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夜里，我很晚回家。他们对我说，父亲过世了。我心头一阵刺痛。
　　凌晨2点，我来到他的房间，想看他最后一眼。“他在后面那个房间。”他们说。我走了进去。几小时后，我在晨光熹微中回到了瓦里克纳吉大道，尼尚塔石空无一人，格外清冷寂寥。与我擦身而过开了40年的店铺橱窗里，昏暗的灯光看起来竟那么遥远陌生。
　　清晨。一夜无眠。我像是在梦中一样，机械地接电话、迎宾客，完全融入葬礼等善后事宜当中。在接受大家的吊唁、祈祷以及安慰，在平息争吵、书写悼词之时，我才开始明白，为什么在所有丧事之中，这些繁文缛节永远比逝者更为重要。
　　晚上，我们来到艾迪尔纳卡皮公墓准备丧葬事宜。哥哥和堂兄走进那栋小小的公墓管理楼，我和出租车司机则坐在前排等候。这时司机对我说，他知道我是谁。
　　“我父亲死了。”我告诉他。随后我就不假思索地开始和他谈起了父亲，这甚至连我自己都感到有些吃惊。我对司机说，我父亲是个大好人，最重要的是我很爱他。夕阳西斜，墓地空荡荡的，一片沉寂。相形之下，周围那些苍白的建筑不再有往日的萧瑟，它们发散出奇异的光彩。我这么说着，一阵冷风吹过，悄无声息，吹动了梧桐和柏树，这景象深深印入我的脑海，一如我父亲瘦削的双腿。
　　我对司机说：“我的父亲从不对我发火，甚至从未责骂过我，更没碰过我一个指头。”说这话是由衷的，根本没过脑子。事实上，他最和善之处我还没有提及。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总是发自肺腑地赞叹、欣赏我的每幅绘画。每当我问及他的看法，他总是再三斟酌，推敲言辞，就像面对一幅伟大的杰作。我的每个玩笑，哪怕是最平淡乏味的，他听了也会开怀大笑。如果没有他赋予我的这等自信，我也许难以成为一个作家。他对我们的信任，单纯地相信我和哥哥，认为我们是独一无二、出类拔萃的。这种信心的建立，全仗他的智慧。他像孩子般天真烂漫，真诚地相信我们一定会像他一样，杰出、沉稳、聪敏、机智，皆因我们是他的孩子。
　　他机敏过人，记性极好：只消浏览片刻，即可背诵杰纳普·谢哈贝丁的诗篇；或者把圆周率记至小数点后15位；和我们一起看电影，也总是能够准确地猜出结局。他也从不谦虚，喜欢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表明自己有多聪明。例如，他总喜欢对我们说起他上中学的时候，还穿着短裤，数学老师把他领进教室的情形，那里面尽是比他大得多的公立学校的孩子。然而，小冈杜兹来到黑板前，算出了比他大3岁的孩子们都头疼的难题，老师直夸他“做得好”，小男孩于是转向大家，说：“瞧，答案就在这儿！”对这个例子，我一方面多少有些嫉妒，一方面又渴望快快长大，与他更为相像。
　　谈到他俊朗的外表，同样也是如此。所有人都说我长得像他，只不过他比我更英俊些。他父亲（我的祖父）给他留下了大笔财富，使他虽然经历了多次商场失意，却从未真正破产。同样，俊朗的外表仿佛使他有资格过轻松、安逸的生活，以至于即使在最糟糕的日子里，他仍然乐观，崇尚崇高，恪守自尊。对他而言，生活不是用以赚取的，而是用以享受的。世界不是战场，而是娱乐之地、运动场所。后来，随着年岁渐长，他隐隐地感到，青年时代所拥有的财富、智慧和外貌并未满足他期待的声誉或权力。但是，他一如既往，对此并不过分焦虑。他依然可以孩子气地耸耸肩，就宽恕了他人，忘掉一切难题和麻烦。因此，即便30岁之后他的生活每况愈下，经历了不断的失败，我也很少听到他抱怨过什么。年迈之时，有一次他和某个颇有声望的批评家一道用餐。事后我再次碰到了批评家，他不无嗔怪地慨叹道：“你父亲可真是对什么都泰然处之啊！”
　　彼得·潘式的乐天气质使他远离愤怒和纷扰。尽管他读过很多书，也梦想过成为诗人，而且一生中他也确实翻译过不少瓦莱里的诗歌，但我相信，他也许太过舒适，对将来太过自信，以至于根本无法投入到文学创作的激情中来。年轻时，他便拥有一个很好的藏书室，后来欣然目睹我将它占为己有。他读书，从不像我这般狼吞虎咽，沉浸于狂喜之中。他读书仅仅是为了消遣，为了转移一下自己的思绪，而且常常半途而废。他像很多父亲一样，乐于用将军或宗教领袖般舒缓的语调侃侃而谈，对我描述他在巴黎街头漫步，邂逅他喜爱的作家萨特和加缪的情景。这些故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多年后，我在一家画廊的开业典礼上遇到了艾尔道·伊诺努（我父亲的发小，即土耳其第二任总统，阿塔图尔克继承者的儿子），他微笑着告诉我，在总统官邸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我父亲也应邀参加了。那时他20岁，当伊斯迈特·帕夏谈起某个文学话题时，我父亲问：“为什么我们土耳其没有世界知名的大作家呢？”18年后，我的第一本小说出版了，父亲略带羞涩地送给我一个手提箱。我很清楚地记得，为什么在读到里面的日记、诗歌、短篇，還有文学手稿之时，我是如此惶惑不安：这是对内心生活的记录（也是见证）。我们并不渴望自己的父亲超凡脱俗，而是希望他成为我们理想中的父亲。
　　选自《别样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