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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给予我的东西远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它给了我内心的力量，让我很坚信我要走这条路，而且更让我坚信，纪录片这个事业我能够走下去。
一位女导演，一台摄像机，三个月，沿边疆行走2万多公里，用镜头记录独特的边境文化。2009年李海培放下繁华大都市中的一切，带上摄像机独自上路，全部的积蓄与满腔的热血，换来了8集纪录片《边疆问路》的问世，并在4年后，沉淀为《边疆问路，再不出发梦就远了》的书稿。她路过鸭绿江，拜访中国最北的漠河，与说东北话的蓝眼睛成为朋友，夜宿草原牧民家，纳木错经历死里逃生，翻过雪山去尼泊尔，遇见印度大兵和藏族活佛，茶马古道上遭遇离奇黑猫导致“瘸腿儿”，和一群刚认识的青年人夜访老挝，坐船去越南串门儿……
出发才能够到达
《边疆问路》，这个书名让人思考良多。“问路”，问的究竟是什么？问的是哪一条路？为谁而问？李海培天生一张娃娃脸，目光清澈、嗓音甜软、语言灵动，给人一种珠圆玉润、亲切可爱的感觉，与印象中作风硬朗的女导演相去甚远。
“我是马年的大年初一出生的，我妈戏称我为‘马头’，四处奔波闯荡。但是很多人见了我，都觉得很难跟那个走边疆的形象搭在一起。”李海培解释，笑如银铃。
2000年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李海培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一名编导。2002年，她从央视辞职留学法国。2004年回国后，她入职一家外企影视制作公司，做一档世界文化名人访谈栏目。2005年，通过社会招聘进入北京奥组委，负责观众信息方面的服务。工作之余，她拿起摄像机，拍摄完成了她个人的首部独立纪录片《我们曾为奥运工作》。这也让她爱上了这样一种能够展现个人思考的表达方式。
三年后，北京奥组委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即将解散，奥组委的很多工作人员也面临着重新择业。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李海培有些迷茫，是顺理成章“找个有稳定收入的工作还房贷、养车、卸掉剩女的帽子，还是有另外的选择呢？”
摆在李海培面前的是两个很好的工作机会：到北京团市委下面的志愿者联合会作宣传工作，有稳定的编制；去一家海外电视台的驻京制作中心任职，薪水很高。在奥组委工作期间，她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稳定下来，似乎是更好的选择。但她却在犹豫，“这是我想要的人生路吗？”
恰在此时，一个热衷自驾游的朋友给她打来电话，说要环中国的陆路边境线走一圈，问她要不要一起拼车。这个提议让热爱旅行、热爱大自然的李海培怦然心动，但是必须准备一大笔路费。“我不是有钱有闲的阶层，得拿自己的积蓄来做这件事。但我决定把它当成一个事业，拍成一部纪录片，而不仅仅是去自驾游。”
李海培说，“我在国外的时候就特别乐此不疲地介绍中国，我一直在想怎样用影像去展现这个国家，展现这片土地上的人和文化。我觉得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我决定要走这趟行程，并给这部片子取了一个名字叫‘边疆问路’。一路上我们肯定会迷路，会问路，问自然的路同时也是在问我的人生路。”
只此一次，震撼一生
2009年6月6日，带上行装、药品和祝福，李海培开启边疆之旅。一路向北，过了鸭绿江入海口，汽车沿中朝边境线奔驰。往江对岸望去，白色的房子、“二八”自行车、牵着孩子兴奋挥手的农妇、行军拉练的学生、被拉成几道线的边境铁丝网，不断跃入李海培的眼帘。边境线的江水犹如一面镜子，让她不断地对比、观照、反思，心中五味杂陈。
中朝边境：报恩与施爱
