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开发银行与英国巴克莱银行正式签署股份认购协议及战略合作备忘录。根据协议，国开行将先期投入30亿美元参股巴克莱银行，支持其正在进行的收购荷兰银行的行动；国开行在巴克莱银行持股比例约为3％，如果收购荷兰银行成功，国开行将再向巴克莱银行投入80亿美元至105亿美元，从而使国开行在巴克莱银行的持股比例达到5％以上。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金额的海外商业投资，它标志着对外开放悄然进入新的阶段，即经过多年高速发展，中国不再仅仅只是全球资本的目的国，一种新的、“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双向流动，开始呈现在世人面前。
　　中国资本走出国门自有其深刻的内在逻辑。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全球化所沿袭的基本脉络是，发达国家的广义高级生产要素以资本形式向低级生产要素拥有国家集中，导致后者大量出口从而产生巨额顺差。很显然，这种并不平衡甚至并不平等的分工体系虽有其暂时合理的一面，但就未来长期而言却是难以为继的。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的生产潜能，加之长期实行出口导向型赶超战略，近乎必然地成为了全球产业链中最大的引资国和出口国之一。最近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达到13326亿美元，同比增长41.6%，无论就存量还是增量来看，中国已经基本告别“双缺口”时代。因此，适当鼓励一部分资本向外输出，不仅可能，而且必须。
　　中国资本“走出去”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由于国际收支不平衡不断加剧，货币当局为了对冲被动投放的基础货币，实际已经让出部分政策自主权。然而即便如此，市场依然积存有过量流动性，今年上半年，在各项紧缩政策密集出台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达到2.54万亿元，按照银监会全年信贷增速不得超过15%的要求，已经用去7成“指标”，再加上股票、房产等资产价格一路飞升，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正在持续放大，继续将剩余资本圈禁在国内的做法已不能适应于形势所需。
　　第二，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同时又是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美国国债持有国。按照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5月份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高达4074亿美元。虽然说，中美双方均表示，中国大幅削减美元储备的可能性很小，但由于中国外汇储备增长迅猛，如果将大量鸡蛋集中投放在少数几个篮子里，显然不利于分散风险。事实上，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美国国债价格已经开始面临下行压力，中国有必要寻求保值增值的新方式。
　　第三，一般认为，产品生命周期及其转移规律决定了东道国吸收外资只能带来发达国家的成熟产品，发展中国家为此往往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中国“衬衫换飞机”式的贸易互补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而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深化内部改革、加强内部挖潜固然是根本之道，在此之外，利用现有资源直接参与到国外先进企业、优势产业中去，亦不失为一种快捷方便的配套战略。
　　当然，应该看到，作为一项起步中的事业，中国资本“走出去”可能遭遇大量难以测知的风险。有报告显示，此前国企在外设立的企业中，实现盈利的仅有1/3。这种不无尴尬的投资效果，其实为接下去更大规模的海外投资提供了警示、划出了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