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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和正确对待不同的政见
贞观二年（628年）正月，唐太宗对魏徵说：“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答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主张在方针政策的制定上要正确对待不同的政见，虚怀博纳，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情况。唐太宗对此深表赞同。
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询问宰相房玄龄、萧瑀，让他们谈谈隋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两人回答说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唐太宗说，你们的看法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他指出隋文帝的缺点是“事皆自决，不任群臣”，虽然十分勤奋劳苦，但结果是处事未必都合乎事理。唐太宗认为，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事情千头万绪，千变万化，可谓一日万机，是不可能以皇帝一人之智进行决断的，必须信任宰相，委任百司，发挥集体的智慧和能力。
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又对大臣们说：“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若能常处关中，岂有倾败？遂不顾百姓，行幸无期，径往江都，不纳董纯、崔象等谏诤，身戮国灭，为天下笑……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朕闻卿等规谏，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
这种真诚纳谏的精神和不以皇帝为独尊的开阔心胸，能够容得下、听得进不同的政见，方针政策的制定常常是经过充分的讨论和权衡，有力促成了贞观政治的集思广益和优良政风，促成了政治清明。
重视立法与执法
唐太宗十分重视立法和执法，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要求认真立法和公平执法。戴胄以“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为由，反对唐太宗有时以私情断狱，唐太宗对此予以嘉纳。魏徵反对“法无定科，任情以轻重”，受到唐太宗的赞赏。在中国封建帝制王朝时代，“诏敕入律”，以皇帝名义发布的文告可视同法律。唐太宗不这么认为，也不主张这么做，井命令大臣们“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襟怀。唐太宗还提出了“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国家法令，惟须简约”；“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等立法执法思想。这些思想在贞观十一年（637年）制定《唐律》时得到了贯彻，保证了《唐律》的约而有要，并奠定了后世封建王朝法律的基本模式。
信任重用反对派人士
登基即位后，唐太宗既重用了一直跟随他的秦王府旧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也重用了原先反对他的李靖、魏徵、李勣，还破格擢拔了出身寒微的刘洎、马周、张亮。其中，对李靖、魏徵的任用，颇能展现唐太宗选官用人上的恢宏度量。
隋朝末年，李靖任职马邑郡丞。他察觉到李渊（创建唐朝的唐高祖）图谋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起兵，遂赶到长安（今陕西西安）向隋代王杨侑告密。李渊占领长安后，抓住了李靖，要杀掉他。李靖慷慨陈词，责备李渊不应因私仇杀一壮士，示人以心胸狭窄。李世民为他说情，召入秦王府，坦诚相待，委以重任。李靖知恩厚报，精忠奉国，成为南平吴会、北靖沙漠、西定慕容的一代名将，为唐王朝的创建立下大功。
魏徵最先跟从李密反隋，后来投降窦建德，再后来成了太子李建成的幕僚，曾建议李建成以收买人心的方式成功平定了刘黑闼起义，表现出非凡的政治眼光。在李建成与李世民争夺皇权的矛盾日趋激化时，魏徵多次劝说李建成抢先下手除掉李世民，但没有被采纳。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夺权取胜后，指责魏徵离间其兄弟之情。魏徵坦然地回答说，如果太子听了我的话，绝无杀身之祸。他表现得不卑不亢，气概非凡。唐太宗很欣赏魏徵耿直的性格和出色的才干，“改容礼之”，捐弃前嫌，擢拜魏徵谏议大夫，视为股肱之臣。魏徵后来位至特进，成为对唐太宗进谏最多的大臣，前后论及200余事，通过总结历代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影响和造就了唐太宗的政治作为和帝王风范。
对反对派人士和贫寒之士的信任与重用，突出反映了唐太宗在选官用人上求贤若渴、大度容人的宏博度量，使得贞观群臣的组成呈现出多元性特点。这种多元性反映了群臣所代表社会阶层的多样性，有力促成了貞观政治能够更加广泛地关照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保障了施政的更多合理性。
以仁和宽厚的胸怀处理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
贞观时期推行了十分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政策。贞观四年（630年），唐朝灭亡东突厥汗国后，没有采取历史上惯用的分离肢解措施，而是采取了“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之策，尊重和保留突厥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在东起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属宁夏）一带，设置了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妥善安置归附突厥降户，又在突厥原居地设置了定襄、云中两都督府对突厥留居民众实施管理。这些都督府的都督均由突厥本族首领担任，可以世袭，创立了新的羁縻府州制度。开明友善的政策很快就取得了良好成效，大大减少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隔阂，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广泛互补和血肉融合。
中外关系方面也迅速出现了繁盛景况。贞观后期，“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唐高宗以后，更是出现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壮观场景，各国贵胄使臣云集唐都长安，拜谒大唐天子。大唐帝国以其无与伦比的昌盛和开放，“怀柔荒远”、“协和万邦”，引领着世界潮流。以仁和宽厚的胸怀处理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彰显了唐代社会高度发展的自信心和开放度，也为大唐帝国不断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唐代的历史经验昭示我们，只有全面而持久的开放，“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才是国家繁荣和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
