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青州，韩熙载，真教寺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20-0107-03
一、韩熙载应为今山东青州人
韩熙载(902或908—970年)，字叔言，五代人。南唐后主李煜时，官至中书侍郎、光政殿学士承旨。他才高气逸，名重朝野，江左号为“韩夫子”。众所周知，韩氏作为画苑杰作——《韩熙载夜宴图》中的主人公，早已是妇孺皆知。但是对于这位著名历史人物的籍贯问题，目前学术界却存在着不应有的明显误断。
翻检记有韩熙载生平的典籍，几乎都称他为五代潍州北海(今山东潍坊)人。如：
《辞海》：“韩熙载……五代时潍州北海(今山东潍坊)人。”
《中国人名大词典》：“韩熙载……五代时潍州北海(今山东潍坊)人。”
《中国历史大辞典》：“韩熙载……五代时潍州北海(今山东潍坊)人。”
上举诸书断定韩氏籍贯为今山东潍坊的依据应该是《宋史》韩熙载本传“潍州北海人”这一记载。然而夷考史实，这却是一个错误结论。事实上，韩熙载是五代时期治所均在益都县(今山东青州)的北海郡和平卢军人。其证有三：
第一，关于北海郡和潍州北海的关系，《宋史》载之甚明：“青州，望，北海郡(治益都县——今青州)”；“潍州，上……建隆三年(962年)，以青州北海县建为北海军，……乾德三年(965年)，升为州(治北海县——今潍坊)。可见，北海郡、北海县曾一度同时并存。这种情况易生混淆，必须仔细予以甄别。据宋人马令《南唐书》载：“韩熙载，字叔言，北海人也。……同光(923—925年)末，北海军乱，推熙载父光嗣为(平卢军)留后。明宗即位，平北海，光嗣见杀，熙载来奔于吴。”这里同时提到三个“北海”，其地理内涵无疑是一致的。那么，“北海”指北海郡還是北海县呢?肯定地说，应是北海郡。理由有三：一、此处的“北海军乱”在《宋史》韩熙载本传中被写作了“青州军乱”。这便表明，“北海”与“青州”是两个等同的地理概念，它是北海郡而非北海县。二、设若同光年间是北海县发生叛乱，岂能引起另推平卢军留后的轩然大波?三、后唐明宗如果平定的是北海县而不是北海郡叛乱，又怎么会导致杀死平卢军留后韩光嗣的后果?
第二，南唐宋初人徐铉在为韩熙载撰写的《唐故中书侍郎光政殿学士承旨昌黎韩公墓志铭》中说道：“公讳熙载，字叔言。其先南阳人……至东晋末，征西从事延之……避乱远徙，遂家昌黎。……考光嗣……淄青观察支使，故又为齐人。”谨按徐铉擅长诗文，与韩氏齐名，人称“韩徐”。二人在南唐曾同朝为官，相知甚深，故徐为韩所撰墓志铭堪称确定其籍贯的第一手资料。志文在此不仅记载到了韩熙载的郡望——南阳(今河南南阳)和昌黎(今辽宁朝阳)，而且还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韩氏之所以被著籍为“齐人”，系因其父韩光嗣任职并定居于“淄青”的缘故。“淄青”指唐、五代时期的淄青平卢军(即平卢军)，它与北海郡治所俱在益都县(今青州)，宋人王存《元丰九域志》明载：“北海郡……唐平卢军……治益都县。”因此，韩熙载的籍贯就在今青州。
第三，一个历史人物的活动绝不是在真空中，往往会于籍贯所在地留下蛛丝马迹。据宋人龚鼎臣《东原录》载：“青州龙兴寺(在今青州城区西南部。1996年秋，寺址出土400余尊北魏至北宋时期的窖藏佛教造像，被评为当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天宫院石柱有韩熙载墨迹。王子融宰益都(今青州)日，将遣工刻，其兄沂公(王曾，官至宰相)止之曰：‘似墨迹，难得也。’元丰(1078—1085年)中，予假守是州，推官汪衍恐其难久，遂刊焉”。韩熙载的书法墨迹曾存留在今青州境内，不正是他生活于斯的反映吗?有鉴于此，韩熙载为今青州人的论断，证据确凿，毋庸置疑矣。
