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说：如果一个有钱人愿把钱捐给斯坦福，希望把大学规模扩建一倍，这笔钱斯坦福不会要。
　　
　　７月的浦东干部学院，因为中外大学校长的到来而异彩纷呈。７天里，１４位全球知名大学校长和６位香港大学校长与中国大陆的同行们共话大学的“昨天今天明天”。
　　他们不是坐而论道的清客，而是掌握中国乃至世界著名大学命脉的大学ＣＥＯ，对中国而言，他们的“头脑风暴”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小大学”与“大航母”
　　
　　在本届论坛上，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因其犀利的语言显得格外耀眼。亨尼斯直言不讳：中国大学必须思考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之间的矛盾。
　　亨尼斯打趣道：假设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愿把花不完的钱捐给斯坦福，希望把大学规模扩建一倍，但是这笔钱斯坦福不能接，因为“不可能一朝搞定，需要至少２０年的时间才可能把同等质量的老师招到”。
　　在亨尼斯看来，世界级教授永远是稀缺资源，而聘请这些教授大学都是要花大本钱的，大学扩张谈何容易。约翰·亨尼斯津津乐道的是，斯坦福大学是一所“小大学”，学生们很容易接触到校园里的世界级教授，即使本科生也有２５％参与到教授们的科研项目中，“本科生能为教授们做的很少，但是这增加了他们与教授对话的机会”。
　　亨尼斯说，大学显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建造大批新建筑，但是在一定时间内，教学质量势必下降，“如果斯坦福的校园增加一倍，学生的人数也增加一倍，那么，我们这所大学要花２０年才能达到原有的教学质量”。
　　亨尼斯就这样对大学合并扩张打造“大学航母”之风大唱反调，几次重复“２０年”这个时间概念。他说，最近几十年中，美国几所著名的私立大学如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等，学生人数始终保持在１．５万人至２万人之间。“小大学”格局确实保证了斯坦福大学教学质量的高品质，使斯坦福拥有很好的名声，“我们就像一个磁场一样，能吸引学生来”。
　　“我们的大学很小。”英国剑桥大学副校长伊安·莱斯利也如此说。剑桥大学的在校生跟斯坦福一样，保持在１．８万人，他也跟亨尼斯一样，对“小大学”情有独钟。
　　他尽管拥有３０个学院，但是剑桥一直保持了“小大学”的格局，莱斯利说这跟剑桥实行的导师制密切相关。“在剑桥，每三四个学生就安排一位导师。学生与导师一般每周见一次面，时间在三四个小时。这使学生的问题，包括课上的和课外的，可以得到及时的解决。”
　　然而，本科生导师辅导制是一项昂贵的制度，没有大量资金的投入是难以实行的，“这得花很多的钱”。因此，剑桥的本科教育是亏损的，这样昂贵的教育成本就决定了，剑桥只能走“小大学”的道路。
　　尽管斯坦福和剑桥等私立世界著名大学选择“小大学”之路，但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的华人校长杨祖佑却提供了２个“大学航母”的标本——加州大学和加州州立大学。加州大学是加利福尼亚最好的大学，加州最好的中学毕业生（约１２．５％）进入加州大学学习，加州３４％的毕业生进入加州州立大学学习。前者是一艘拥有１０个校区，２０万名学生的“大学航母”，后者是一艘拥有２３个校区，４０万名学生的巨型“大学航母”。
　　如今中国大陆也出现了数家拥有几个校区，在校生超过５万人的“大学航母”。不过加州的“大学航母”与中国的“大学航母”体制不同，它的体制有点类似于美国的联邦制，分校其实是一所相当独立的校区，分校的办学自主性其实已经使它成为了一所“小大学”，而办学自主权有效地激励了校长。
　　
　　杨祖佑是１９９４年开始担任圣巴巴拉分校第五任校长的，从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４年，圣塔巴巴拉分校就出了５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成为一个令人传颂的奇迹。这，与杨祖佑校长集中资源办最有可能跃居美国大学前列的学科、专业与聘请最优秀的教授的治校理念息息相关。圣巴巴拉分校原先准备办法学院，经调研，新办的法学院要经过２０年才能达到美国大学的１００名左右。杨祖佑毅然放弃了法学院而改办更有前景的环境学院。
　　在加州大学这艘“大学航母”中，杨祖佑在圣巴巴拉分校办“小大学”，不仅办出特色，而且办出成绩。杨祖佑治理“小大学”的得心应手与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这艘“大学航母”的瘦身疼痛形成了鲜明对比。
　　创建于１９０８年阿尔伯塔大学是加拿大５所最大的综合性大学之一，瘦身后依然是一艘拥有３６５００名学生和１２０００多名全职和非全职教职员工的小型“大学航母”。在过去的１０年中，阿尔伯塔将８１个教学单位缩减到６１个，削减冗员，从而节省了大量的资金。
　　在对学生授课上，阿尔伯塔努力减少大讲堂的讲座方式，“５００个学生坐在一个大讲堂里看着一个老学究在那里照本宣科，这种方式肯定是要取消的。”名誉校长罗德里克·弗雷泽博士在演讲中指出，阿尔伯塔要求老师将学生分成小组，进行苏格拉底式的互动。
　　阿尔伯塔走的是一条“反扩张”之路，让学生从大学瘦身中得益，但是这场改革经历了种种疼痛，大胆革新的新校长下令３５％的人提前退休，并且顶住了地方政府削减２１％的赠款的艰难局面。阿尔伯塔瘦身的疼痛经历或许可以提醒世人，“大学航母”不宜盲目追求。
