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于日台关系史的研究总体上较为薄弱，习惯于将其纳入中日关系研究的子项目，许多有价值的问题未能纳入探索的轨道。从大历史的宏观视角把握战后日台关系的缘起和发展，解析中日关系中深层次的问题，有助于对当今中日关系的理解。最近陈奉林副教授撰写的《战后日台关系史》(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下称《关系史》)，是近年国内研究日台关系的重要成果。刘宏博士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4年第12月号上发表题为《解析日台关系核心问题》书评，认为“这是一本比较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台关系的专著”，“涉及了蒋介石与日本天皇制存废、白团等一些过去内地学术界关心不够或研究不深的问题”。通过研读，笔者亦感到它有几个鲜明特色值得一提。
　　第一，《关系史》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对日台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以往，国内学者对日台关系的探讨往往在系统性、深度和广度上有所欠缺，没有形成一部专著。《关系史》从整体性研究的目的出发，试图在体系和分析模式上自成一体，对日台关系进行集中而有针对性的梳理。它涵盖了自“日华和平条约”(1952年)签订之后，日本与台湾从“建交”到“断交”的全过程，按照日本内阁更替的次序，从政治、经济等诸多层面为我们展示出日台关系冷暖交替和波动的演进特征。
　　在该书中可以看到，日本对台政策在日台“邦交”期间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延续性，具有冷战时代的显著特征；为确保研究结论的可信性与客观性，作者广泛收集多方资料，亲赴台湾进行了为期60天的实地考察，收集的资料不下百种。在研究中大量运用了中、日文第一手材料和珍贵的档案资料，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2004年新解密档案、台北国史馆大溪档案、日本外务省解密档案以及当事人的日记和回忆录等。作者多方征引，相互参照，防止了史料失实与研究肤浅卑陋的情况。作者善于从多角度多层次探究历史事件的原因与性质，论述简洁有力。如在分析鸠山内阁时期日本对中国政策的变化时，作者首先从国际形势的变化出发，分析日台关系不同时期的起伏变化。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作者再分析鸠山个人的政治信条及其内阁的政治经济政策，指出鸠山一郎的外交方针区别于吉田茂亲美色彩浓厚的政治路线，显得更为务实，注意到中国大陆和整个亚洲市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因而增强了外交的“自主性”。从国际格局、民族文化、领导人个人因素到现实利益博弈，这样多层面的分析贯穿了全书。与以往大多国际关系史著作不同的是，本书不是简单的编年叙事，作者特别注重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经过系统研究和审慎思考之后得出自己的结论
　　第二，《关系史》并没有停留在日台关系的表面分析上，而是追溯缘起、概述全貌，总体把握与个案具体剖析相结合，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审视这一关系的本质，立论宏大，角度新颖。它认为，“要认识战后国际形势的总体特征，就必须放宽分析的视野，需要一种新的分析逻辑，重新认识这种国际结构”事实上，日台“外交”关系的二十年(1952-1972年)，正处在冷战影响国际秩序、东西方对抗的时期。“日本与台湾的关系，是中日关系中颇为复杂的问题，其复杂性不仅涉及中日两国，而且涉及东亚以及对东亚有重要影响的其他大国，影响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的确，在冷战这一大国际背景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日台关系中的许多重要问题。
　　关于日本选择台湾国民党政府作为和约缔约对象问题，作者强调国际背景的复杂性，美国的全球战略使然。当时日本国内许多有识之士倾向于与中国大陆缔约，但美国对日施加了重要的影响：“杜鲁门特别强调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共产主义向外扩张的观点看待亚洲发生的一切变化，强调美国外交的重点在西半球和亚太地区，故而将亚太地区作为战略防御的重点，将日本、台湾纳入其全球战略的轨道。”亲美的吉田茂政府在外部压力下最终放弃中国大陆广阔的市场而与台湾当局缔约。作者同时也注意到吉田茂政府以对台媾和向美国讨价还价的一面。
　　关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与新《日美安保条约》(1960年)中的“远东条款”，作者通过广泛的对比联系，指出两者之间“有着十分清楚的逻辑关系”。通过加入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日本能够提高其国际地位，更重要的考虑在于维护在台湾地区的战略利益已成为日本明确的战略目标。需要指出的是，作者从更为广阔的视角出发，将日美通过条约“保护”台湾和美国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其他亚太国家签署的防御条约相联系，从而透视出日台关系深刻复杂的国际背景。