最后还需一提的是，据宋人郑文宝《江表志》载：“前进士韩熙载《江北行止》云：‘熙载本贯齐州……今则慕义来朝……。顺义六年(926年)七月，归明进士韩熙载状。”’我们知道，顺义(921—926年)为五代十国时期吴睿帝杨溥年号。吴于天祚三年(937年)被南唐取代，这样原本投吴的韩熙载便成了南唐臣子。韩氏在此自称“本贯齐州”，是否表明其籍贯为齐州(治今山东历城)呢?答曰：非是。关于“齐州”，《辞海》释云：“中州，犹言中国。”对于“中国”，《汉语大词典》如是说：“上古时代，我国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而把周围其他地区称为四方。后泛指中原地区。”由此可见，韩熙载所谓“本贯齐州”，并非说的是当时治历城的齐州，乃是泛指相对于江南政权而言的整个中原地区，这当然就不是在讲自己的具体籍贯了。
二、青州真教寺创建问题
真教寺坐落于山东青州东关昭德街回族聚居区内，占地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规模宏伟，格调别致，具有中阿混合建筑特征。“有些伊斯兰教历史研究者，将青州真教寺、杭州真教寺和定州真教寺称为元代三大伊斯兰教寺”。1984年，经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批准，政府拨款、群众集资对寺院进行了全面整修。1992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真教寺作为青州民族团结、和睦相处的历史见证，现在仍是山东东部伊斯兰教活动的主要场所。
关于真教寺的创建时代及建造者，据寺内二门北壁西侧所嵌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石碑记载：“大元大德六年(1302年)元相伯颜后裔所立。”这句碑文已被当地学者所宗，奉为定论。然而揆诸史实发现，此说自相矛盾。学术研究贵在求真，因而不揣谫陋作一分析。
为了方便探讨起见，兹将这块康熙石碑中涉及真教寺的文字标点断句于下：
青州府正南隅有古刹清真回回礼拜寺，自大元大德六年元相伯颜后裔所立，自大明洪武定鼎，荒废逃散，止存不过三五家。承理有明成化丙戌科进士刘瓒，官至陕西按察司副使、分守汉中兵备道重建；又有正德辛未科进士杨应奎，官至河南南阳府知府重建。……闻之上台官府于明崇祯玖年岁次丙子，益都县知县张公讳文珽修入志书。……修建始末，立石垂世，永久于后。大清康熙拾贰年岁次癸丑，益都县知县陈公讳食花复入志书。康熙贰拾叁年岁次甲子，掌教赵璜率众捐资重建。
笔者认为，青州真教寺并非元相伯颜后裔首创。证据有三：
其一，这块康熙石碑所称“元相伯颜”，系指《元史·赛典赤瞻思丁传》中的“伯颜”。他是元朝名臣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瞻思丁之长孙，官至“中书平章政事(宰相)”。据光绪《益都县图志》载：“赵步云，字天衢，其先西域回部人。元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瞻思丁之后。元亡，瞻思丁之孙伯颜全家尽节，其三子明远奔益都(今青州)，改今姓焉。步云，明远之十五世孙也。”青州明万历五年(1577年)《赵氏先茔碑》亦载：“其(伯颜)子明远，始奉我朝，命徙青，为编户。”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赵氏《重修祖茔碑记》还明确说道：“吾族入青郡，四百余年矣。”由此可知，元相伯颜三子赵明远入居青州的时间是在元亡后的明初，如此则碑文所称真教寺系“大元大德六年(1302年)元相伯颜后裔所立”便存在着自相矛盾——人尚未来，何以建寺?