　　“做大学校长，千万不要野心太大。”
　　
　　全球化与囿于一室
　　
　　变革、全球化、国际经验……
　　这是大学ＣＥＯ们演讲中不断地重复的词汇，对于我们身处的２１世纪，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校长安西祐一郎的描述颇为精辟：全球化、数字化、知识共有化。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大学如何在大变革时代不迷失自我？校长们开出的药方是——ｏｐｅｎ ａｎｄ ｍｏｖａｂｉｌｉｔｙ（开放与互动）。斯坦福的亨尼斯是这种理念的践行者。目前，斯坦福已经在全球建立了十几个海外研究中心，在中国斯坦福也与北大共建了一所研究中心，斯坦福本科生中的３５％都会有短期或长期到海外研究中心学习的机会，“目的是使斯坦福的学生具有一种国际视野”。
　　“如果你问那些已经毕业的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在本科阶段他们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很多人都会说他们在海外的学习是印象最深刻、学习充满活力的时光。”
　　亨尼斯说，斯坦福的本科生在进校的时候便被告知，大三的时候他们将被派往海外学习，希望前往哪个国家就请学好这个国家的语言。而当这些学生从海外学习归来，“最明显的变化是所去的那个国家的语言他学得更好了。”
　　“作为全球化的今天，国际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作为知识中心的大学也越来越注意国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圣塔巴巴拉的杨祖佑讲道，这是加州大学的治校理念。
　　至今，加州大学已经与３５个国家的１５０所大学签订协议，每年有４５００名学生到其他国家学习，其中，２／３去了欧洲，１／３去了亚洲。加州大学已与中国的１０所大学进行“１０＋１０”的合作计划。杨祖佑主政的圣塔巴巴拉分校，更是大力吸收外国留学生，人数多达千余，其中多数是东亚的学生。
　　高举这面旗帜的还有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目前，香港大学的外国学生已经占到学生数的１５％，另外港大也已和５４个国家（地区）的１５０个学院建立了伙伴关系，每年交换生多达１７００多名，并与其他著名大学如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等开展１＋２或２＋２的联合培养方式，“国际化是推动我们大学进步的源泉”，港大的抱负是“培育具国际视野的领袖”。
　　“卓越是全球意义上的，不仅仅是对当地环境而言。”徐立之强调，港大是一所国际化的大学，倡导的是全人教育的理念。
　　不仅是香港地区和美国的大学拥抱开放主义，欧洲的大学正在进行一项史无前例的跨国跨校学生互动交流工程——“博洛尼亚进程”。“博洛尼亚进程”始于１９９９年，其目的是协调欧洲的高等教育体系，其中一项指标是提高学生们在欧洲高等教育区域内的流动性。
　　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校长安东尼奥·诺沃阿介绍说，目前里斯本大学有１０％到１２％的学生出国学习，随着“博洛尼亚进程”的推进，未来５年间里斯本大学３０％的学生在就读期间将拥有出国学习的机会。
　　事实上，欧洲促进学生国际化最成功的是“阿罗思马斯”项目，该项目利用小额资助鼓励学生到其他国家学习１年，促进学生、教授的国际交流。“在过去１５年中许多学生因该项目而获得了国际经验。”诺沃阿介绍说。
　　目前，欧洲的大学正在构建一个全欧大学学分互认机构，从而实行统一评价学生学业标准的ＥＣＴＳ学分制，使学生的学业情况具备可比性，进而增加了学生流动的可能性。这正是“博洛尼亚进程”的核心理念，合作与共享。
　　按理说，“走出去”战略定会人人拥抱，但是剑桥大学的莱斯利明确地对记者们说ＮＯ，“我们认为本科生还是呆在剑桥安心学习比较好。”莱斯利说，本科阶段剑桥的外国留学生也非常少。
　　尽管剑桥本科生“囿于一室”，但是剑桥的研究生教育却非常国际化，莱斯利说，剑桥的研究生７２％来自其他大学，而４２％的研究生是国外留学生。一收一放，剑桥在全球化面前步调自如，令很多中国大学校长叹为观止。
　　中国大学生“囿于一室”久矣。面对汹涌而来的全球化浪潮，中国大学校长们无不伸出双手作拥抱状，“少壮派”代表、山东大学校长展涛表现得最引人注目，他要把山东大学办成一所“国际化的大学”，“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任何一所大学都必须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
　　展涛说，山东大学与世界上５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７０多所大学建立了良好的校际交流关系，每年聘请的长短期外国专家３５０多人，有来自５７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近２０００人，每年该校有１５０名左右的教师和近５００名学生到世界各国去学习交流。不过，山东大学是一所拥有５万多名在校生的“大学航母”，其实其参与国际交流的学生尚不足１％，远远落后于前述的外国和香港大学。
