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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财经记者、《管理百年》作者斯图尔特·克雷纳说：“在一个即时反应、行动导向、压力重重的商业世界里，书本改变了事务，它们改变了行为，它们变更了期待和志向。”在深圳这个高度商业化的城市里，读书会提供给书友一个内心的锚定，也在不经意间影响着他们对商业和生活的选择。
每个人都领到了一张A4白纸，大家长桌边落座，汪洋开口了：“还是老规矩，大家在纸上画一幅画，用这幅画来介绍自己。大家开始吧。”周日下午两点，深圳读书会的“每周一书”活动在物质生活书吧照例举行。
8月12日的活动一共来20个人，加上我，9女11男。汪洋穿上了衬衫西裤，平时的他可不会这么打扮，休闲裤加T恤让他觉得很舒服。从2011年8月成为深圳读书会的责任人，汪洋为自己置办了这些正式的行头，应对活动现场或者与政府官员谈合作。
一个戴眼镜的文静女孩第一个画完了，她举起A4纸，上面是一只兔子和一箱胡萝卜面包。讲完一个寓言故事之后，她拿出自己带来的书—蔡康永的《LA流浪记》，刚亮出书的封面，刚刚赶来的一个女生回应道：“我看过蔡康永所有的书。”汪洋咯咯地笑着，向大家介绍说话的那位—“她是我们的读书会的王牌文案，你们看到的介绍读书会那些很棒的文案都出自她手。”后来，汪洋告诉我，像“王牌文案”这样为读书会服务的义工还有很多，大家常常参加读书会的活动，都会自发地做点事情。
画完的人多了起来，他们举起画，依次介绍。
“每个人3分钟，大家注意介绍到第5个人的时候，请把前面4个人的名字重复一遍，第10个人重复前面9个人的名字。”上个月加入的全职义工任强站在投影幕布边上，为发言的人计时。
一轮下来，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大家认识了推荐《驱动力》的“敬畏之心”（网名）、从香港赶来的Richard、名字由三种颜色构成的姑娘、因为王石的《道路与梦想》而创业的小伙子、公司里用昆虫作为代号的“跳跳蚂蚱”等等。有的人彼此认识，只有汪洋认识所有的人。
每周一书是深圳读书会每周固定的活动之一。通常选择一个书吧或者咖啡馆举行，早期还需要在聚橙网或者豆瓣公开发出活动信息，经过几年积累，今天的活动，汪洋只需要在一个类似内部微博的论坛发出时间和地点，书友们就会呼朋引伴带上自己的推荐书前来参加了。
深圳读书会是一个草根公益组织，他们是一群年轻人，在一个“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城市里，选择一起静静地读书，每周有活动，风雨无阻。这事儿如果发生在北京、上海、南京、西安这些高校林立、文化氛围浓厚的城市里，也许算不上故事，但它偏偏发生在深圳—这个被视为中国经济发达但文化匮乏的城市就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现在的读书会核心成员有二十多名，每周至少有两次的固定活动，活动时间是周二和周日。周二，在深圳中心书城南区多功能厅，读书会承办了当晚的深圳晚8点（深圳中心书城主办的活动，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8点活动开始），以讲座形式为主，有时也有人来讲评书甚至辩论赛。周日是每周一书的分享会，活动地点通常在物质生活咖啡厅。
如果从第一次使用“深圳读书会”这个名字开始组织活动算起，读书会已有5年的历史了。最初是2007年时，聚橙网（当时是深圳本地社交网络）召集大家以书会友的书友会，不巧这次活动当天碰上打台风，顶着暴风骤雨坚持前来聚会的只有三个姑娘，她们被后来的人称为“三剑客”，她们三人成为深圳读书会最早的召集者。
汪洋：从“天才”到会长
32岁的汪洋，是现在深圳读书会（下称读书会）的负责人，他就是那个时候参加读书会活动的。汪洋是湖北黄石人，2002年从西安欧亚学院毕业，当年年底便来到深圳。2012年是他来深圳的第十年。