其二，真教寺二门北壁东侧还嵌有一块雍正九年(1731年)回族老人张永盛刻制的《新建真教寺二门记》石碑。碑文云：
青郡真教寺建设于隋之开皇，沿及前明，殿字荒废。侍御廷璧刘公乃鼎新于成化丁未(1487年)。從子绪增修干弘治壬子(1492年)。嘉靖辛卯(1531年)，侍御长公汝继同沙思仁等大为创建，遂极弘厂之观。
张永盛是明成化修寺者刘瓒(字廷璧)的后裔，因其高祖刘让入赘张氏而改姓。张永盛提出的隋开皇创寺说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伊斯兰教创立于7世纪，隋开皇年间(581—600年)还没有伊斯兰教，更谈不上传人中国，青州焉能建造了真教寺?开皇创寺说虽然很荒谬，但张氏在此绝口不提伯颜后裔立寺之事，这实际上也是对它的一个否定。
其三，谨按这块康熙石碑是当年真教寺“掌教赵璜率众捐资重建”寺院时所立，属于后人追记前事性质。众所周知，这种情况往往容易出现讹误，何况赵璜还是伯颜后裔，这样一来，该碑宣称的伯颜后裔立寺说的可靠性也就存在问题了。细加分析起来，前引康熙石碑碑文给人的感觉是——大德六年元相伯颜后裔立寺一事与明代刘瓒、杨应奎的重修寺院事宜已经在明崇祯九年(1636年)和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先后两次被写进了官修《益都县志》。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证据是现存光绪《益都县图志》仅载真教寺：“汉中兵备道刘瓒建，嘉靖十三年(1534年)重修。”这里毫无大德六年元相伯颜后裔立寺的信息。由于光绪《益都县图志》系参考旧志编纂而成，因此可知以往志书中也没有伯颜后裔立寺的记载。笔者推测，伯颜后裔立寺说即使不是始自赵璜，但他身为伯颜后人，对这一说法显然是持欢迎态度的。
虽然元相伯颜后裔立寺说难以成立，但是大元大德六年(1302年)这一建寺时间却未必有误，愚意似作以下解说较为妥当。
一方面，赵璜在率众捐资修寺立碑时，对创寺时间——大德六年当有所本，这不应该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年代。关于真教寺创建于元朝，已有不少专家做了考证，论据主要有三点：第一，7世纪伊斯兰教创立后，随着一些来华贸易的阿拉伯商人传入中国。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将当时被称为“色目人”的中亚细亚人组成“西域新军”，大量派驻内地。一些军人及其家属陆续在青州定居，为适应他们生活习俗的需要，真教寺在青州应运而生了。第二，解放前青州一杨姓回族家中藏有其祖先伯颜察尔的画像，后经山东省博物馆鉴定，属于元代珍品。这说明元朝青州已有不少穆斯林居住。第三，“真教”是伊斯兰教早期称谓。元代伊斯兰教尚无固定名称，有“真教”、“清净”、“净觉”等称呼。到明代中期，“清真”才成为伊斯兰教在我国的专用名称。坦率地讲，真教寺创建于元代说虽有上述合理证据，但也只是一个推测而已。然而，笔者还是相信此说是能够立得住脚的，并且再从青州政治地位这个角度略为补充一点佐证。元代青州政治地位非同一般，乃是山东政治中心。早在蒙古太宗三年(1231年)这里即已设有“益都行省”。元至大二年(1309年)，又置“山东东西道宣慰司”于青州，直隶中书省，称为“腹里”。泰定三年(1326年)，元朝廷封宗室“买奴为宣靖王，镇益都”。这样看来，元代青州穆斯林于大德六年(1302年)在这座山东重镇建造了真教寺，是完全可信的。
另一方面，大德六年建寺一事之所以与伯颜后裔联系在了一起，于理为顺的解释是，伯颜三子赵明远来青州定居后，其后世子孙曾经主持或参与了真教寺的某次重修活动。我们知道，真教寺在历史上被多次重修过，仅据前面提及的寺中现存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和雍正九年(1731年)两块石碑便知明代的重修活动即有刘瓒、杨应奎、刘绪、长汝继四次之多。而且刘瓒、刘绪叔侄的修建活动相距不过五年时间，足见该寺历史上重修活动之频繁。诚如寺内二门南壁镶嵌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青州回教公立《重修真教寺二门记》所载：“青郡之有真教寺也，由来旧矣，规模屡易。”因为赵氏是青州回族著姓，一方穆斯林领袖，他们的某次重修活动远远超过了最初建寺者的影响，以致后人把它当成了创立寺院，最终出现“大元大德六年元相伯颜后裔所立”的错误说法。
