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1912-2005年），中国书画家、书画鉴定家、文史学家、教育家。字元伯，一作元白，满族，生于北京。受业于历史学家陈垣而获益最多。长期从事文史教学与研究，曾任教于辅仁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等职。精于书画及文物鉴定，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其书画幼承庭训，少年起拜名画家贾義民、吴镜汀为师，并从齐白石、溥心畲、金拱北等名家游，功力深湛，画风清新缜密，在画坛甚有声誉。在书学上力主临习墨迹，平生遍览历代名碑帖，于智永《千字文》《灵飞经》、柳公权、米芾、赵孟頫、董其昌诸家浸淫尤深，尤重结字。书风于端庄静穆中寓劲健飘逸。著有《启功丛稿》《论书百绝》等，并有《启功书法作品选》《启功全集》（20卷）等多种结集。
　　启功先生是清朝皇族的后裔，书法作为旧时文人的“幼功”与“见面礼”，写字伴随了他一生。但据先生自述，他幼年的第一志愿是当一个画家。从少年起，他即师从当时诸多第一流的画家学画，夙兴夜寐，取得了极高的造诣。从他现存不多的画作评定，他足以跻身第一流的画家。由于家道中落，为维持生计，启功先生不得不抛弃其生平夙愿，从青年期即从事教育，在他戏称的“教书匠”的岗位上辛勤耕耘七十余年。
　　作为一名杰出的教育家，启功先生始终把书法作为教书育人第一看家本领。他说，如若老师的字写不好，写板书羞于示人，批作业难让学生心服，故来不得半点马虎。我们从启功先生现存最早的书法（二十九岁时书）可以看出，他的书法渊源有自，功力深湛，早呈风貌。平心而论，作为一名书法家，青年时代的启功即已当之无愧。
　　有意思的是，启功先生的学书经历与古代不少先贤如文徵明、董其昌等人一样，也曾因书法不佳而被羞辱。据启功先生自述，他十七八岁时曾应一位长辈之请画一张扇面，但长辈正色嘱托：“画好以后不要题款，让你老师来题。”长辈的话外之音，使启功先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自此发奋练字，矢志不渝，最终成为一名享誉四海的书法家。启功先生曾一再幽默地谦称自己的成功是“阴差阳错”“无心插柳”，发人深省。
　　启功先生一生写过许多书法论著，但家喻户晓、不胫而走的书法论著当推《论书绝句》《论书札记》及《书法入门二讲》等篇幅省俭、深入浅出的几种，这些都是先生毕生信奉的“行文简浅显，做事诚平恒”处事准则的结晶。
　　启功先生一生写过许多书法论著，《论书绝句》、《论书札记》以及《书法入门二讲》等，虽然篇幅不长，却涵盖了书法创作、鉴赏理论和书法史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为我们指点迷津、答疑解惑，读之如入宝山，获益良多，同时他也对我们书法的基础教学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现结合启功先生的一些论著，谈一谈笔者对启功先生主要的书法教学思想的粗浅认识。
　　一、执笔应顺其自然
　　执笔是写字时最先要掌握的，历史上关于执笔的理论有很多，“指实掌虚”的说法大家都很认可，但是“指”要实到什么程度，“掌”应虚到什么程度才说够呢？启功先生在《论书札记》中对执笔有精彩的论述：“古人席地而坐，左执纸卷，右操笔管，肘与腕俱无着处。故笔在空中，可作六面行动，即前后左右，以及提按也。逮宋世既有高桌椅，肘腕贴案，不复空灵，乃有悬肘悬腕之说。肘腕平悬，则肩臂俱僵矣。如知此理，纵自贴案，而指腕不死，亦足得佳书。”
