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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蚀》和《惊蛰》的碰壁（未能公映）以及《白鹿原》的搁浅让王全安的电影理念发生了巨变，如今他会说“我有我的表达，但应该潜在电影之下；电影可以有深层意义，但本身必须是好看的”。
农历金猪年，对导演王全安来说是个崭新的开始。德国时间2007年2月17日，北京时间2007年2月18日凌晨，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在德国柏林电影节上拿到了金熊奖。此前张艺谋的《红高粱》和谢飞的《香魂女》分别在1988年和1993年获得过柏林金熊。
《图雅的婚事》讲述了发生在内蒙草原上寡妇“嫁夫养夫”的故事。《图雅的婚事》之于王全安，会像《红高粱》之于张艺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还是如《香魂女》之于谢飞落得少有人提及的命运呢？事实上，和此前所有“墙内开花墙外香”的青年导演一样，王全安面临的现状是国际影展青睐，国际发行顺畅，但能否在国内找到上映的银幕却是未知数。
王全安踏入电影圈前是舞蹈演员，为了要“自我表达”而拍电影。但《月蚀》和《惊蛰》的碰壁（未能公映）以及《白鹿原》的搁浅让他的电影理念发生了巨变，如今他会说“我有我的表达，但应该潜在电影之下；电影可以有深层意义，但本身必须是好看的”。
故事
新民周刊：《图雅的婚事》是发生在蒙古牧民身上的真实事件吗？
王全安：这个故事里人物关系很复杂，道德冲突也很复杂，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戏”。我写剧本时参考了不止两三个人物素材。中国本身就有“嫁夫养夫”这个词，说明这确实是某些地方普遍的解决生活困境的方式。我采访了很多实例，其中包括西安一个闹得沸沸扬扬的真实事件。还看了一些电视纪录片，丰富了整个故事。
新民周刊：为什么会选择内蒙古作为背景呢？你的母亲出生在拍摄地附近，所以你选择了那个地方？
王全安：想好要拍这个故事时，一想到放在汉族背景中，马上就觉得有一种压抑和沉闷。选择内蒙是因为我很喜欢内蒙音乐，而且我也很了解那个地方的人，还有一点，我总是习惯在电影中通过故事和人物负载进我个人的表述。
新民周刊：那在《图雅的婚事》里，你想表达什么呢？
王全安：那个地方因为过度放牧，草场退化得很严重，连草根都吃完了。牧民们整体搬迁出草原，来到城里当农民和小商贩。这些内蒙古人因为追求经济因素而失去了自己的家园，我觉得在更大范围也经历着这样的变迁。急功近利的开发，常常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拍他们其实也是在拍我们。
新民周刊：你说过不喜欢在作品中卖弄东方情结。
王全安：拍什么地区，和是否东方情结无关，关键是作品中表达的内容。一个电影最重要的就是对人物命运的表达，如果这方面不能做到饱满的话，只能弄成风格化和情调化。选择少数民族，不是说我要利用他们的什么特点，相反是他们要帮我宣泄出什么。我一想到内蒙就想到了自由，能够给我壮几分胆，故事可以不理性，可以随着自己的感性走。当时就是这样的感觉。
新民周刊：听说除了女主角余男，电影中的其他演员都是当地的牧民？
王全安：我的电影已经形成一种特点，既有一般艺术片所追求的那种很真切的生活质感，但在其中又附着很强的戏剧性，这就决定了我需要两种演员。当地的演员首先提供一种质感和气质，他们带来的生活背景很扎实，一看就让人觉得很真实很生动也很有力量。但是当需要戏剧爆发力时，演员的表演就需要那种经过训练才能达到的强度和层次感，所以里面也要有余男这样的专业演员。但内蒙古的演员依然给我很大惊讶，他们整体好像特别具有艺术天分。
发行
新民周刊：《图雅的婚事》在柏林获得了金熊，前两天在广州放映时也是座无虚席，那什么时候能和全国观众见面呢？