综上所述，结论有二：一、青州真教寺不是元相伯颜后裔首创，但伯颜后裔很可能曾是该寺历史上某次重修活动的主持者或重要参与者。二、真教寺创建于大德六年(1302年)之说信而有征，目前还是不能否定的。
作者简介 李森，1970年生，山东省五莲县人，山东大学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和碑刻文物研究。
责任编辑 王公悫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20-0107-03
一、韩熙载应为今山东青州人
韩熙载(902或908—970年)，字叔言，五代人。南唐后主李煜时，官至中书侍郎、光政殿学士承旨。他才高气逸，名重朝野，江左号为“韩夫子”。众所周知，韩氏作为画苑杰作——《韩熙载夜宴图》中的主人公，早已是妇孺皆知。但是对于这位著名历史人物的籍贯问题，目前学术界却存在着不应有的明显误断。
翻检记有韩熙载生平的典籍，几乎都称他为五代潍州北海(今山东潍坊)人。如：
《辞海》：“韩熙载……五代时潍州北海(今山东潍坊)人。”
《中国人名大词典》：“韩熙载……五代时潍州北海(今山东潍坊)人。”
《中国历史大辞典》：“韩熙载……五代时潍州北海(今山东潍坊)人。”
上举诸书断定韩氏籍贯为今山东潍坊的依据应该是《宋史》韩熙载本传“潍州北海人”这一记载。然而夷考史实，这却是一个错误结论。事实上，韩熙载是五代时期治所均在益都县(今山东青州)的北海郡和平卢军人。其证有三：
第一，关于北海郡和潍州北海的关系，《宋史》载之甚明：“青州，望，北海郡(治益都县——今青州)”；“潍州，上……建隆三年(962年)，以青州北海县建为北海军，……乾德三年(965年)，升为州(治北海县——今潍坊)。可见，北海郡、北海县曾一度同时并存。这种情况易生混淆，必须仔细予以甄别。据宋人马令《南唐书》载：“韩熙载，字叔言，北海人也。……同光(923—925年)末，北海军乱，推熙载父光嗣为(平卢军)留后。明宗即位，平北海，光嗣见杀，熙载来奔于吴。”这里同时提到三个“北海”，其地理内涵无疑是一致的。那么，“北海”指北海郡還是北海县呢?肯定地说，应是北海郡。理由有三：一、此处的“北海军乱”在《宋史》韩熙载本传中被写作了“青州军乱”。这便表明，“北海”与“青州”是两个等同的地理概念，它是北海郡而非北海县。二、设若同光年间是北海县发生叛乱，岂能引起另推平卢军留后的轩然大波?三、后唐明宗如果平定的是北海县而不是北海郡叛乱，又怎么会导致杀死平卢军留后韩光嗣的后果?
第二，南唐宋初人徐铉在为韩熙载撰写的《唐故中书侍郎光政殿学士承旨昌黎韩公墓志铭》中说道：“公讳熙载，字叔言。其先南阳人……至东晋末，征西从事延之……避乱远徙，遂家昌黎。……考光嗣……淄青观察支使，故又为齐人。”谨按徐铉擅长诗文，与韩氏齐名，人称“韩徐”。二人在南唐曾同朝为官，相知甚深，故徐为韩所撰墓志铭堪称确定其籍贯的第一手资料。志文在此不仅记载到了韩熙载的郡望——南阳(今河南南阳)和昌黎(今辽宁朝阳)，而且还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韩氏之所以被著籍为“齐人”，系因其父韩光嗣任职并定居于“淄青”的缘故。“淄青”指唐、五代时期的淄青平卢军(即平卢军)，它与北海郡治所俱在益都县(今青州)，宋人王存《元丰九域志》明载：“北海郡……唐平卢军……治益都县。”因此，韩熙载的籍贯就在今青州。