　　古人论用笔有“执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之说，其要旨在于运笔时能够轻松自然而无僵劲。启功先生之说同义，执笔要松，自指尖、手腕、肘、肩，无一处用力才好。当然松到拿不住笔也不行。悬腕悬肘等说也不必管，手无僵劲，写熟了，自己也忘了手在悬着没有。古代有一个大胡子的人，有人问他睡觉时胡子在被里被外，他原来并没注意过，经这一问，却一夜没睡着觉。用笔也是如此，按各个人的生理条件、使用习惯，但如讲得太死，太绝对，就不合实际了。
　　对于一直就有很多争论的关于执笔的高低、要不要提腕、悬肘等问题，启功先生认为可以根据所写的字大小来定。有一种既科学又实用的方法，就是书写落笔之前，先用笔向空画个圈圈，所要写的字，以不超出这个圈圈范围之外，那么就说明你这时执笔的高低，提不提腕，悬不悬肘，是符合要求的自然的。如划一小圈，即使腕贴纸上，也能划出；如划一大圈，腕肘不提起，是划不成的。所以写字时腕肘是否该悬，悬到什么程度，并无固定标准，应该随着需要而定。古代的大书法家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多的清规戒律，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机械死板地非要悬腕，非要提按，都是根据个人的习惯而来，苏东坡喜欢枕腕，黄庭坚喜欢悬腕，米芾喜欢“题壁”，一切以自然舒服为准则。只要我们通过反复实践，执笔正确方法就能解决。
　　所以顺其自然是根本原则，执笔的方式及悬腕、悬肘与否，本是为了把字写好，不可为方法而方法。可见启功先生的出发点始终是实践，他的论述充分体现了先生自然、通达的书学思想。
　　二、学古人勿学时人
　　启功先生在《论书札记》中说：“作书勿学时人，尤勿看所学之人执笔挥洒。盖心既好之，眼复观之，于是自己一生，只能做此一名人之拾遗者，以己之所得，往往是彼所不满而欲弃之者也。或问时人之时，以何为断。答曰：生存人耳。其人既存，乃易见其书写也。”这就告诫我们：写今人的字容易像，而且能速成。但是一旦像了谁，常常一辈子都脱不掉他的习气。而我们学书法最终要建立自己的个性，取法要高，要学根本，跟古人学才能广取博采，出入自由，大有发展变化的空间。
　　先生又云：“学书所以宜临古碑帖，而不宜但学时人者，以碑帖距我远。古代纸笔，及其运用之法，俱有不同。学之不能及，乃各有自家设法了事处，于此遂成另一面。名家之书，皆古人妙处与自家病处相结合之产物耳。”这就说明了“取长补短”的道理。古代碑帖距我们远，作书工具及运用方法皆难以探究，但确有其惊人与可取之处，学书并非一日之功，我们只有潜心研究才能有所领悟。
　　三、透过刀锋看笔锋
　　当我们选择好了喜爱的碑帖，准备临它的时候，很多人就认为它是最准确的了，认为当时书法家写到石碑或木板上的就是那样，因而对碑帖上呈现出的每一细微处都觉得是必须效法的。其实并非如此，启功先生在《论书绝句》中所云：“传习但凭石刻，学人模拟，如为桃梗土偶写照，举动毫无，何论神态？”启导我们不管碑也好帖也好，千万别以为古人最初的墨迹即是如此，否则就会把失真与误差的地方当成真谛与优长加以学习了。试想碑的制作过程历经“书丹”“刻”“拓碑”“装裱”至少四次失真，更糟糕的是有的碑会遭遇多次损坏，需要重新翻刻，轮到你手中的碑帖不知已失真了多少次。碑如此，帖亦如此。 　　启功先生在《论书绝句》中有诗曰：“少谈汉魏怕徒劳，简牍摩挲未几遭。岂独甘卑爱唐宋，半生师笔不师刀。”那启功先生为何主张“师笔不师刀”呢？《论书札记》说得再清楚不过：“仆于法书，临习赏玩，尤好墨迹。或问其故，应之日：君不见青蛙乎。人捉蚊蟁置其前，不顾也。飞者掠过，一吸而人口。此无他，以其活耳。”较诸碑刻，墨迹不仅保留了其干湿浓淡的原貌，更可以窥见书家行笔的细微变化，感受到书家作书时的心情意绪。如果把碑刻比喻为博物馆里展出的动物标本，那么墨迹就应该是生活在大自然中的飞禽走兽，学画者对着图片临摹固然不失为练习之一的方法，但若论收益则不及写生。学画如此，学书亦然。