　　第三，《关系史》在分析视角和模式上也有可称道之处。可贵的是，它涉及了许多以往被忽视但却很有意义的学术问题。例如关于日本战后天皇制存废问题，作者特别提到蒋介石在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上的态度，认为“蒋介石对日本战后天皇制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罗斯福”，指出：“中华民国政府对战后日本天皇制持保留态度，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在日本天皇制保留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中国的影响也“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该书还进一步分析到，当时美国亚太战略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为了防止日本被“赤化”，“即将到来的苏美对立，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从亚洲退出后出现的权力真空需要填补，日本因战败混乱可能受到共产主义的赤化，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使日本问题具有了一揽子解决的特征”。这是作者透彻考察所得，是作者深思熟虑的结论。
　　关于日台“断交”的问题，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原因并不复杂，从根本上说是国际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中美关系的改善带来了中日关系的重新调整”。作者进一步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分析日本的民族性格，日本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有其深厚的文化基础：“西洋文化对日本固有文化起了极大的反作用，使其从重约束、轻生死、尚意气一变而为重现实、尚功利了”；作者更多地强调了国家利益：“中日建交是大势所趋，国际间的大国利益使然”，“在实际上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是至高无上的，而大国关系开始围绕这一主题重新调整”。这样，该书在对史实的分析上接近了历史的真实，摒弃了单纯从意识形态对立的观点分析国际问题的陈旧方法。
　　对于日本国内的“台湾帮”和日本“白团”在台湾的活动，《关系史》也不吝笔墨。这个问题以往台湾和日本学者已有关注，有专著出版，但是大陆的研究相对不足。事实上，研究岸信介政权以来在自民党内部形成的“台湾帮”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当前日本政坛右翼当道的背景下，尤其显得必要。在该书中，作者还对“白团”的组成、骨干和活动进行了考察，并将其与“台湾帮”联系起来。这样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谱系，也暗示出日台关系的复杂性——即使在“断交”之后，暗流也依然不断。
　　总而言之，《关系史》是一部前沿的、富有创新的著作。该书的出版填补了国内此研究领域的空白，有助于我们理清中日关系和台湾问题中的一些复杂线索，更好地认识当前局势。作者以一个严谨的历史学者的眼光审视日台关系的起落浮沉，逻辑严谨，分析全面，语言平实深入。作者虽是著史，但却始终着眼于现实，在历史发展的逻辑当中为现实难题寻求解决之道，正如作者所说：“我们的责任是正确地总结那段历史，从中汲取未来所需要的东西，早日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与民族伟大复兴。”当然，作为国内第一部专著，《关系史》在某些方面仍然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比如在对日台关系的探讨方面，它过于倚重政治与经济方面，对文化分析似显不够。是为美中不足。故而，我们热情期待作者的后续研究成果早日问世。
　　
　　[作者简介]秦川(1982-)，男，江西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工作。
　　[责任编辑：倪金荣]
　　
　　佛教的传播与北朝胡人的关系
　　
　　在3-6世纪的佛教传播过程中，北方游牧民族和来自西域等地的所谓“胡人”发挥了比较独特的作用：第一，胡人是较早接受和传播佛教信仰的群体，在北方尤其如此。首先，根据《高僧传》的记载，东汉到三国时期的传教、译经僧人主要是来自西域的胡人和印度僧人。“五胡乱华”之后，河西地区相对安宁，这就使得大批西域高僧聚集在这一地区，充分利用了该地区的多民族语言条件，译出了大量的佛教经典，也培养了一批通晓胡语文的高僧，为佛教的进一步东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佛教作为一种信仰被北方胡族广泛接受，始于佛图澄传教于后赵。佛图澄通过后赵大将郭黑略为石勒出谋划策，从而得到了石勒的信任，使石勒也信奉佛法，最终打开了让佛教成为国家佛教的大门，为后来专门译经讲经的义学僧人开辟了道路。第二，胡人之南迁，是传统的游牧文明强行嵌入农业文明区的过程，二者的冲突显然是非常剧烈的。这种冲突不仅仅是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方面的，而且也是基于其上的对于生命存在的理解方面的。由于胡人政权的惨烈统治，加剧了胡汉两种文化的冲突，也使得胡汉人民迫切需要一种共同的心理寄托和文化心态，佛教就此而成为了北方各民族的一种共同的追求。
　　
　　(摘自《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2期　作者尚永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