汪洋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参加读书会的活动，“在车公庙附近一栋有人看电梯的楼里，非常偏僻。不过，进去一看，觉得都是好人”，曾经被骗入过传销组织的汪洋觉得很安心。主持的人是聚橙网的创始人耿军，一听人家的背景是留洋医学博士，汪洋觉得，“这个人说话很有层次，我以前从没接触过这么高端的人。参加活动者的素质也是我想要的。”
汪洋喜欢用“高端”这个词汇形容读书会的人，却从不这样评价他的客户。做了六年酒店管理软件销售的汪洋，曾目睹了很多客户从一家酒店做起，在全国都开起数十家连锁酒店。跟他打交道做生意，从来不欠账，公司现金流都非常好。这些身家过亿的老板是一般认为的成功人士。
汪洋却认为，“可能是时代造就了他们吧。他们都是潮州人，学历不高。办公室里都摆很多书，但是从来不看。因为他们根本没必要看书，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处理政商关系”，汪洋很清楚，这些潮州人能做到的，他做不到。
汪洋更喜欢泡在读书会里，他喜欢这里相对简单单纯的人际关系。从2007年开始，汪洋几乎每周都参加读书会的活动，会跟大家一起去吃遍老馆子，后来会去雅舍家常菜跟大家一起听沙龙，雅舍是读书会固定的活动场所。“那时候觉得这是一种生活，而不是去参加活动。”那时，大家都是以聚橙网的ID相称，大家都直呼汪洋的ID管他叫“天才”，话剧剧评写得很不错，又常来参加活动，因此很出名。
5年过去，读书会最早的“三剑客”闹了矛盾，已经不能同处一室了，聚橙网这个读书会的发起方，现在也早已与读书会毫无关系。2007年时，聚橙网刚刚成立，深圳读书会只是网站上做活动的一个名称，尔后聚集起汪洋等一批活跃的参与者。大家逐渐觉得，总在别人的地方办活动，很不方便，就在2008年多人出资，办起雅舍—一个可以做活动，可以吃饭的地方。
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活动内容就更丰富了，不同行业的嘉宾纷至沓来。线上发布，线下执行。雅舍一时间非常红火，开了分店，被媒体多次报道。2010年，汪洋在聚橙网创始人耿军的鼓动下，全职当起雅舍的总经理，同时兼任聚橙网活动部的工作。直到聚橙网获得千万级别的风险投资转型成为一家专业的票务公司，需要剥离不良业务—读书会名义的活动完全不赚钱，成为被剥离的对象。 深圳读书会的牌子一度没人要、也没人愿意管了。直到2011年8月，汪洋全职成为深圳读书会的负责人，知道他真名的人多了，叫他“天才”的人少了，常被参加活动的人称为会长。但在汪洋心中，读书会的灵魂没有变，这也是他守在这里的原因。
转折点
2011年是汪洋来到深圳的第9年。这一年的3月，时任雅舍总经理的汪洋与相恋7年的妻子离了婚，此时，公司账上一分钱都没了，发不出工资。失去工作的汪洋卖掉房子，跟前妻分了钱，一拍两散。这个月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爆炸，全世界数亿人的目光聚焦于此，而汪洋无暇顾及任何别人的事情，家庭变故无异于一场9级地震，几乎是一夜之间，没有一根白发的他突然间满头华发。他切断了与朋友的联系，不想与任何了解他上一次婚姻的人来往，也不找工作，靠卖掉婚房的钱过日子，浑浑噩噩地打发了差不多4个月时间。那些日子究竟做过点什么，他回忆起来无非是参加了一场同学婚礼或者逛了淘宝这些杂七杂八的琐事。
2011年8月汪洋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深圳市文体旅游局，邀请他作为深圳读书会的代表参加文化建设主题的会议。这个电话改变了读书会接下来的命运，他的生活也因此提振起来。
汪洋有一个口头禅—“非常好”，用来形容一切他认为还不错的东西。不知道这是否与他做了6年销售，需要常常赞美和认同客户有关，但是，这个口头禅说得多了，他自己好像也就信了，或者说很容易进入一种信的状态。在每一次面临选择的时候，他对自己所选择的对象评价都是—非常好，读书会只发2000块工资，社保医保全没有的情况下，他对别人所描绘的连锁餐厅上市的未来深信不疑—“雅舍的未来可以非常好。”
