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评人、书评人、腰封作者、侦探小说导读作者、纯文学推手……这些都是唐诺的标签。但他更像一个职业读者，偶尔写点文字，在文化圈“游手好闲”
　　采访开始前，唐诺站在酒店门口抽烟。8月末的上海依旧带着夏意，在外面站五分钟，汗水就沁出薄薄的一层。唐诺逗留在荫凉处，不紧不慢地消耗掉手里的香烟，直到烧至烟蒂，猛吸一口，让“胸中的块垒随一缕轻烟消逝”，仪式一般。
　　除了书和咖啡，烟是唐诺生活中的必要花销和“正当爱好”。每当遇到推崇戒烟的人群，他就搬出“印第安人认为抽烟是和平的象征”这样的说辞，然后继续带着“根深蒂固的道德负疚感”，吞云吐雾。
　　唐诺前传
　　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蒋介石说了句，“以后要靠我们自己了。”
　　这一年，13岁的少年谢材俊，只背了个书包，坐着本田摩托，随生意失败的父亲从宜兰老家一路北上。离家八十八公里，台北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两年后，念建国中学的文学青年谢材俊，因为编校刊的缘故，到老师朱西宁家中约稿，认识了与自己同龄、在北一女中念书的朱家二女儿天心。相识一年后，谢材俊和朱天心一起考上了台湾大学历史系。
　　在导师胡兰成的影响下，他们和朱家大女儿朱天文，高中同学丁亚民等人，共同创办了三三文学集社，出版《三三集刊》，积极参与读书会、演讲。他们希望借文学行动，将国家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争议，包含在“情”“爱”的理想中，这也是那个时期外省人的主流想法。
　　尽管成员年龄均偏小，三三集团仍积极参与社会议题，甚至还卷入了当时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表面上，这是一场关于文学本质应否反映台湾现实社会的文坛论争，实质上，这场论战却是“台湾战后历史中一次政治、经济、社会、文学的总检验”。
　　“那就像一个偶像时代，我和谢材俊、丁亚民，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被外界称为‘四人帮’，我们四个感情太好了。读者就一直问，朱天心，你到底要嫁给谁?”谈起和谢材俊的婚姻，朱天心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着这个在当时“有点尴尬的状况”。由于“被问到不堪其扰”，1984年，朱天心嫁给了谢材俊。
　　结婚之初的唐诺并未找到工作，而是和朱天心过着学生一般的简朴生活。租住在朱天心父母家附近的房子里，每天中午回父母家吃饭。而看书、写作是他们的心里的正经事。
　　直到1992年，“唐诺”二字开始进入读者视线。这是个玩笑式的笔名，来自一本推理小说中的侦探。当时谢材俊用这个名字发表NBA球评，想“写点不负责任的东西”。谁知球评成了台湾的当红读物。
　　球评写了两年后，编辑们也开始习惯性地称呼谢材俊“唐诺”，于是谢材俊就成了唐诺。
　　书有时候是社会病症的一部分
　　刘慕沙这样评价自己的女婿，“只要一副围棋和一本书，他可以住在树上几年都没有关系”。
　　念台大第二年，在那个唐诺自称还没开始读书的年代，他们几个文学青年办了《三三集刊》，意气风发地在各个校园里贩卖。由于发表了不少胡兰成的文章，《三三集刊》成了外界眼中“汉奸”的舆论阵地，销量惨淡。
　　《三三集刊》末期，晃荡的唐诺被胡兰成的一段话点醒。“作为士人，如果想改变一个时代，一定要多读书。了解些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甚至更广泛的涉猎。”
　　“那是很惨的过程，真的是什么书都读。最痛苦的是读物理学、经济学的书。
　　甚至半年的时间，你捧着那本书，满本的字都认识，就是不知道说的什么。”如今被称为“专业读者”的唐诺这样回忆。
　　直到30岁，那段日子被唐诺称为“人生中最用功的时光”，每天阅读的时间超过12个钟头。如今的唐诺，把阅读形容成是“一种有点辛苦，略带忧郁的享受”。他说，“手里不抓一本书，会觉得怪怪的，很不安。”即使泡澡，他也如此。
　　“以前住的地方，没有空调。夏天特别特别热，有时候躲进浴缸就是四个钟头。现在基本还是每天一两个钟头，这是我一天中比较稳定的看书时间。唯一的麻烦就是，在浴缸不能选择太厚的书，《左传》肯定不行，举着半小时手就会酸。”他调侃着说。
　　在唐诺的阅读经验里，没有“畅销书”三个字。“我比较不担心和别人没有话题。而且年轻的时候有点歪脖子，会刻意抗拒畅销书。现在偶尔也会看，但并非把它作为‘畅销书’来读。比方说前一段时间郭敬明很红，我就会读一读，看到底是怎样。”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眼中，畅销书是给一个社会“把脉”的最佳渠道。“因为书并不一定是知识、智慧的载体，它有时候是社会病症的一部分。”