第三，一个历史人物的活动绝不是在真空中，往往会于籍贯所在地留下蛛丝马迹。据宋人龚鼎臣《东原录》载：“青州龙兴寺(在今青州城区西南部。1996年秋，寺址出土400余尊北魏至北宋时期的窖藏佛教造像，被评为当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天宫院石柱有韩熙载墨迹。王子融宰益都(今青州)日，将遣工刻，其兄沂公(王曾，官至宰相)止之曰：‘似墨迹，难得也。’元丰(1078—1085年)中，予假守是州，推官汪衍恐其难久，遂刊焉”。韩熙载的书法墨迹曾存留在今青州境内，不正是他生活于斯的反映吗?有鉴于此，韩熙载为今青州人的论断，证据确凿，毋庸置疑矣。
最后还需一提的是，据宋人郑文宝《江表志》载：“前进士韩熙载《江北行止》云：‘熙载本贯齐州……今则慕义来朝……。顺义六年(926年)七月，归明进士韩熙载状。”’我们知道，顺义(921—926年)为五代十国时期吴睿帝杨溥年号。吴于天祚三年(937年)被南唐取代，这样原本投吴的韩熙载便成了南唐臣子。韩氏在此自称“本贯齐州”，是否表明其籍贯为齐州(治今山东历城)呢?答曰：非是。关于“齐州”，《辞海》释云：“中州，犹言中国。”对于“中国”，《汉语大词典》如是说：“上古时代，我国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而把周围其他地区称为四方。后泛指中原地区。”由此可见，韩熙载所谓“本贯齐州”，并非说的是当时治历城的齐州，乃是泛指相对于江南政权而言的整个中原地区，这当然就不是在讲自己的具体籍贯了。
二、青州真教寺创建问题
真教寺坐落于山东青州东关昭德街回族聚居区内，占地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规模宏伟，格调别致，具有中阿混合建筑特征。“有些伊斯兰教历史研究者，将青州真教寺、杭州真教寺和定州真教寺称为元代三大伊斯兰教寺”。1984年，经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批准，政府拨款、群众集资对寺院进行了全面整修。1992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真教寺作为青州民族团结、和睦相处的历史见证，现在仍是山东东部伊斯兰教活动的主要场所。
关于真教寺的创建时代及建造者，据寺内二门北壁西侧所嵌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石碑记载：“大元大德六年(1302年)元相伯颜后裔所立。”这句碑文已被当地学者所宗，奉为定论。然而揆诸史实发现，此说自相矛盾。学术研究贵在求真，因而不揣谫陋作一分析。
为了方便探讨起见，兹将这块康熙石碑中涉及真教寺的文字标点断句于下：
青州府正南隅有古刹清真回回礼拜寺，自大元大德六年元相伯颜后裔所立，自大明洪武定鼎，荒废逃散，止存不过三五家。承理有明成化丙戌科进士刘瓒，官至陕西按察司副使、分守汉中兵备道重建；又有正德辛未科进士杨应奎，官至河南南阳府知府重建。……闻之上台官府于明崇祯玖年岁次丙子，益都县知县张公讳文珽修入志书。……修建始末，立石垂世，永久于后。大清康熙拾贰年岁次癸丑，益都县知县陈公讳食花复入志书。康熙贰拾叁年岁次甲子，掌教赵璜率众捐资重建。
笔者认为，青州真教寺并非元相伯颜后裔首创。证据有三：
其一，这块康熙石碑所称“元相伯颜”，系指《元史·赛典赤瞻思丁传》中的“伯颜”。他是元朝名臣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瞻思丁之长孙，官至“中书平章政事(宰相)”。据光绪《益都县图志》载：“赵步云，字天衢，其先西域回部人。元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瞻思丁之后。元亡，瞻思丁之孙伯颜全家尽节，其三子明远奔益都(今青州)，改今姓焉。步云，明远之十五世孙也。”青州明万历五年(1577年)《赵氏先茔碑》亦载：“其(伯颜)子明远，始奉我朝，命徙青，为编户。”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赵氏《重修祖茔碑记》还明确说道：“吾族入青郡，四百余年矣。”由此可知，元相伯颜三子赵明远入居青州的时间是在元亡后的明初，如此则碑文所称真教寺系“大元大德六年(1302年)元相伯颜后裔所立”便存在着自相矛盾——人尚未来，何以建寺?