　　据此许多人误解启功先生，以为他反对碑而独崇帖，但看先生在《论书绝句》第三十首的自注中回答：“碑与帖，譬如茶与酒。同一人也，既可饮茶，亦可饮酒。偏嗜兼能，无损于人之品格，何劳评者为之轩较乎？”这是将碑与帖理解为两种不同的书体风格，在此意义上说，碑帖实无高下之别。“启功先生在《论书绝句》中有诗曰：“题记龙门字势雄，就中尤属始平公。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提出对如何看待碑中的艺术养分，要透过其粗犷的外形和刀的凿痕，来体会其原本的用笔书写之味，此观点对学碑是有所裨益的。先生并非简单化地反对学碑，而是反对不加分析地机械地效仿碑刻书法的刀痕与残迹的表象。他主张以墨迹之真，验证碑、帖之失真。目的在于以墨迹书法之真，补碑、帖书法之缺失。我们如能确实地明白这一道理，并用于指导自己的学书实践，任何碑、帖，无论刀痕如何，残缺怎样，都不会为其所困。可见启功先生看问题并不偏颇，从中依然透出了先生自然通达的书学思想。
　　四、用笔何如结字难
　　古人有“书法以用笔为先”之说。启功先生曾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苦练用笔，一笔一笔地琢磨，临帖临得分毫无差。但写出来的字平看还可以，一挂起来就没神了。经过再三揣摩，他才发现问题在字的“结构”上。启功先生找来很多名家碑帖以及唐代佛经，用透亮的方格纸将这些字单个放大，潜心描写，终于从名家书法的笔画结构上，找到了写字的规律。这极平常的规律却极难发现。一般人学书法都是从写“九宫格”或“米字格”开始，将方格分成若干的等分。启功发现问题就出在这“等分”上。道理很简单，因为每个字的“重心”不一定都在“中心”，所以不能把每个字都一个模式地上下左右分为“三等分”。于是他采用一个更为符合字形结构的划分法，便是由他首创的“535”不等分，这种字形上下左右的分量较大，中间的分量较小，而不是“九宫格”那样的“九等分”。启功在这“535”不等分的基础上练字许久。
　　他反复研究，又发现汉字结构存在“先紧后松、左紧右松、内紧外松”的规律，所以对历来所说汉字应“横平竖直”之言也不可尽信了。其实，平、直之中也是有变化的，不然写出来的字就全无神采而变得呆傻了。“形似”与“神似”之别，究其根源还在于汉字的结构上。如果字的结构不好，用笔再妙也无济于事。所谓“胸有成竹”，就是写字时，心中应先有这个字的“骨架结构”，下笔心中有底，笔下也就有神了。
　　当然，说启功先生主张结字重于用笔，并不意味着他认为用笔就可以忽视。在《论书札记》中，启功先生对此作了更进一步的说明：“运笔要看墨迹，结字要看碑志。不见运笔之结字，无从知其来去呼应之致。结字不严之运笔，则见笔而不见字。无恰当位置之笔，自觉其龙飞凤舞，人见其杂乱无章。”
　　启功先生认为“楷书宜当行书写，其位置聚散始不失度。行书宜当楷书写，其点划顾盼始不呆板。”同样的道理，作草书也宜有楷书之意，才能“位置聚散不失度”，所谓“每笔起止，轨道准确，如走熟路，虽举步如飞，不忧磋跌。路不熟而急奔，能免磕撞者幸矣。”正因为启功先生对书法有这样的认识，所以我们看他的楷书，点画干净利落，顾盼有致。草书则映带牵丝，历历在目，而位置妥贴，不容移易。这就是用笔之“意”，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理解和领悟。
　　启功先生的书法风貌倩纯典雅，字体结构优美多姿，几乎无懈可击；用笔简淡，又富于变化。尤其是他的学者气质，给他的书法平添了一种浓郁的“书卷气”。他曾深有感触地说：“人莫逃乎时代风气，虽大力者，创造与规避，两不可能。唯有广于吸收，天然消化耳。”他的书法，正是从广收博采中脱颖而出，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启功先生的一生，学高堪为师表，身正公允世范，一生谦己敬人。他是一本大书，值得我们一辈子捧读。