（摘自《人民论坛》2013.3[下]）B②
贞观二年（628年）正月，唐太宗对魏徵说：“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答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主张在方针政策的制定上要正确对待不同的政见，虚怀博纳，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情况。唐太宗对此深表赞同。
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询问宰相房玄龄、萧瑀，让他们谈谈隋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两人回答说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唐太宗说，你们的看法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他指出隋文帝的缺点是“事皆自决，不任群臣”，虽然十分勤奋劳苦，但结果是处事未必都合乎事理。唐太宗认为，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事情千头万绪，千变万化，可谓一日万机，是不可能以皇帝一人之智进行决断的，必须信任宰相，委任百司，发挥集体的智慧和能力。
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又对大臣们说：“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若能常处关中，岂有倾败？遂不顾百姓，行幸无期，径往江都，不纳董纯、崔象等谏诤，身戮国灭，为天下笑……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朕闻卿等规谏，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
这种真诚纳谏的精神和不以皇帝为独尊的开阔心胸，能够容得下、听得进不同的政见，方针政策的制定常常是经过充分的讨论和权衡，有力促成了贞观政治的集思广益和优良政风，促成了政治清明。
重视立法与执法
唐太宗十分重视立法和执法，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要求认真立法和公平执法。戴胄以“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为由，反对唐太宗有时以私情断狱，唐太宗对此予以嘉纳。魏徵反对“法无定科，任情以轻重”，受到唐太宗的赞赏。在中国封建帝制王朝时代，“诏敕入律”，以皇帝名义发布的文告可视同法律。唐太宗不这么认为，也不主张这么做，井命令大臣们“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襟怀。唐太宗还提出了“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国家法令，惟须简约”；“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等立法执法思想。这些思想在贞观十一年（637年）制定《唐律》时得到了贯彻，保证了《唐律》的约而有要，并奠定了后世封建王朝法律的基本模式。
信任重用反对派人士
登基即位后，唐太宗既重用了一直跟随他的秦王府旧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也重用了原先反对他的李靖、魏徵、李勣，还破格擢拔了出身寒微的刘洎、马周、张亮。其中，对李靖、魏徵的任用，颇能展现唐太宗选官用人上的恢宏度量。
隋朝末年，李靖任职马邑郡丞。他察觉到李渊（创建唐朝的唐高祖）图谋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起兵，遂赶到长安（今陕西西安）向隋代王杨侑告密。李渊占领长安后，抓住了李靖，要杀掉他。李靖慷慨陈词，责备李渊不应因私仇杀一壮士，示人以心胸狭窄。李世民为他说情，召入秦王府，坦诚相待，委以重任。李靖知恩厚报，精忠奉国，成为南平吴会、北靖沙漠、西定慕容的一代名将，为唐王朝的创建立下大功。
魏徵最先跟从李密反隋，后来投降窦建德，再后来成了太子李建成的幕僚，曾建议李建成以收买人心的方式成功平定了刘黑闼起义，表现出非凡的政治眼光。在李建成与李世民争夺皇权的矛盾日趋激化时，魏徵多次劝说李建成抢先下手除掉李世民，但没有被采纳。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夺权取胜后，指责魏徵离间其兄弟之情。魏徵坦然地回答说，如果太子听了我的话，绝无杀身之祸。他表现得不卑不亢，气概非凡。唐太宗很欣赏魏徵耿直的性格和出色的才干，“改容礼之”，捐弃前嫌，擢拜魏徵谏议大夫，视为股肱之臣。魏徵后来位至特进，成为对唐太宗进谏最多的大臣，前后论及200余事，通过总结历代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影响和造就了唐太宗的政治作为和帝王风范。
对反对派人士和贫寒之士的信任与重用，突出反映了唐太宗在选官用人上求贤若渴、大度容人的宏博度量，使得贞观群臣的组成呈现出多元性特点。这种多元性反映了群臣所代表社会阶层的多样性，有力促成了貞观政治能够更加广泛地关照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保障了施政的更多合理性。
以仁和宽厚的胸怀处理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
贞观时期推行了十分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政策。贞观四年（630年），唐朝灭亡东突厥汗国后，没有采取历史上惯用的分离肢解措施，而是采取了“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之策，尊重和保留突厥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在东起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属宁夏）一带，设置了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妥善安置归附突厥降户，又在突厥原居地设置了定襄、云中两都督府对突厥留居民众实施管理。这些都督府的都督均由突厥本族首领担任，可以世袭，创立了新的羁縻府州制度。开明友善的政策很快就取得了良好成效，大大减少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隔阂，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广泛互补和血肉融合。
中外关系方面也迅速出现了繁盛景况。贞观后期，“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唐高宗以后，更是出现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壮观场景，各国贵胄使臣云集唐都长安，拜谒大唐天子。大唐帝国以其无与伦比的昌盛和开放，“怀柔荒远”、“协和万邦”，引领着世界潮流。以仁和宽厚的胸怀处理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彰显了唐代社会高度发展的自信心和开放度，也为大唐帝国不断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唐代的历史经验昭示我们，只有全面而持久的开放，“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才是国家繁荣和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
（摘自《人民论坛》2013.3[下]）B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