王全安：目前还没有确定国内的发行商，但我特别希望能得到国内观众的喜爱。当初拍《图雅的婚事》时就是以拍出一部好看的电影为目的，我想要拍一部在電影院里放映的电影。
新民周刊：获奖能让它早日走进电影院吗？
王全安：获奖对它在国内电影院的放映肯定是推动，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内电影的现状，观众其实不太会被是否得奖之类的宣传所影响。恐怕影响观众去不去电影院的，还是电影本身好不好看的问题。
新民周刊：虽然国内发行还没有确定，但据说《图雅的婚事》的国际发行已经很不错？
王全安：电影节之前，我的经纪公司美国ＣＡＡ公司在全世界各地的发行商中选中了一家韩国公司做国际发行，这家公司以发行优秀的艺术电影而名声赫赫，金基德的电影就是他们做出来的。他们的保底报价最高，达到了30万美元。这已经超过了电影一半的成本，当时我还觉得会不会有点冒险啊，现在看来它实在是太厉害了。电影在柏林展示期间，国际发行做得已经非常完美了，意大利、法国、日本、墨西哥、俄罗斯、德国……电影节结束前3天，发行商就回韩国了，该发行的地方都发了，不该卖的地方也都卖了，之后（获奖）的结果可能也是他们没有想到的。现在光日本一个国家的报价就达到了70万美元，作为一个艺术片导演，我感觉这哪像在拍艺术片，这简直就是个生意。大家都有点疯了。
理念
新民周刊：你特别强调想拍一部在电影院里放映的电影。是不是之前两部电影都没有上映，让你改变了你对电影的看法？
王全安：是，电影理念上发生了太大的变化。年轻时总有要表达自己的愿望，自我表达是当时最重要的事情，有时比电影还重要。好像世界上就剩下了表达，别的都不存在了，我拍第一部《月蚀》时就是这样。但是电影拍完后，我妈妈说不好看，不爱看。我还对她说，你不爱看就对了。我觉得这样说明这部电影文化层次高，现在想想那时很可爱吧。拍第二部《惊蛰》时我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这部电影讲述的方式变得比较正常，人物很生动，拍好后我和妈妈说，这个电影你可以看了。看完她还是没说什么，应该就是“还可以”的意思吧。但是那个电影还是散点叙事，属于个人电影。
新民周刊：你将《惊蛰》送去参加了金鸡奖，女主角余男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但评委们并不认可你的题材？
王全安：《惊蛰》拍完后，我觉得艺术电影也应该进主流电影圈，回到国内电影院，我就把它送到了金鸡奖。果然很刺激，评奖的人说，这种题材的电影怎么能放进金鸡奖呢？大家在主题上没法接受，觉得好像不符合以往的那种概念。但我的电影毕竟有品质很好的部分，特别是在演员表演的部分，已经无法回避。
新民周刊：什么时候开始想拍一部好看的电影？
王全安：拍完《惊蛰》后就在筹备《白鹿原》。这是个大动作，而且我是陕西人，这是陕西的小说，这部电影会是一个很多诉求包容在一起的作品。这就需要能力，需要力量，而不光是感觉。要情节性叙事，也就是讲故事讲人物。当时我就在“练”这个，“练”了一年多，（白鹿原项目搁浅）就受挫了。但是不能白练啊，我就想找个东西把这一年练的拍一下，看一下是个什么成色，所以选择了图雅这个题材。
新民周刊：下一部作品还会回到《白鹿原》吗？
王全安：《白鹿原》是一个比较长远的计划，在目前的环境中，能够让我们松弛地完成作品还是有待时日的。但是我也有其他的计划，下一部电影打算拍一个工业背景题材，陕西西安有个纺织工业区，里面有很多纺织厂，几万纺织女工在里面工作。我去采景时觉得特别震撼，这是另外一个群像。
新民周刊：获奖改变了你的生活，你喜欢这种转变吗？
王全安：电影节只是个印证，并不能提升什么。就像去柏林前接受采访预测时我说的，这部电影让自己很踏实。我把生活想得特别清楚，首先我确定自己这一生就是要拍电影的，但我还是要有自己的生活。像我之前的生活就很好，自由自在，随便去那儿，可以“为所欲为”。但我也知道，改变的一天注定要到来，到时就要过另外一种生活。既然这种生活来了，也不必扭扭捏捏。它有它的好处，它有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自由。比如原先会为资金发愁，现在就完全不是问题了。