　　启功先生一生，历经坎坷，饱经忧患，却豁达开朗，幽默诙谐，令人叫绝。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生活中，发生在启功老先生身上的那些有趣的故事吧！
　　妙解执笔法
　　启功先生讲课时，曾有人递条请教执笔法与书法优劣之关系。先生说：“以执笔法论断书法孰优孰劣，最难服人。譬如上街买包子，你只看包子质量，管那厨子是站着还是坐着捏，是五指捏还是四指捏的呢？那厨子出来说‘有时站着，有时坐着，我是用左手三个指头捏的褶’，你还买不买？左手三个指头捏褶的包子立马就不香了？咱们得先搞清楚是吃包子，还是吃手艺？四指还是五指握管，都各自有些道理，但最终看的是作品水平。科学发展了，不定哪天研究出苏、黄、董、米如何执笔的，如果碰巧不符合你主张的那个执笔法，怎么办？总不能把他们从书法史上开除了吧？”
　　此话通俗易懂，道理讲得实实在在。古人虽有“书之妙在于执管”之说，但绝对没有像后人说得那么玄乎。
　　胡言
　　启功先生外出讲学时，听到会议主持人常说的“现在请启老做指示”，他接下去的话便是：“本人是满族，祖先活动在东北，属少数民族，历史上通称‘胡人’。因此在下所讲，全是不折不扣的‘胡言’……”
　　书法与纸笔
　　有人问“不择纸笔”与“是否定要用上等纸笔才能出好作品”的问题。启功先生说：“上等纸笔可能会有一些帮助，但不绝对。历史上不少国宝级书画都不是用当时青镂麝璧玉楮龙盘（笔墨纸砚）写成的。在纸笔上下功夫，不如专注于自己的内外功，一是储学，一是磨砺。没听说吊嗓子一定要到天坛吧？那戏班里练压腿，也没听说要用金砖吧？……功夫到了，要正式粉墨登场了，置办点行头，也不是不可以。但不能登台砸了戏牌子，跟观众说‘在下唱得不好，行头是梅兰芳用过的’，管用吗？”
　　不去了
　　韩国总统金泳三来中国访问，很想见启功先生。经外交部同意，由礼宾司问先生能不能去，并说“在钓鱼台国宾馆，时间半小时。”第二天，国宾馆领导来请先生去见韩国总统。先生严肃地说：“大夫无朝外王之理，他是韩国总统，没有招见我的资格；我是中国百姓，也没有朝拜他的理由。所以就不去了。”
　　博导
　　20世纪80年代初，启功先生创建北师大文献学博士点，并被评为博士生导师，简称“博导”。寒暄之际，好事者多称其为“博导”。先生总云：“我不是那个‘博导’，而是那个‘驳倒’，一驳就倒，不驳也倒。”闻者在笑声中不由地联想到1957年那段被打倒的风波。或云：“我连中学都没毕业，哪知道什么博士、博导，我只知道‘果导’。”——“果导”者，治疗便秘之药也。
　　看完请回
　　一位画商到启功先生家叩门拜访，想得到老人一件墨宝。但此商人声誉不佳，启老久有耳闻，便走近廊前，打开灯后，隔着门问商人：“你来做什么？”商人说：“来看您。”启老贴近门窗，将身体不同方向一一展示给对方看，然后说：“看完了，请回吧！”画商有些尴尬，嗫嚅着说：“我给您带来一些礼物。”老人幽默地说：“你到公园看熊猫还用带礼品吗？”
　　自撰墓志铭
　　启功先生很幽默，且为人很谦逊。“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这是启功先生66岁时写下的流传甚广的《自撰墓志铭》。
　　启功先生向来谦虚谨慎，和蔼可亲。但是，他又不喜欢别人吹捧说大话。他又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不分高低贵贱，都是热忱相待。但是，他又不畏权贵，他对不恭不敬，有损人格的人和事绝不让步或妥协。启功先生的“搞笑”，是他处理事情的一种方法，如此处理既不让你感到语言生硬，又让你明白如此处理事情的理由。当然，说话“诙谐”，也是启功先生的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