下进行一些很严肃的思考。
冯小刚：其实《私人订制》里好多就是这样，一个司机非常想当一天官，一个导演特别想媚一次雅……嬉笑里头还是有很多我们想讽刺的东西。
幽默这种东西，大家接受起来比较轻松一点，可是它里面又道出了一些荒唐。刘震云这个小说从头到尾很多细节、很多台词，非常写实，但你会发现它整体有一种荒谬感。就像他说的，一个人在前边儿撒芝麻，一万个人在后边儿捡芝麻。这是一个很写实的故事，这个荒谬感怎么去表现，作为导演我思考了很长时间，所以最后我觉得应该把它拍成一个圆的。
记者：拍成圆画面，我在看电影的时候觉得像是拿着一枚目镜看一则寓言。
冯小刚：没错。我把它拍成圆的有3个原因：一是从美学的角度上说，这让我觉得多了一种可能性；第二，我觉得从这个形式和这个内容来说，圆的东西会和现实有一种间离感，我希望观众能感到这是说了一个故事；第三，这个故事非常中国，其他地方不太发生这样的故事，南宋时期有一些很典型的团扇绘画，这个故事放在这圆里头讲，实际上有一种中国山水的意境在里面。
记者：您的电影语言、镜头语言始终跟演员或角色保持着一种距离，让观众自己去看，自己去想，这种表现方式是您一直追求的吗？
冯小刚：我的依托当然还是小说。小说提供了这样一个结构和人物关系，我就会按着这个来。
其实我们看一个东西的时候，并不是特别理性地说它好看或者不好看，而是感性的。看到这个小说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它幽默，而这个幽默还不是我们过去看的喜剧那样，要么是欢乐度比较高的、可笑的，要么是港式喜剧、上海滑稽剧那种靠误会法和夸张的表演来搞笑。这个电影的幽默感来自于故事背后的理儿。看完这个电影我会想，这个理儿它怎么是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这很有意思。
官员不担当就是腐败
记者：这两年的国产喜剧电影明显比前几年多了很多，但还是会觉得看完之后、笑完之后很难再让人思考一些东西，总体来说还是缺少有分量的内核。
冯小刚：《我不是潘金莲》里讲了一个道理，官员不担当就是腐败。电影里这些官员哪怕有一个认真对待李雪莲这事，都不至于走到这一步，但每个人都想推诿，每个人都想怎么临时去把这事堵一下，出现问题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事对我的乌纱帽有影响”。
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一些官员在办事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会不会受到责难，就是我们说的胆小怕事，其实说到底这种干部就是没担当。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有的干部为了求自保就宁左勿右、宁严勿松，而我认为这是最大的腐败，比贪污还厉害。最大的腐败就是不负责任，而且是用负责任的面目出现的，它的本质是只对自己负责，对党和国家的事业是不负责的。我觉得很多领导干部看完这个电影后会有触动、有思考、有启示，领会到担当对于一个干部的重要性，这是这个电影的意义。
摘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