同样的，应政府邀约参加会议，汪洋也感觉非常好：“参加的人很高端，有深圳中学校长、晶报总编辑、图书馆馆长。他们都四五十岁了。”三十多岁的汪洋坐在其中，“觉得很舒服，”优越感油然而生，“我的未来应该还是很有希望的。”
这通电话改变了汪洋的生活，在他看来，来深圳的第9年，终于第一次打通了他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2011年8月，汪洋开始忙碌。他开始写材料，以深圳读书会负责人的名义向深圳精神文明办公室、深圳市文体旅游局提交深圳全民阅读示范单位的自荐材料。顺利获奖之后，“越来越多的政府资源开始倾斜”，跟汪洋一起开会的图书馆馆长们，都要完成自己图书馆每年办活动的任务，于是，他们找读书会一起做活动：汪洋邀请嘉宾，图书馆提供场地。图书馆完成了任务，读书会的活动有了免费场地，各取所需，汪洋继续义务劳动，从中没有获得任何收入。
“你是在梨园路上吗？看到乐安居了吗？对，你面对乐安居最右边有一个华辉装饰，看到了吗？华辉装饰的对面有恩派的牌子。”读书会的办公室很难找，第一次来的人往往都会重复上面的桥段。给前来读书会办公室拜访的人指路是汪洋的一大任务。
成长了4年多的读书会，总算告别漂泊在图书馆、咖啡厅的日子，有了自己固定办公的地方—恩派的深圳办公室在一个100平方米左右的开放式办公室里划给深圳读书会几张办公桌。恩派是一家发源于上海的公益组织孵化器，2009年登陆深圳，恩派深圳干事王彩霞，在参加了读书会的一次活动后便找到汪洋，邀请他们进入恩派的孵化。2012年7月，深圳读书会正式入驻恩派。
义工和书友的选择
除了汪洋，读书会核心的活跃成员有二十来位。汪洋负责总体统筹，和汪洋一起主持每周一书活动的任强是2012年6月加入的全职义工，现在负责志愿者培训。“2012年元旦到今天，我读了172本书。”任强出生于1989年，他说，在这些书里，他选择了105本，为它们画出了读书导图。
读书会负责行政方面的是2011年年底加入的义工王国凤，她是东北人，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王国凤性格温和，是一家慈善基金会深圳办事处的负责人，曾带领团队做了“爱要大声说出来”等大型慈善活动，但她仍旧觉得“没有完全释放”、“有劲没处使”。读书会的工作让她觉得能把“余热”更多地发挥出来。
书友“蚂蚱”的老公“蟋蟀”听说我采访读书会特地坐动车赶到深圳，要和我聊聊他的公司“贷帮”。和读书会一样，目前这个公司不赚钱，他想做中国的尤努斯—做一所穷人的银行，目标客户是农户，贷款金额3万元以下。
开始做贷帮之前，尹飞的职位是深圳商业银行行长的秘书。“那时候做信贷员，收入很高，但是一点都不开心。”2004年，他在《亚洲的英雄》里看到一个名字—尤努斯，他开创了一种新的贷款业务，专门为那些因为贫穷传统银行不愿意贷款的人提供小额的贷款。2007年6月，尹飞在银行新一轮提拔中落选，31岁的尹飞辞职创办了“贷帮”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2008年下半年，尹飞第一笔贷款投到了大别山。放贷的钱大部分是自己的，小部分是“拼命忽悠朋友”来的。到2008年年底，尹飞一共放出12笔贷款。“我现在是负资产，但是，我很开心。”尹飞说。
读书会提供给书友在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一个内心的锚定，在不经意间更影响着他们商业和生活的选择。读书会的会长汪洋、义工们和书友们的选择多少带有理想色彩，汪洋觉得，虽然有政府资源的引入，读书会仍是一个草根公益组织，谁都可以参加，“这里的讲者有过和尚、道士、牧师，参与读书分享的有民工、图书馆的清洁工，甚至还有国安局警察。现在，这里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政府、企业资源的引入让它有了继续走下去的能力。”虽然，这位会长一年多都没收入了，但是他觉得，“读书会的未来会非常好。”