农历金猪年，对导演王全安来说是个崭新的开始。德国时间2007年2月17日，北京时间2007年2月18日凌晨，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在德国柏林电影节上拿到了金熊奖。此前张艺谋的《红高粱》和谢飞的《香魂女》分别在1988年和1993年获得过柏林金熊。
《图雅的婚事》讲述了发生在内蒙草原上寡妇“嫁夫养夫”的故事。《图雅的婚事》之于王全安，会像《红高粱》之于张艺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还是如《香魂女》之于谢飞落得少有人提及的命运呢？事实上，和此前所有“墙内开花墙外香”的青年导演一样，王全安面临的现状是国际影展青睐，国际发行顺畅，但能否在国内找到上映的银幕却是未知数。
王全安踏入电影圈前是舞蹈演员，为了要“自我表达”而拍电影。但《月蚀》和《惊蛰》的碰壁（未能公映）以及《白鹿原》的搁浅让他的电影理念发生了巨变，如今他会说“我有我的表达，但应该潜在电影之下；电影可以有深层意义，但本身必须是好看的”。
故事
新民周刊：《图雅的婚事》是发生在蒙古牧民身上的真实事件吗？
王全安：这个故事里人物关系很复杂，道德冲突也很复杂，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戏”。我写剧本时参考了不止两三个人物素材。中国本身就有“嫁夫养夫”这个词，说明这确实是某些地方普遍的解决生活困境的方式。我采访了很多实例，其中包括西安一个闹得沸沸扬扬的真实事件。还看了一些电视纪录片，丰富了整个故事。
新民周刊：为什么会选择内蒙古作为背景呢？你的母亲出生在拍摄地附近，所以你选择了那个地方？
王全安：想好要拍这个故事时，一想到放在汉族背景中，马上就觉得有一种压抑和沉闷。选择内蒙是因为我很喜欢内蒙音乐，而且我也很了解那个地方的人，还有一点，我总是习惯在电影中通过故事和人物负载进我个人的表述。
新民周刊：那在《图雅的婚事》里，你想表达什么呢？
王全安：那个地方因为过度放牧，草场退化得很严重，连草根都吃完了。牧民们整体搬迁出草原，来到城里当农民和小商贩。这些内蒙古人因为追求经济因素而失去了自己的家园，我觉得在更大范围也经历着这样的变迁。急功近利的开发，常常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拍他们其实也是在拍我们。
新民周刊：你说过不喜欢在作品中卖弄东方情结。
王全安：拍什么地区，和是否东方情结无关，关键是作品中表达的内容。一个电影最重要的就是对人物命运的表达，如果这方面不能做到饱满的话，只能弄成风格化和情调化。选择少数民族，不是说我要利用他们的什么特点，相反是他们要帮我宣泄出什么。我一想到内蒙就想到了自由，能够给我壮几分胆，故事可以不理性，可以随着自己的感性走。当时就是这样的感觉。
新民周刊：听说除了女主角余男，电影中的其他演员都是当地的牧民？
王全安：我的电影已经形成一种特点，既有一般艺术片所追求的那种很真切的生活质感，但在其中又附着很强的戏剧性，这就决定了我需要两种演员。当地的演员首先提供一种质感和气质，他们带来的生活背景很扎实，一看就让人觉得很真实很生动也很有力量。但是当需要戏剧爆发力时，演员的表演就需要那种经过训练才能达到的强度和层次感，所以里面也要有余男这样的专业演员。但内蒙古的演员依然给我很大惊讶，他们整体好像特别具有艺术天分。
发行
新民周刊：《图雅的婚事》在柏林获得了金熊，前两天在广州放映时也是座无虚席，那什么时候能和全国观众见面呢？
王全安：目前还没有确定国内的发行商，但我特别希望能得到国内观众的喜爱。当初拍《图雅的婚事》时就是以拍出一部好看的电影为目的，我想要拍一部在電影院里放映的电影。
新民周刊：获奖能让它早日走进电影院吗？