“在吉林省长白县，朝鲜族的士司机小金告诉我，他小的时候比对面的朝鲜还穷，肚子吃不饱了，就到对岸的大娘家讨一碗大米饭吃。农村包产到户后，生活逐渐富裕了，他开大卡车跑运输，攒了些钱，买了小轿车开出租。如今，小金给江对岸的朝鲜朋友买了手机，用的是中国的网络，他负责交话费。他们想见面了，就打个电话，约好晚上在江上喝酒。”
李海培感慨，是江对岸曾经帮助过小金的朝鲜大娘，给小金的心里埋下了爱的种子，让他在努力挣钱的时候，不忘力所能及地报恩与施爱。
中俄边境：俄式产品和说着东北话的“外国人”
进入中俄边境，日新月异的边境线、繁荣的边境贸易，让李海培换了心情。“我们住进了全镇唯一的一户人家，镇长就是男主人，唯一的镇民是他的妻子，夫妻俩经营着一家家庭旅店。驻守边关的哨兵们是他们的近邻。厚厚的纱窗门根本挡不住蚊子的袭击，把我们咬得够呛。镇长夫人说，晚上给我们点上蚊香，‘我们小的时候听老人讲，很久以前这一带还有一种刑罚，就是把人绑在白桦林里，三天后，这人就能被蚊子活活咬死，因为毒液太厉害了嘛。’”
黑龙江省同江市，她采访的第一个人物就是宾馆大堂经理小张。小张是个土生土长的同江人，曾在俄罗斯生活过7年。他告诉李海培，当初去俄罗斯做生意是在新世纪之初，那时俄罗斯的生活用品极度匮乏，给中国商人的签证十分宽松。可跨过乌苏里江，来到陌生的对岸，他发现外国并不像他想象得那么好，以前远远望见的尖顶小洋楼、小别墅，近看都是破房子，市场上更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他用三个月时间考察，第一桶金是卖内裤赚的。小张发现那里的人都不穿内裤，也压根儿就不生产这个。他一次性批发了一万元钱的货，竟在一周内售罄，净赚六千元。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小张，风光回乡，给父母买房买车后不久，对岸的一场大火将他所有的货品和现金化为灰烬。29岁的他没有掉泪，打算从头再来，却因卢布连续三年贬值，生意越来越不好做，直到把灾后剩下的积蓄赔得一干二净。
“我问满脸沧桑的小张，是更感谢俄罗斯这个国家给他带来最初致富的契机，还是更怨恨这一段出国淘金之旅给他带来的打击？他长叹一口气说，‘我还是喜欢俄罗斯，并没有怨恨，但现在只想回到自己的家，只想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
在中国最北的城市漠河，建筑物也变成了俄罗斯风格。播放着东北二人转的宣传车从建筑前缓慢驶过，土洋结合，有点不伦不类。
李海培走进一个名叫“发娅”的面包店，店里的面点都是俄罗斯风味。“点心师是中俄混血的第三代俄罗斯后裔，店主来自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店主说，在他的家乡，这样的面包店满大街都是，因为距额尔古纳仅四小时车程的边境地区室韦，就有政府为俄罗斯族行政规划的俄罗斯乡，那里的人百分之八十都是中俄混血，他们几乎完全保留着俄罗斯人的生活方式，能歌善舞，家家户户都会做最正宗的俄罗斯烤面包——列巴。” 来到室韦时，那里正在举行中俄联欢会。江边的小广场上热闹极了，卷发蓝眼的“外国人”，用地道的东北话跟李海培打着招呼。“这次的联欢活动据说是近百年来中俄两岸共同举行的头一次。过去两岸居民天天隔江相望，却从没有这样正式交流过。如今虽不能随意跨越国界，联欢活动也只是隔着额尔古纳河进行，但毕竟是一次破冰行动，两岸百姓热情高涨。”
在联欢会现场，李海培看见额尔古纳河两岸早已架起大喇叭，联欢会正一边出一个节目交替进行着。好几位扎着花头巾的老奶奶兴奋地抓起话筒就冲着对岸用俄语大声喊起来，声音激动得发颤，蓝眼睛噙着泪花。“我问老奶奶刚才都跟对岸邻居说什么了，她立马换成了东北味儿的汉语：‘我跟他们说，我的爸爸妈妈都在对岸，我想他们。我在中国和儿女小孙子生活，欢迎你们到中国来玩儿！’”
随着联欢会的气氛越来越热烈，两岸百姓唱起了同一首歌——《小路》。有趣的是对岸用俄语，这边用汉语。唱着唱着，两岸的人们开始情不自禁地往河边走，还不停地向对岸挥手。
中尼边境：去加德满都看病的夏尔巴人
