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Ｑ正传》以其深邃的思想、娴熟的技巧、独特的风格赢得世人的喜爱和赞赏，被誉为“现代中国小说中唯一享有国际盛誉的作品”（美国学者夏志清语）。大名鼎鼎的阿Ｑ不仅是中国现代小说人物画廊里的精品，也是揭示人类普遍心理弱点的精神典型。阿Ｑ和一切不朽的文学典型一样，是说不尽、谈不完的。小说刚一问世就产生了巨大反响，立刻在文坛上刮起了一股“阿Ｑ旋风”。无论是文艺界人士，还是普通读者都对这部杰作异乎寻常的关注，人们争相阅读，竞相谈论，形成了一个众人评说阿Ｑ的文化奇观。从此谈“正传”、说阿Ｑ经久不衰，成为一个永远的话题。
　　当小说在《晨报》副刊连载还不到一半时，有个署名“谭国棠”的读者写信给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认为鲁迅的笔“真正锋芒得很，但是又似是太锋芒了，稍伤真实。讽刺过分，易流入矫揉造作，令人起不真实之感，则是《阿Ｑ正传》也算不得完善的了”。茅盾不同意这样的批评，立即拟了一封回信，与来信一并发表在1922年2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3卷第1期）上。他说：
　　《阿Ｑ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阿Ｑ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Ｑ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我读了这四章，忍不住想起俄国龚伽洛夫（即冈察洛夫——引者注）笔下的Oblomov（奥勃洛摩夫——引者注）了。而且阿Ｑ所代表的中国人的品性，又是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
　　周作人（署名为知堂）则在同年3月19日《晨报副镌》上发表一篇“经过鲁迅自己看过，大抵得到他的承认的”（《关于〈阿Ｑ正传〉》）评论文章。文章指出：“阿Ｑ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现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阿Ｑ“是一个民族中的类型”，“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写中国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知尊重生命，尤为痛切，因为我相信这是中国人的最大病根”。“《阿Ｑ正传》里的讽刺在中国历代文学中最为少见，因为它多是‘反语’，便是所谓冷的讽刺——‘冷嘲’”，认为其笔法受到了俄国果戈理、波兰显克微支和日本夏目漱石、森鸥外等作家的影响。其特点是“多理性而少热情，多憎而少爱”（《“阿Q正传”》）。周作人在分析阿Ｑ的典型意义的同时，也较为深入地探讨作品独特的艺术手法。
　　胡适则站在文学发展史的高度，高屋建瓴，对鲁迅小说作了非常精要的评点：“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Ｑ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见1922年所写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
　　1923年8月，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刚出版，郁达夫就向郭沫若推荐道：“《故乡》很不坏，《阿Ｑ正传》也很有一读的价值。”后来他在参加《春光》杂志发起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讨论，他凭着一个作家敏锐的洞察力、深刻的鉴赏力，毫不迟疑地认定“在目下的中国作品之中，以时间的试炼来说，我以为鲁迅的《阿Ｑ正传》是伟大的”（见陈子善、王自立编《郁达夫忆鲁迅》）。
　　同年10月，即《呐喊》刚出版两个月，茅盾则在《文学周报》第91期上发表鲁迅专论《读〈呐喊〉》。文章说：“《阿Ｑ正传》给读者以难磨灭的印象。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口里不曾说过‘阿Ｑ’这两个字。我们几乎到处应用这两个字，在接触灰色人物的时候，或听得了他们的什么‘故事’的时候，《阿Ｑ正传》里的片段的图画，便浮现在脑前了。”他认为“《阿Ｑ正传》对于辛亥革命之侧面的讽刺”，“正是一幅极忠实的写照”，“作者的主意，似乎只在刻画出隐伏在中华民族骨髓里的不长进的性质——‘阿Ｑ相’。我以为这就是《阿Ｑ正传》之所以可贵，恐怕也就是《阿Ｑ正传》流行极广的主要原因。”文章还对阿Ｑ的典型意义又进行了更深入的挖掘：“我又觉得‘阿Ｑ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遍弱点的一种。至少，在‘色厉而内荏’这一点上，作者写出了人性的普遍弱点来了。”茅盾的评论全面而深刻，不仅深入分析了作品深广的内涵、高度的思想意义和社会价值，而且率先指出阿Ｑ是具有“人类普遍弱点”的特征的一个不朽文学典型。他的这些精辟论述，应该说是深得这部杰作的个中三昧的。