王全安：获奖对它在国内电影院的放映肯定是推动，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内电影的现状，观众其实不太会被是否得奖之类的宣传所影响。恐怕影响观众去不去电影院的，还是电影本身好不好看的问题。
新民周刊：虽然国内发行还没有确定，但据说《图雅的婚事》的国际发行已经很不错？
王全安：电影节之前，我的经纪公司美国ＣＡＡ公司在全世界各地的发行商中选中了一家韩国公司做国际发行，这家公司以发行优秀的艺术电影而名声赫赫，金基德的电影就是他们做出来的。他们的保底报价最高，达到了30万美元。这已经超过了电影一半的成本，当时我还觉得会不会有点冒险啊，现在看来它实在是太厉害了。电影在柏林展示期间，国际发行做得已经非常完美了，意大利、法国、日本、墨西哥、俄罗斯、德国……电影节结束前3天，发行商就回韩国了，该发行的地方都发了，不该卖的地方也都卖了，之后（获奖）的结果可能也是他们没有想到的。现在光日本一个国家的报价就达到了70万美元，作为一个艺术片导演，我感觉这哪像在拍艺术片，这简直就是个生意。大家都有点疯了。
理念
新民周刊：你特别强调想拍一部在电影院里放映的电影。是不是之前两部电影都没有上映，让你改变了你对电影的看法？
王全安：是，电影理念上发生了太大的变化。年轻时总有要表达自己的愿望，自我表达是当时最重要的事情，有时比电影还重要。好像世界上就剩下了表达，别的都不存在了，我拍第一部《月蚀》时就是这样。但是电影拍完后，我妈妈说不好看，不爱看。我还对她说，你不爱看就对了。我觉得这样说明这部电影文化层次高，现在想想那时很可爱吧。拍第二部《惊蛰》时我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这部电影讲述的方式变得比较正常，人物很生动，拍好后我和妈妈说，这个电影你可以看了。看完她还是没说什么，应该就是“还可以”的意思吧。但是那个电影还是散点叙事，属于个人电影。
新民周刊：你将《惊蛰》送去参加了金鸡奖，女主角余男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但评委们并不认可你的题材？
王全安：《惊蛰》拍完后，我觉得艺术电影也应该进主流电影圈，回到国内电影院，我就把它送到了金鸡奖。果然很刺激，评奖的人说，这种题材的电影怎么能放进金鸡奖呢？大家在主题上没法接受，觉得好像不符合以往的那种概念。但我的电影毕竟有品质很好的部分，特别是在演员表演的部分，已经无法回避。
新民周刊：什么时候开始想拍一部好看的电影？
王全安：拍完《惊蛰》后就在筹备《白鹿原》。这是个大动作，而且我是陕西人，这是陕西的小说，这部电影会是一个很多诉求包容在一起的作品。这就需要能力，需要力量，而不光是感觉。要情节性叙事，也就是讲故事讲人物。当时我就在“练”这个，“练”了一年多，（白鹿原项目搁浅）就受挫了。但是不能白练啊，我就想找个东西把这一年练的拍一下，看一下是个什么成色，所以选择了图雅这个题材。
新民周刊：下一部作品还会回到《白鹿原》吗？
王全安：《白鹿原》是一个比较长远的计划，在目前的环境中，能够让我们松弛地完成作品还是有待时日的。但是我也有其他的计划，下一部电影打算拍一个工业背景题材，陕西西安有个纺织工业区，里面有很多纺织厂，几万纺织女工在里面工作。我去采景时觉得特别震撼，这是另外一个群像。
新民周刊：获奖改变了你的生活，你喜欢这种转变吗？
王全安：电影节只是个印证，并不能提升什么。就像去柏林前接受采访预测时我说的，这部电影让自己很踏实。我把生活想得特别清楚，首先我确定自己这一生就是要拍电影的，但我还是要有自己的生活。像我之前的生活就很好，自由自在，随便去那儿，可以“为所欲为”。但我也知道，改变的一天注定要到来，到时就要过另外一种生活。既然这种生活来了，也不必扭扭捏捏。它有它的好处，它有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自由。比如原先会为资金发愁，现在就完全不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