西藏不像东北，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边境线，大多数时候，绵延的雪山就是一道天然的“边境铁丝网”，高原上生活的所有藏民也都成了李海培《边疆问路》所关注的对象。听从医生的劝告，李海培临时放弃了去海拔5000米的阿里地区采访拍摄著名的中尼、中印普兰口岸和神秘的古格王朝与狮泉河的计划，转而去往中尼边境口岸樟木。
樟木的平均海拔只有2300米，当地原住民是夏尔巴人，属于藏族的一个分支。“尼泊尔人中也有一部分夏尔巴人，他们多数居住在喜马拉雅山脉附近，是世界著名的登山向导。除了夏尔巴人，不少汉族人在樟木开店、做生意，促进了这座边城的繁荣。”李海培说。在街边一座供奉着巨大转经筒的寺庙里，守庙的夏尔巴妇女会说一点汉语。她告诉李海培，自己心脏不好，经常要去加德满都看病，因为那里比拉萨要近些，又是尼泊尔的首都，有不少外国医生，医疗水平也不错，去拉萨的话反而要翻过海拔5000米的雪山。她还收养了一个失去父母的尼泊尔孩子，刚刚十岁。
邻国的资源设施给边城百姓带来了生活上的方便，和平与商贸往来，也为两国边民提供了交流与发展的契机。“在樟木，我遇到一个来中国做服装生意的尼泊尔人，他告诉我，他的家就在山的那边，从山下口岸过关就是。如果想家了，一天之内就能回去。”
中越边境：繁荣的边境贸易
抵达云南最早的边贸口岸之一河口，口岸的繁忙与拥挤，令李海培吃惊。“河口对面是越南老街省的首府老街市。每天早上，8点的升旗仪式之后，口岸开了，大批早早等候过关的越南边民从桥对岸奔跑而来，背着大小箩筐，推着三轮，扛着巨大的编织袋，来抢购商品。河口这边开着商铺的中国商人们，则从容地发货、点钱，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一位来自青岛的商人告诉李海培，他到河口做生意已经七八年了，生意还不错，“越南人不生产，什么都靠从中国进口，连水果都是。”
永远不能辜负的信仰
一路走来，李海培都带着一个关于“什么是幸福”的问题，得到了各种朴实的答案。当她把这个问题抛向这位青岛商人时，他笑笑，慢条斯理地说：“钱多钱少，常有就好。家穷家富，快乐就好。这就是幸福。你说对吧？”短短两句话，简洁明了。
“生活在边境的人，他们更容易满足，幸福感很强。他们没有太大的奢望，只要家里人在一起，最多想再搞搞旅游业，赚些外快就很开心了。”李海培说，问了一路“什么是幸福”，回来后，她才发现一路上都很幸福，“我干了我喜欢的事，我觉得我这辈子没白活。”
有人曾经说过：“我这一生，只需要两样东西，一样是自由，一样是梦想。因为我知道，只要有了这两样，我就可以踏着命运的脚步大步向前。”
别总是埋头工作低头生活，别忘了偶尔抬起头看看这个世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趁着年轻疯狂一次，用出发，让生命真正地虔诚一回。
结束边境之行最后一站广西凭祥的行程，李海培带着丰富的素材回到了北京，一边在家静养脚伤，一边着手剪辑制作。由于没有多余的资金，撰稿、剪辑、配音、配乐、翻译、上字幕等所有工作都亲力亲为，每天工作18个小时。
“有一天我收到一条手机停机前的提醒短信，要去交费的时候，发现找遍自己所有的银行卡，居然只剩下83元钱，终于强烈地意识到自己面临的经济危机，必须加快后期制作的速度了。”李海培请了一位刚毕业的小姑娘帮她切镜头，记场记，一位剪辑师朋友免费帮她做了片头的地图动画，一位作录音的大学同学也慷慨相助，免费帮她录了样片的配音。5个月后，《边疆问路》终于制作完成。
“起初，我抱着《边疆问路》，去电视台寻求播出渠道，均一一碰壁。”李海培说，虽然《边疆问路》这个片子最后只在杭州和香港的电视台以及网上播出，基本上是血本无归的，“但是它给予我的东西远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它给了我内心的力量，让我很坚信我要走这条路，而且更让我坚信，纪录片这个事业我能够走下去。我也开始去思考，怎么让纪录片与市场结合，对我来说这也许是个长期的课题。”
《边疆问路》的书，是在李海培的宝贝出生前的4天才完成的，“当我的手捧着他的小手、小脚，就会感叹他长得真快，如今的每一分钟对我来说都很珍贵。我希望用行动给他正面的影响，让他保持着愿意去探索这个世界的强大内心，希望他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用自己的故事让他明白人生会有很多悲欢、酸甜苦辣，但这些都精彩，我要给他一个阳光的种子，这本书也是写给他的，让他看到妈妈曾经是如何追求梦想的。”