　　1926年11月21日，评论家郑振铎以“西谛”的笔名在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周报》第251期上发表的《“呐喊”》一文中指出：“《阿Ｑ正传》确是《呐喊》中最出色之作。这个阿Ｑ，许多人都以为是中国人的缩影；还有许多人，颇以为自己也多少的具有阿Ｑ的气质，如果大家都欲努力摆脱了阿Ｑ的气质，那么，这篇东西在中国的影响与功绩将有类于龚察洛夫（Gontscharov）的《阿蒲洛莫夫》（Oblomov）与屠格涅夫的《路丁》（Rodin）之在俄国了。”并预言：“《阿Ｑ正传》在中国近代文坛上的地位却是无比的；将来恐也将成世界最熟知的中国现代的代表作了。”
　　教育界、文化界的名流蔡元培在《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1931年6月15日）一文中谈到文学创作时指出：“鲁迅的《阿Ｑ正传》等，以抨击旧社会劣点为目的，而文笔尖刻，足投时好。”可见他对以《阿Ｑ正传》为代表的鲁迅小说是极为推崇的。
　　著名作家老舍在《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1938年10月22日《抗战文艺》第2卷第7期）一文中说：“像阿Ｑ那样的作品，后起的作家们简直没法不受他的影响。”该文也提到当时有人认为“鲁迅先生的后期著作，只是一些小品文，未免可惜，假若他能闭户写作，不问外面的事，也许能写出比阿Ｑ更伟大的东西”的看法。我们姑且不谈这种观点对鲁迅小品文的偏见，但它对《阿Q正传》却是极为推重，高度评价，这又从一个侧面佐证了《阿Ｑ正传》的艺术价值和巨大影响力。
　　作家张天翼说，读了《阿Ｑ正传》，我们各人应该“把自身检验一下”，看看带有“阿Ｑ灵魂原子没有”。“一定要勇于正视我们自身上的缺点和毛病，一定要洗涤我们的灵魂”，如果听任每一个人身上的“阿Ｑ气”任意发展，就“多多少少总会使我们民族在进展中受到拖累，甚至或是受阻碍的”，并指出《阿Ｑ正传》对于我们民族创作的重大影响：“阿Ｑ被创造出来之后，我们民族许多有良心的艺术家，都是怀着极大热情，在不断地做这些洗涤灵魂的工作。这也可以说，我们中国现在的许多作品，是在重写着《阿Ｑ正传》。”（《论〈阿Q正传〉》，见1941年1月10日《文艺阵地》第6卷第1期）张的这些评论，从阿Ｑ是反省“国民性弱点”的一面镜子的角度加以强调，警示国人。
　　鲁迅好友、学者许寿裳说：“每次读到它，总感觉一种深刻和严肃”（《鲁迅的生活》1936年12月17日），“鲁迅提炼了中国民族一切传统的结晶，创造出这个阿Ｑ典型。阿Ｑ的劣性，仿佛就代表着国民性的若干面，足以使人反省，他对于阿Ｑ的劣性像‘精神胜利法’等等，当然寄以憎恶，施以攻击，然而憎恶攻击之中，还含着同情”（《鲁迅的精神》1946年9月30日）。
　　即便是鲁迅的“宿敌”对《阿Ｑ正传》的深刻笔法、艺术成就也不得不折服。和鲁迅有过多次论战的陈西滢对鲁迅的杂感充满偏见，对鲁迅的其他小说也颇有微词，但对《阿Ｑ正传》也不得不承认“阿Ｑ不仅是一个type（典型——引者注），而且是一个活泼泼的人。他是与李逵、鲁智深、刘姥姥同样生动，同样有趣的人物，将来大约会同样不朽的”（《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见1926年4月17日《现代评论》第3卷第71期）。
　　后来激烈诋毁鲁迅的女作家苏雪林，在《阿Ｑ正传》发表之初，对这部杰作还是倍加推崇的。她认为：
　　《阿Ｑ正传》可算是鲁迅的代表作。听说已经翻译为好几国文字，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博得不少国际的光荣。……现在“阿Ｑ”二字还说在人们口头，写在人们笔下，评论文字若着意收集起来，不下数百则。自新文学发生以来像《阿Ｑ正传》魔力之大的，还找不出第二例子呢。……《阿Ｑ正传》不单单以刻画乡下无赖汉为能事，其中实影射中国民族普遍的劣根性。《阿Ｑ正传》也不单单教人笑，其中实包蕴着一种严肃的意义。
　　（《〈阿Ｑ正传〉及鲁迅的创作艺术》，原载1934年11月5日《国闻周报》第11卷第44期）
　　最有意思的是，“从前曾和鲁迅发生过一阵笔战” 的论敌梁实秋在“鲁迅已经死了好久”以后，说应“许多年青的朋友们”的要求，也“以当事人的身分”在台湾撰文谈论鲁迅，他的评说固然带有偏见，不过对《阿Q正传》倒还有几句比较客观的评价：
　　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Ｑ正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Ｑ正传》，……单就一部作品而论，《阿Ｑ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地方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绘上很是深刻而细腻。……阿Ｑ这个人物，有其时代性，有其地方性。〔（《关于鲁迅》，（台湾）爱眉文艺出版社，1970年版）〕
　　一代伟人毛泽东也很喜欢《阿Ｑ正传》，他曾在讲话、谈话、报告和著作中多次提到《阿Ｑ正传》，他说：“《阿Ｑ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论十大关系》）。的确，《阿Ｑ正传》对国民性弱点的深刻揭示，至今仍然振聋发聩；阿Ｑ的精神胜利法，作为整个人类的一种普遍弱点的反映，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这篇“早已博得全世界的喝彩”（法国学者西蒙·莱斯语）的名作，先后被译成英、法、俄、德、日、捷克等60多种语言文字，“阿Ｑ精神”、“阿Ｑ主义”、“阿Ｑ心理”之类的词汇早已成为人们的常用语。《阿Ｑ正传》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珍贵遗产，是炎黄子孙永远的骄傲。
　　[作者通联：江苏南通平潮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