其二，真教寺二门北壁东侧还嵌有一块雍正九年(1731年)回族老人张永盛刻制的《新建真教寺二门记》石碑。碑文云：
青郡真教寺建设于隋之开皇，沿及前明，殿字荒废。侍御廷璧刘公乃鼎新于成化丁未(1487年)。從子绪增修干弘治壬子(1492年)。嘉靖辛卯(1531年)，侍御长公汝继同沙思仁等大为创建，遂极弘厂之观。
张永盛是明成化修寺者刘瓒(字廷璧)的后裔，因其高祖刘让入赘张氏而改姓。张永盛提出的隋开皇创寺说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伊斯兰教创立于7世纪，隋开皇年间(581—600年)还没有伊斯兰教，更谈不上传人中国，青州焉能建造了真教寺?开皇创寺说虽然很荒谬，但张氏在此绝口不提伯颜后裔立寺之事，这实际上也是对它的一个否定。
其三，谨按这块康熙石碑是当年真教寺“掌教赵璜率众捐资重建”寺院时所立，属于后人追记前事性质。众所周知，这种情况往往容易出现讹误，何况赵璜还是伯颜后裔，这样一来，该碑宣称的伯颜后裔立寺说的可靠性也就存在问题了。细加分析起来，前引康熙石碑碑文给人的感觉是——大德六年元相伯颜后裔立寺一事与明代刘瓒、杨应奎的重修寺院事宜已经在明崇祯九年(1636年)和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先后两次被写进了官修《益都县志》。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证据是现存光绪《益都县图志》仅载真教寺：“汉中兵备道刘瓒建，嘉靖十三年(1534年)重修。”这里毫无大德六年元相伯颜后裔立寺的信息。由于光绪《益都县图志》系参考旧志编纂而成，因此可知以往志书中也没有伯颜后裔立寺的记载。笔者推测，伯颜后裔立寺说即使不是始自赵璜，但他身为伯颜后人，对这一说法显然是持欢迎态度的。
虽然元相伯颜后裔立寺说难以成立，但是大元大德六年(1302年)这一建寺时间却未必有误，愚意似作以下解说较为妥当。
一方面，赵璜在率众捐资修寺立碑时，对创寺时间——大德六年当有所本，这不应该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年代。关于真教寺创建于元朝，已有不少专家做了考证，论据主要有三点：第一，7世纪伊斯兰教创立后，随着一些来华贸易的阿拉伯商人传入中国。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将当时被称为“色目人”的中亚细亚人组成“西域新军”，大量派驻内地。一些军人及其家属陆续在青州定居，为适应他们生活习俗的需要，真教寺在青州应运而生了。第二，解放前青州一杨姓回族家中藏有其祖先伯颜察尔的画像，后经山东省博物馆鉴定，属于元代珍品。这说明元朝青州已有不少穆斯林居住。第三，“真教”是伊斯兰教早期称谓。元代伊斯兰教尚无固定名称，有“真教”、“清净”、“净觉”等称呼。到明代中期，“清真”才成为伊斯兰教在我国的专用名称。坦率地讲，真教寺创建于元代说虽有上述合理证据，但也只是一个推测而已。然而，笔者还是相信此说是能够立得住脚的，并且再从青州政治地位这个角度略为补充一点佐证。元代青州政治地位非同一般，乃是山东政治中心。早在蒙古太宗三年(1231年)这里即已设有“益都行省”。元至大二年(1309年)，又置“山东东西道宣慰司”于青州，直隶中书省，称为“腹里”。泰定三年(1326年)，元朝廷封宗室“买奴为宣靖王，镇益都”。这样看来，元代青州穆斯林于大德六年(1302年)在这座山东重镇建造了真教寺，是完全可信的。
另一方面，大德六年建寺一事之所以与伯颜后裔联系在了一起，于理为顺的解释是，伯颜三子赵明远来青州定居后，其后世子孙曾经主持或参与了真教寺的某次重修活动。我们知道，真教寺在历史上被多次重修过，仅据前面提及的寺中现存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和雍正九年(1731年)两块石碑便知明代的重修活动即有刘瓒、杨应奎、刘绪、长汝继四次之多。而且刘瓒、刘绪叔侄的修建活动相距不过五年时间，足见该寺历史上重修活动之频繁。诚如寺内二门南壁镶嵌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青州回教公立《重修真教寺二门记》所载：“青郡之有真教寺也，由来旧矣，规模屡易。”因为赵氏是青州回族著姓，一方穆斯林领袖，他们的某次重修活动远远超过了最初建寺者的影响，以致后人把它当成了创立寺院，最终出现“大元大德六年元相伯颜后裔所立”的错误说法。
综上所述，结论有二：一、青州真教寺不是元相伯颜后裔首创，但伯颜后裔很可能曾是该寺历史上某次重修活动的主持者或重要参与者。二、真教寺创建于大德六年(1302年)之说信而有征，目前还是不能否定的。
作者简介 李森，1970年生，山东省五莲县人，山东大学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和碑刻文物研究。
责任编辑 王公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