一位女导演，一台摄像机，三个月，沿边疆行走2万多公里，用镜头记录独特的边境文化。2009年李海培放下繁华大都市中的一切，带上摄像机独自上路，全部的积蓄与满腔的热血，换来了8集纪录片《边疆问路》的问世，并在4年后，沉淀为《边疆问路，再不出发梦就远了》的书稿。她路过鸭绿江，拜访中国最北的漠河，与说东北话的蓝眼睛成为朋友，夜宿草原牧民家，纳木错经历死里逃生，翻过雪山去尼泊尔，遇见印度大兵和藏族活佛，茶马古道上遭遇离奇黑猫导致“瘸腿儿”，和一群刚认识的青年人夜访老挝，坐船去越南串门儿……
出发才能够到达
《边疆问路》，这个书名让人思考良多。“问路”，问的究竟是什么？问的是哪一条路？为谁而问？李海培天生一张娃娃脸，目光清澈、嗓音甜软、语言灵动，给人一种珠圆玉润、亲切可爱的感觉，与印象中作风硬朗的女导演相去甚远。
“我是马年的大年初一出生的，我妈戏称我为‘马头’，四处奔波闯荡。但是很多人见了我，都觉得很难跟那个走边疆的形象搭在一起。”李海培解释，笑如银铃。
2000年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李海培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一名编导。2002年，她从央视辞职留学法国。2004年回国后，她入职一家外企影视制作公司，做一档世界文化名人访谈栏目。2005年，通过社会招聘进入北京奥组委，负责观众信息方面的服务。工作之余，她拿起摄像机，拍摄完成了她个人的首部独立纪录片《我们曾为奥运工作》。这也让她爱上了这样一种能够展现个人思考的表达方式。
三年后，北京奥组委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即将解散，奥组委的很多工作人员也面临着重新择业。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李海培有些迷茫，是顺理成章“找个有稳定收入的工作还房贷、养车、卸掉剩女的帽子，还是有另外的选择呢？”
摆在李海培面前的是两个很好的工作机会：到北京团市委下面的志愿者联合会作宣传工作，有稳定的编制；去一家海外电视台的驻京制作中心任职，薪水很高。在奥组委工作期间，她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稳定下来，似乎是更好的选择。但她却在犹豫，“这是我想要的人生路吗？”
恰在此时，一个热衷自驾游的朋友给她打来电话，说要环中国的陆路边境线走一圈，问她要不要一起拼车。这个提议让热爱旅行、热爱大自然的李海培怦然心动，但是必须准备一大笔路费。“我不是有钱有闲的阶层，得拿自己的积蓄来做这件事。但我决定把它当成一个事业，拍成一部纪录片，而不仅仅是去自驾游。”
李海培说，“我在国外的时候就特别乐此不疲地介绍中国，我一直在想怎样用影像去展现这个国家，展现这片土地上的人和文化。我觉得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我决定要走这趟行程，并给这部片子取了一个名字叫‘边疆问路’。一路上我们肯定会迷路，会问路，问自然的路同时也是在问我的人生路。”
只此一次，震撼一生
2009年6月6日，带上行装、药品和祝福，李海培开启边疆之旅。一路向北，过了鸭绿江入海口，汽车沿中朝边境线奔驰。往江对岸望去，白色的房子、“二八”自行车、牵着孩子兴奋挥手的农妇、行军拉练的学生、被拉成几道线的边境铁丝网，不断跃入李海培的眼帘。边境线的江水犹如一面镜子，让她不断地对比、观照、反思，心中五味杂陈。
中朝边境：报恩与施爱
“在吉林省长白县，朝鲜族的士司机小金告诉我，他小的时候比对面的朝鲜还穷，肚子吃不饱了，就到对岸的大娘家讨一碗大米饭吃。农村包产到户后，生活逐渐富裕了，他开大卡车跑运输，攒了些钱，买了小轿车开出租。如今，小金给江对岸的朝鲜朋友买了手机，用的是中国的网络，他负责交话费。他们想见面了，就打个电话，约好晚上在江上喝酒。”