　　在世纪文景艺文季的读者交流活动上，面对不少“村上迷”，唐诺依然坦诚地表达了对村上春树的“不欣赏”。“他的作品软绵绵的，轻飘飘的，读者看了很舒服，但读完就完了。好的小说，应该像重拳一样打过来。”
　　唐诺其实很少藏书，他和太太、岳母同住，书房狭小。能在家中存得住的书，要经得住唐诺读一遍以上。“阅读对我来说是不断重读，所以我会尽量保护需要重读的书。”唐诺笑说。
　　2010年，唐诺在大陆出版了《阅读的故事》，今年3月，第5次印刷。在书中唐诺写道，“四十岁之后的阅读，有些书你看看就好，如踏花归去，但有些书你却一字一句不合得放过，不合得快，如促膝长谈。”
　　“两千册奇迹”
　　最近几年，唐诺辞了工作，专职写作，也慢慢蓄起了络腮胡子。当了20年图书编辑，唐诺说吸引自己坚持下来的，是“两千册奇迹”。
　　在台湾，一本书的损益平衡点略高于两千册。也就是说，一本只卖两千册的书，会让出版社赔一点点钱。而这样的书，出版社通常不会出。
　　“做编辑的无奈是，常要把‘太好’的书挑掉，因为它们太深奥了，注定没市场。当然，好的图书编辑，总会为自己争取一点空间。”说到这里，唐诺狡黠地笑称，自己曾借专业知识，成功地骗过老板，出版了一些“两千册奇迹”。
　　“当时会跟老板说，这书看起来不错，应该会有机会哦。出十本受市场欢迎的书，藏一本‘两千册奇迹’在里面，也算是成功了。”如今，唐诺依然把这当作自己职业生涯值得回顾的部分。格雷厄姆·格林、翁贝托·埃科、劳伦斯·布洛克、约翰·勒卡雷进入台湾的书店多少跟他有关。 　　上个世纪80年代，刚工作不久的唐诺第一次来大陆。走进新华书店，吓了一跳。“只有一类书，其他什么都没有。一下子觉得是到井冈山来了?”唐诺说，他很怕人们只看一类书。“我宁可看到一个家里一本书都没有，很怕看到只有一类书，那种荒凉感。”唐诺坦言。
　　做编辑时的唐诺常带着莫名的乐观。“一个人类所曾拥有过最聪明最认真最富想象力最伟大的心灵，你不是极可能只用买一件看不上眼衣服的三千台币就可买下他奇迹一生的所有吗(以一名作家，一生十本书，一书三百元计，更何况这么买通常有折扣)?”
　　跟麦田出版社合约到期后，唐诺并没有续约。“说实话，工作的职位不低，薪水也不低。但观念还是有差异，别人听你的也不是，不听也不是。被像老人一样供起来，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于是唐诺回家了。每天出入咖啡馆写作，不领薪水，全年无休。
　　写作者要把自己逼到无处遁逃的地方
　　早九点到下午两点，是唐诺“一天中脑子最清醒的时段”，他都在咖啡馆写作。“台风天，他打电话到咖啡馆，有没有营业?有?好的，我一会儿过去。”朱天心模仿着唐诺的语气，像甜蜜的抱怨。
　　唐诺去咖啡馆的唯一目的是写作，所以只会带写作要用的书籍。之所以不带其他书，是因为“写作者要把自己逼到无处遁逃的地方”。唐诺笑说，“不过还是背坏了两个包带子，因为写作要用的书也很多。”
　　2010年，唐诺的作品在大陆出版。唐诺夫妇正式到北京和上海，与内地读者见了面。“其实之前和朱天心偷偷来过很多次北京。我们比较喜欢走路，到处走走看看，不惊动别人。”他说。
　　大陆的读者更早知道唐诺的名字，都是因为零碎文字，比如在大陆新出版的外国文学书的腰封上。“我不喜欢做腰封推荐，像梁文道那样被调侃为‘腰封小王子’，不过也不排斥。”
　　朋友偶尔开玩笑说，唐诺评书，常常下笔八千言还不曾破题。学历史出身的“杂家”唐诺，写作风格的确算是“毁誉参半”，出版人傅月庵就评价，唐诺“亏在‘不知节制’之上。博而罕约，游谈无根。上穷碧落下黄泉，开口动笔扯太远!”
　　唐诺倒是乐于如此“取悦”自己，“真正严肃的书写者，不会迁就到读者，否则就麻烦了。”
　　2012年，唐诺在大陆出版新书《世间的名字》，被外界称为唐诺“第一次不谈阅读”的书。有人说，这种风格像赛亚·伯林所说的“狐狸”——“他们的生活、行动与观念是离心、而不是向心式的；他们的思想或零散或漫射，在许多层次上运动，捕捉百种千般经验与对象的实相与本质”。但唐诺自己看来，他更像本雅明——“一个心智世界的游手好闲者”。
　　“写作不是什么社会责任，道德责任，就是书写当下。”在离开上海前的最后一场沙龙里，唐诺对大陆读者直言不讳。
　　不知道大陆读者是否喜欢他这样的“另类”，朱天心总是喜欢的。“我喜欢他，对人的慷慨、大方、有正义感，并且勇敢表达；我喜欢他，不管对老板还是有权力的人，不修边幅到这样，还是很自在；我喜欢他，该拒绝的东西都敢拒绝。”朱天心说着，这样的排比，那么自然，像已经在心里说了很多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