每个人都领到了一张A4白纸，大家长桌边落座，汪洋开口了：“还是老规矩，大家在纸上画一幅画，用这幅画来介绍自己。大家开始吧。”周日下午两点，深圳读书会的“每周一书”活动在物质生活书吧照例举行。
8月12日的活动一共来20个人，加上我，9女11男。汪洋穿上了衬衫西裤，平时的他可不会这么打扮，休闲裤加T恤让他觉得很舒服。从2011年8月成为深圳读书会的责任人，汪洋为自己置办了这些正式的行头，应对活动现场或者与政府官员谈合作。
一个戴眼镜的文静女孩第一个画完了，她举起A4纸，上面是一只兔子和一箱胡萝卜面包。讲完一个寓言故事之后，她拿出自己带来的书—蔡康永的《LA流浪记》，刚亮出书的封面，刚刚赶来的一个女生回应道：“我看过蔡康永所有的书。”汪洋咯咯地笑着，向大家介绍说话的那位—“她是我们的读书会的王牌文案，你们看到的介绍读书会那些很棒的文案都出自她手。”后来，汪洋告诉我，像“王牌文案”这样为读书会服务的义工还有很多，大家常常参加读书会的活动，都会自发地做点事情。
画完的人多了起来，他们举起画，依次介绍。
“每个人3分钟，大家注意介绍到第5个人的时候，请把前面4个人的名字重复一遍，第10个人重复前面9个人的名字。”上个月加入的全职义工任强站在投影幕布边上，为发言的人计时。
一轮下来，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大家认识了推荐《驱动力》的“敬畏之心”（网名）、从香港赶来的Richard、名字由三种颜色构成的姑娘、因为王石的《道路与梦想》而创业的小伙子、公司里用昆虫作为代号的“跳跳蚂蚱”等等。有的人彼此认识，只有汪洋认识所有的人。
每周一书是深圳读书会每周固定的活动之一。通常选择一个书吧或者咖啡馆举行，早期还需要在聚橙网或者豆瓣公开发出活动信息，经过几年积累，今天的活动，汪洋只需要在一个类似内部微博的论坛发出时间和地点，书友们就会呼朋引伴带上自己的推荐书前来参加了。
深圳读书会是一个草根公益组织，他们是一群年轻人，在一个“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城市里，选择一起静静地读书，每周有活动，风雨无阻。这事儿如果发生在北京、上海、南京、西安这些高校林立、文化氛围浓厚的城市里，也许算不上故事，但它偏偏发生在深圳—这个被视为中国经济发达但文化匮乏的城市就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现在的读书会核心成员有二十多名，每周至少有两次的固定活动，活动时间是周二和周日。周二，在深圳中心书城南区多功能厅，读书会承办了当晚的深圳晚8点（深圳中心书城主办的活动，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8点活动开始），以讲座形式为主，有时也有人来讲评书甚至辩论赛。周日是每周一书的分享会，活动地点通常在物质生活咖啡厅。
如果从第一次使用“深圳读书会”这个名字开始组织活动算起，读书会已有5年的历史了。最初是2007年时，聚橙网（当时是深圳本地社交网络）召集大家以书会友的书友会，不巧这次活动当天碰上打台风，顶着暴风骤雨坚持前来聚会的只有三个姑娘，她们被后来的人称为“三剑客”，她们三人成为深圳读书会最早的召集者。
汪洋：从“天才”到会长
32岁的汪洋，是现在深圳读书会（下称读书会）的负责人，他就是那个时候参加读书会活动的。汪洋是湖北黄石人，2002年从西安欧亚学院毕业，当年年底便来到深圳。2012年是他来深圳的第十年。
汪洋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参加读书会的活动，“在车公庙附近一栋有人看电梯的楼里，非常偏僻。不过，进去一看，觉得都是好人”，曾经被骗入过传销组织的汪洋觉得很安心。主持的人是聚橙网的创始人耿军，一听人家的背景是留洋医学博士，汪洋觉得，“这个人说话很有层次，我以前从没接触过这么高端的人。参加活动者的素质也是我想要的。”