李海培感慨，是江对岸曾经帮助过小金的朝鲜大娘，给小金的心里埋下了爱的种子，让他在努力挣钱的时候，不忘力所能及地报恩与施爱。
中俄边境：俄式产品和说着东北话的“外国人”
进入中俄边境，日新月异的边境线、繁荣的边境贸易，让李海培换了心情。“我们住进了全镇唯一的一户人家，镇长就是男主人，唯一的镇民是他的妻子，夫妻俩经营着一家家庭旅店。驻守边关的哨兵们是他们的近邻。厚厚的纱窗门根本挡不住蚊子的袭击，把我们咬得够呛。镇长夫人说，晚上给我们点上蚊香，‘我们小的时候听老人讲，很久以前这一带还有一种刑罚，就是把人绑在白桦林里，三天后，这人就能被蚊子活活咬死，因为毒液太厉害了嘛。’”
黑龙江省同江市，她采访的第一个人物就是宾馆大堂经理小张。小张是个土生土长的同江人，曾在俄罗斯生活过7年。他告诉李海培，当初去俄罗斯做生意是在新世纪之初，那时俄罗斯的生活用品极度匮乏，给中国商人的签证十分宽松。可跨过乌苏里江，来到陌生的对岸，他发现外国并不像他想象得那么好，以前远远望见的尖顶小洋楼、小别墅，近看都是破房子，市场上更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他用三个月时间考察，第一桶金是卖内裤赚的。小张发现那里的人都不穿内裤，也压根儿就不生产这个。他一次性批发了一万元钱的货，竟在一周内售罄，净赚六千元。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小张，风光回乡，给父母买房买车后不久，对岸的一场大火将他所有的货品和现金化为灰烬。29岁的他没有掉泪，打算从头再来，却因卢布连续三年贬值，生意越来越不好做，直到把灾后剩下的积蓄赔得一干二净。
“我问满脸沧桑的小张，是更感谢俄罗斯这个国家给他带来最初致富的契机，还是更怨恨这一段出国淘金之旅给他带来的打击？他长叹一口气说，‘我还是喜欢俄罗斯，并没有怨恨，但现在只想回到自己的家，只想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
在中国最北的城市漠河，建筑物也变成了俄罗斯风格。播放着东北二人转的宣传车从建筑前缓慢驶过，土洋结合，有点不伦不类。
李海培走进一个名叫“发娅”的面包店，店里的面点都是俄罗斯风味。“点心师是中俄混血的第三代俄罗斯后裔，店主来自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店主说，在他的家乡，这样的面包店满大街都是，因为距额尔古纳仅四小时车程的边境地区室韦，就有政府为俄罗斯族行政规划的俄罗斯乡，那里的人百分之八十都是中俄混血，他们几乎完全保留着俄罗斯人的生活方式，能歌善舞，家家户户都会做最正宗的俄罗斯烤面包——列巴。” 来到室韦时，那里正在举行中俄联欢会。江边的小广场上热闹极了，卷发蓝眼的“外国人”，用地道的东北话跟李海培打着招呼。“这次的联欢活动据说是近百年来中俄两岸共同举行的头一次。过去两岸居民天天隔江相望，却从没有这样正式交流过。如今虽不能随意跨越国界，联欢活动也只是隔着额尔古纳河进行，但毕竟是一次破冰行动，两岸百姓热情高涨。”
在联欢会现场，李海培看见额尔古纳河两岸早已架起大喇叭，联欢会正一边出一个节目交替进行着。好几位扎着花头巾的老奶奶兴奋地抓起话筒就冲着对岸用俄语大声喊起来，声音激动得发颤，蓝眼睛噙着泪花。“我问老奶奶刚才都跟对岸邻居说什么了，她立马换成了东北味儿的汉语：‘我跟他们说，我的爸爸妈妈都在对岸，我想他们。我在中国和儿女小孙子生活，欢迎你们到中国来玩儿！’”
随着联欢会的气氛越来越热烈，两岸百姓唱起了同一首歌——《小路》。有趣的是对岸用俄语，这边用汉语。唱着唱着，两岸的人们开始情不自禁地往河边走，还不停地向对岸挥手。
中尼边境：去加德满都看病的夏尔巴人
西藏不像东北，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边境线，大多数时候，绵延的雪山就是一道天然的“边境铁丝网”，高原上生活的所有藏民也都成了李海培《边疆问路》所关注的对象。听从医生的劝告，李海培临时放弃了去海拔5000米的阿里地区采访拍摄著名的中尼、中印普兰口岸和神秘的古格王朝与狮泉河的计划，转而去往中尼边境口岸樟木。