　　“在全球化时代，研究型大学要培养领袖型人才，必须加强学生在国际间的ｍｏｖａｂｉｌｉｔｙ。”这是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在本届论坛上的观点。
　　然而，即使是复旦大学，每年也只有６００名左右的学生参与国际交流，所占比例不过１．４％，即使像校长王生洪所言，５年后达到１５００名，所占比例也不过３．４％。在“大学航母”就读的绝大多数学生，“囿于一室”之命运定矣。
　　
　　科技园ＰＫ机构公民
　　
　　“机构公民”这个概念是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在７月１８日的主旨讲演中提出的。他演讲的题目是“大学如何服务于社会”。
　　雷文说，２１世纪的大学已不再是一座象牙塔，时代对大学的要求不但需要大学通过生产知识为人类谋福祉，并要求大学做好一个机构公民——大学通过参与社区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的方式直接为当地的经济发展、“邻里”（学校周边）关系的改善、公共教育、健康关怀、社会服务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做出自己的贡献。
　　“大学也可以通过以身作则，使学生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做好的社会公民的方式来间接地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雷文说。
　　雷文的话翻译到中国的话语系统，其实就是“大学的使命”。
　　只不过，中国的大学校长们或许还没想得那么远。“科技园”是本届论坛中国大学校长提及最多的一个词汇，无论是斯坦福的亨尼斯，还是剑桥的莱斯利，都被中国校长们提问。７月１６日，莱斯利做完主旨演讲后，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第一个站起来，请他评价刚刚参观过的江西省大学科技园区。
　　“江西省３年内建成如此大的大学科技园区令人瞠目结舌。”莱斯利表达了他的惊讶，他说，江西省大学科技园区的规模恐怕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无法相比的。
　　这些年，中国的大学校长们一边扩招研究生，一边上马大学科技园，他们视耶鲁和哈佛为研究型大学，视斯坦福和麻省理工学院为创业型大学，而他们在中国做着“鱼和熊掌”兼得的实践。
　　要理解中国的大学校长为什么那么热衷大学科技园，再听一听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校长斯图尔特·麦卡钦的演讲就更清楚了——过去的１０年，奥克兰大学的研究的成果转化收入急速增长，现在学校来自企业的收入为１．５亿元，占总收入的２５％，相当于每取得５元的收入，就有１元是来自公私企业的。
　　麦卡钦说，尽管他颇为奥克兰大学已经“过多地”关注科研成果转化，身陷商业行为的苦恼，但是此举使大学摆脱了过分依赖政府资源的尴尬处境。麦卡钦一句话就说到了中国校长们的心坎上。
　　中国的校长们太盼望摆脱这种依赖性了。他们还有点羡慕日本庆应大学的校长安西祐一郎。
　　在演讲中，安西祐一郎向中国校长们罗列了一串数字：私立的庆应大学一年经费总收入比例，其中学费占３７％，捐助占４％，商业活动收入占６％，大学医院收入３４％，政府补贴占１１％，其他为８％。而国立大学东京大学每年经费总收入比例，政府补贴用于设施维修占１０％，学费占１１％，大学医院收入占１９％，政府拨款用于营运开支占６０％。
　　安西祐一郎得出的结论是，财力上的独立使得“庆应大学可以做真实的自我”，实现教学和科研的自由独立。不过，安西祐一郎话锋一转，提醒中国的同行们：“私立大学与国（公）立大学的目标均是为公众服务，大学的服务是一种公众产品。”
　　在安西祐一郎看来，大学追求收入来源多样化无可厚非，但是大学做到“真实的自我”要义在于大学是为公众服务。用斯坦福的亨尼斯的话来说，创建公司不是大学的主业。回望中国大学，创办校企，兴建大学科技园，这些步伐都远远超越了“大学的使命”。
　　即使麻省理工学院，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便创立了４０００多家公司，并且以每年１５０家的速度增长，不过那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所为，而不是麻省理工学院。这是雷文向中国同行强调的一个事实。
　　在演讲中，雷文对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充满赞赏，在他看来，一所大学的毕业生通过直接创业，服务当地经济，改善公众福祉，这就是大学做好机构公民的价值所在。他１９９３年执政耶鲁大学以来，带领师生积极参与社区建设计划、就业培训、开展扫盲运动等行动，成功地改变了纽黑文市的城市形象，使一度就业低迷、市井混乱的纽黑文市被纽约时报评为最适于旅游的城市之一。
　　论坛最后一天下午，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教授特邀发表了题为“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北京大学的经验”的演讲，为本届论坛画上了完满句号——
　　“现代研究型大学是新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并不意味着要把大学变成一个商业机构……教育是消除贫困的有利武器之一，以教育消除贫困是大学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