汪洋喜欢用“高端”这个词汇形容读书会的人，却从不这样评价他的客户。做了六年酒店管理软件销售的汪洋，曾目睹了很多客户从一家酒店做起，在全国都开起数十家连锁酒店。跟他打交道做生意，从来不欠账，公司现金流都非常好。这些身家过亿的老板是一般认为的成功人士。
汪洋却认为，“可能是时代造就了他们吧。他们都是潮州人，学历不高。办公室里都摆很多书，但是从来不看。因为他们根本没必要看书，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处理政商关系”，汪洋很清楚，这些潮州人能做到的，他做不到。
汪洋更喜欢泡在读书会里，他喜欢这里相对简单单纯的人际关系。从2007年开始，汪洋几乎每周都参加读书会的活动，会跟大家一起去吃遍老馆子，后来会去雅舍家常菜跟大家一起听沙龙，雅舍是读书会固定的活动场所。“那时候觉得这是一种生活，而不是去参加活动。”那时，大家都是以聚橙网的ID相称，大家都直呼汪洋的ID管他叫“天才”，话剧剧评写得很不错，又常来参加活动，因此很出名。
5年过去，读书会最早的“三剑客”闹了矛盾，已经不能同处一室了，聚橙网这个读书会的发起方，现在也早已与读书会毫无关系。2007年时，聚橙网刚刚成立，深圳读书会只是网站上做活动的一个名称，尔后聚集起汪洋等一批活跃的参与者。大家逐渐觉得，总在别人的地方办活动，很不方便，就在2008年多人出资，办起雅舍—一个可以做活动，可以吃饭的地方。
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活动内容就更丰富了，不同行业的嘉宾纷至沓来。线上发布，线下执行。雅舍一时间非常红火，开了分店，被媒体多次报道。2010年，汪洋在聚橙网创始人耿军的鼓动下，全职当起雅舍的总经理，同时兼任聚橙网活动部的工作。直到聚橙网获得千万级别的风险投资转型成为一家专业的票务公司，需要剥离不良业务—读书会名义的活动完全不赚钱，成为被剥离的对象。 深圳读书会的牌子一度没人要、也没人愿意管了。直到2011年8月，汪洋全职成为深圳读书会的负责人，知道他真名的人多了，叫他“天才”的人少了，常被参加活动的人称为会长。但在汪洋心中，读书会的灵魂没有变，这也是他守在这里的原因。
转折点
2011年是汪洋来到深圳的第9年。这一年的3月，时任雅舍总经理的汪洋与相恋7年的妻子离了婚，此时，公司账上一分钱都没了，发不出工资。失去工作的汪洋卖掉房子，跟前妻分了钱，一拍两散。这个月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爆炸，全世界数亿人的目光聚焦于此，而汪洋无暇顾及任何别人的事情，家庭变故无异于一场9级地震，几乎是一夜之间，没有一根白发的他突然间满头华发。他切断了与朋友的联系，不想与任何了解他上一次婚姻的人来往，也不找工作，靠卖掉婚房的钱过日子，浑浑噩噩地打发了差不多4个月时间。那些日子究竟做过点什么，他回忆起来无非是参加了一场同学婚礼或者逛了淘宝这些杂七杂八的琐事。
2011年8月汪洋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深圳市文体旅游局，邀请他作为深圳读书会的代表参加文化建设主题的会议。这个电话改变了读书会接下来的命运，他的生活也因此提振起来。
汪洋有一个口头禅—“非常好”，用来形容一切他认为还不错的东西。不知道这是否与他做了6年销售，需要常常赞美和认同客户有关，但是，这个口头禅说得多了，他自己好像也就信了，或者说很容易进入一种信的状态。在每一次面临选择的时候，他对自己所选择的对象评价都是—非常好，读书会只发2000块工资，社保医保全没有的情况下，他对别人所描绘的连锁餐厅上市的未来深信不疑—“雅舍的未来可以非常好。”
同样的，应政府邀约参加会议，汪洋也感觉非常好：“参加的人很高端，有深圳中学校长、晶报总编辑、图书馆馆长。他们都四五十岁了。”三十多岁的汪洋坐在其中，“觉得很舒服，”优越感油然而生，“我的未来应该还是很有希望的。”