樟木的平均海拔只有2300米，当地原住民是夏尔巴人，属于藏族的一个分支。“尼泊尔人中也有一部分夏尔巴人，他们多数居住在喜马拉雅山脉附近，是世界著名的登山向导。除了夏尔巴人，不少汉族人在樟木开店、做生意，促进了这座边城的繁荣。”李海培说。在街边一座供奉着巨大转经筒的寺庙里，守庙的夏尔巴妇女会说一点汉语。她告诉李海培，自己心脏不好，经常要去加德满都看病，因为那里比拉萨要近些，又是尼泊尔的首都，有不少外国医生，医疗水平也不错，去拉萨的话反而要翻过海拔5000米的雪山。她还收养了一个失去父母的尼泊尔孩子，刚刚十岁。
邻国的资源设施给边城百姓带来了生活上的方便，和平与商贸往来，也为两国边民提供了交流与发展的契机。“在樟木，我遇到一个来中国做服装生意的尼泊尔人，他告诉我，他的家就在山的那边，从山下口岸过关就是。如果想家了，一天之内就能回去。”
中越边境：繁荣的边境贸易
抵达云南最早的边贸口岸之一河口，口岸的繁忙与拥挤，令李海培吃惊。“河口对面是越南老街省的首府老街市。每天早上，8点的升旗仪式之后，口岸开了，大批早早等候过关的越南边民从桥对岸奔跑而来，背着大小箩筐，推着三轮，扛着巨大的编织袋，来抢购商品。河口这边开着商铺的中国商人们，则从容地发货、点钱，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一位来自青岛的商人告诉李海培，他到河口做生意已经七八年了，生意还不错，“越南人不生产，什么都靠从中国进口，连水果都是。”
永远不能辜负的信仰
一路走来，李海培都带着一个关于“什么是幸福”的问题，得到了各种朴实的答案。当她把这个问题抛向这位青岛商人时，他笑笑，慢条斯理地说：“钱多钱少，常有就好。家穷家富，快乐就好。这就是幸福。你说对吧？”短短两句话，简洁明了。
“生活在边境的人，他们更容易满足，幸福感很强。他们没有太大的奢望，只要家里人在一起，最多想再搞搞旅游业，赚些外快就很开心了。”李海培说，问了一路“什么是幸福”，回来后，她才发现一路上都很幸福，“我干了我喜欢的事，我觉得我这辈子没白活。”
有人曾经说过：“我这一生，只需要两样东西，一样是自由，一样是梦想。因为我知道，只要有了这两样，我就可以踏着命运的脚步大步向前。”
别总是埋头工作低头生活，别忘了偶尔抬起头看看这个世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趁着年轻疯狂一次，用出发，让生命真正地虔诚一回。
结束边境之行最后一站广西凭祥的行程，李海培带着丰富的素材回到了北京，一边在家静养脚伤，一边着手剪辑制作。由于没有多余的资金，撰稿、剪辑、配音、配乐、翻译、上字幕等所有工作都亲力亲为，每天工作18个小时。
“有一天我收到一条手机停机前的提醒短信，要去交费的时候，发现找遍自己所有的银行卡，居然只剩下83元钱，终于强烈地意识到自己面临的经济危机，必须加快后期制作的速度了。”李海培请了一位刚毕业的小姑娘帮她切镜头，记场记，一位剪辑师朋友免费帮她做了片头的地图动画，一位作录音的大学同学也慷慨相助，免费帮她录了样片的配音。5个月后，《边疆问路》终于制作完成。
“起初，我抱着《边疆问路》，去电视台寻求播出渠道，均一一碰壁。”李海培说，虽然《边疆问路》这个片子最后只在杭州和香港的电视台以及网上播出，基本上是血本无归的，“但是它给予我的东西远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它给了我内心的力量，让我很坚信我要走这条路，而且更让我坚信，纪录片这个事业我能够走下去。我也开始去思考，怎么让纪录片与市场结合，对我来说这也许是个长期的课题。”
《边疆问路》的书，是在李海培的宝贝出生前的4天才完成的，“当我的手捧着他的小手、小脚，就会感叹他长得真快，如今的每一分钟对我来说都很珍贵。我希望用行动给他正面的影响，让他保持着愿意去探索这个世界的强大内心，希望他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用自己的故事让他明白人生会有很多悲欢、酸甜苦辣，但这些都精彩，我要给他一个阳光的种子，这本书也是写给他的，让他看到妈妈曾经是如何追求梦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