这通电话改变了汪洋的生活，在他看来，来深圳的第9年，终于第一次打通了他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2011年8月，汪洋开始忙碌。他开始写材料，以深圳读书会负责人的名义向深圳精神文明办公室、深圳市文体旅游局提交深圳全民阅读示范单位的自荐材料。顺利获奖之后，“越来越多的政府资源开始倾斜”，跟汪洋一起开会的图书馆馆长们，都要完成自己图书馆每年办活动的任务，于是，他们找读书会一起做活动：汪洋邀请嘉宾，图书馆提供场地。图书馆完成了任务，读书会的活动有了免费场地，各取所需，汪洋继续义务劳动，从中没有获得任何收入。
“你是在梨园路上吗？看到乐安居了吗？对，你面对乐安居最右边有一个华辉装饰，看到了吗？华辉装饰的对面有恩派的牌子。”读书会的办公室很难找，第一次来的人往往都会重复上面的桥段。给前来读书会办公室拜访的人指路是汪洋的一大任务。
成长了4年多的读书会，总算告别漂泊在图书馆、咖啡厅的日子，有了自己固定办公的地方—恩派的深圳办公室在一个100平方米左右的开放式办公室里划给深圳读书会几张办公桌。恩派是一家发源于上海的公益组织孵化器，2009年登陆深圳，恩派深圳干事王彩霞，在参加了读书会的一次活动后便找到汪洋，邀请他们进入恩派的孵化。2012年7月，深圳读书会正式入驻恩派。
义工和书友的选择
除了汪洋，读书会核心的活跃成员有二十来位。汪洋负责总体统筹，和汪洋一起主持每周一书活动的任强是2012年6月加入的全职义工，现在负责志愿者培训。“2012年元旦到今天，我读了172本书。”任强出生于1989年，他说，在这些书里，他选择了105本，为它们画出了读书导图。
读书会负责行政方面的是2011年年底加入的义工王国凤，她是东北人，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王国凤性格温和，是一家慈善基金会深圳办事处的负责人，曾带领团队做了“爱要大声说出来”等大型慈善活动，但她仍旧觉得“没有完全释放”、“有劲没处使”。读书会的工作让她觉得能把“余热”更多地发挥出来。
书友“蚂蚱”的老公“蟋蟀”听说我采访读书会特地坐动车赶到深圳，要和我聊聊他的公司“贷帮”。和读书会一样，目前这个公司不赚钱，他想做中国的尤努斯—做一所穷人的银行，目标客户是农户，贷款金额3万元以下。
开始做贷帮之前，尹飞的职位是深圳商业银行行长的秘书。“那时候做信贷员，收入很高，但是一点都不开心。”2004年，他在《亚洲的英雄》里看到一个名字—尤努斯，他开创了一种新的贷款业务，专门为那些因为贫穷传统银行不愿意贷款的人提供小额的贷款。2007年6月，尹飞在银行新一轮提拔中落选，31岁的尹飞辞职创办了“贷帮”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2008年下半年，尹飞第一笔贷款投到了大别山。放贷的钱大部分是自己的，小部分是“拼命忽悠朋友”来的。到2008年年底，尹飞一共放出12笔贷款。“我现在是负资产，但是，我很开心。”尹飞说。
读书会提供给书友在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一个内心的锚定，在不经意间更影响着他们商业和生活的选择。读书会的会长汪洋、义工们和书友们的选择多少带有理想色彩，汪洋觉得，虽然有政府资源的引入，读书会仍是一个草根公益组织，谁都可以参加，“这里的讲者有过和尚、道士、牧师，参与读书分享的有民工、图书馆的清洁工，甚至还有国安局警察。现在，这里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政府、企业资源的引入让它有了继续走下去的能力。”虽然，这位会长一年多都没收入了，但是他觉得，“读书会的未来会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