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兴冲冲地拿着期末考试成绩通知书赶回家，母亲正在忙着做家务。她头也不抬地问：“娃，考得咋样？你快念给我听。”当我照着通知书把成绩念完后，母亲停下了手中的活儿，抬起头来，满脸笑意地说：“行啊，继续努力。平时都给你奖励一个鸡蛋，可这次不行了。”母亲说这话时，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愁容在她脸上迅速弥漫开来。“下学期学费还没着落，得把鸡蛋全存着。”母亲无奈地说。
　　这以后，每天晚上忙完农活回家的母亲，放下农具后第一件事便是去铺满稻草的鸡窝边看母鸡下蛋没有。如果有，母亲的脸上便会升起一丝喜悦，然后捡起鸡蛋小心地放在一个装有米糠的竹篮里。要是有一两天母鸡没下蛋，母亲会很着急，会把母鸡捉来摸摸。就这样，终于收集了22个鸡蛋。
　　母亲找来一个旧箩筐，里面垫着干净的稻草。母亲把稻草弄得中间低，四周高，然后把22个鸡蛋全部放进去。母亲把那只刚下完蛋，还赖在鸡窝里不愿出来的母鸡捉来，放进了箩筐里。母鸡蹲在鸡蛋上，格外安静，神情认真而专注。
　　五六天后的一个夜晚，母亲在煤油灯下把鸡蛋一个一个拿出来，对着油灯观察。如果鸡蛋的蛋黄没发生一点变化，母亲会把这样的鸡蛋挑出来，我们当地叫寡蛋。当母亲把所有的鸡蛋都观察一遍后，我们才松了一口气。幸好，没有一个是寡蛋。
　　十天后的一个夜晚，母亲烧了一盆温水，然后把鸡蛋全部拿出来，放进盆里。她仔细观察鸡蛋的动静，如果鸡蛋会自动地轻微摇晃，母亲会高兴地把鸡蛋捡出来，用草纸轻轻擦干，再小心翼翼地放进箩筐里。盆里的鸡蛋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两个似乎不会晃动的鸡蛋。母亲脸色凝重，但仍耐心地等待着，观察着。终于有了一丝轻微的晃动，母亲脸上立马浮现出一丝微笑。母亲把这两个鸡蛋用笔画个记号，以后便成了母亲重点照顾的对象。
　　三周后，小鸡开始破壳了。那几天，我们一家人像迎接特殊的客人一样，满心期待着。没几天，小鸡都出壳了。它们围在母鸡身边，叽叽喳喳不停地叫着。那些天，我们在屋里走动时特别小心，生怕碰着了小鸡。
　　就这样，持续了七八天，眼看要开学了。一天早上，母亲扛着锄头正准备出门，却又突然回转身对我们说：“今天是赶场天，你们兄妹俩去街上把小鸡卖了。”我们急忙说：“妈，我们小，不会卖东西，也不会讲价。”母亲略一沉思说：“街上鸡蛋一毛钱一个，那小鸡就两毛钱一只，不讲价。”
　　母亲走后，我和小妹忙找来背篓，给底部垫上一层厚厚的干枯的松毛。我们背着小鸡兴奋又胆怯地朝七八里外的街上走去。
　　没走一会儿，跟在身后的小妹突然说：“哥，小鸡不叫了。怕是走快了，把小鸡颠坏了吧？”我这才意识到，先前闹喳喳的小鸡，现在怎么这么安静呢？我急忙放慢了脚步，迈着小步子慢慢往前移。小妹仍然不放心，她抓住背篓，透过背篓上的小孔观察着小鸡，确信没问题后我们又继续前行。尽管我走得很慢了，可小妹仍不断地说：“哥你又走快了，哥你又走快了。”
　　小妹有些担心地说：“再这样，小鸡会被颠晕的。”最后，小妹干脆说：“哥，我来背吧。我人小，步子也小。”在小妹的一再坚持下，我只好同意了。
　　到了街上，我们在街边一棵树下放好了背篓。小鸡很快恢复了活力，全都伸着头用力地鸣叫着。小鸡的叫声吸引来了一位中年妇女。她弯下腰问：“怎么卖？”我赶紧说：“两毛钱一只。”中年妇女又问：“不能少了吗？”我说：“你看小鸡长得好呢，不能少了。”中年妇女站直身子，边走边回头，最后还是走远了。
　　“一毛六一只，卖不卖？”一位穿着中山装的男人粗声粗气地问。“不卖，你看这么好的小鸡。”我指着小鸡回答说。“我全买，卖不卖？”他继续问。“太便宜了，不卖。”来人只好悻悻地走了。
　　街上的人渐渐地少了。小妹饿了，她想回家了。我早看出来了，可小妹忍着，始终没有说出来。
　　一位老大娘走了过来。她蹲下来仔细地查看了每一只小鸡，然后抬起头，认真地说：“一毛八分钱一只，我全买了。”“不行，我妈交代过，要两毛钱一只。”我表示不能卖。老大娘又认真地说：“小孩子，快散场了。卖不掉，你还得背回去呢。”“不行的，我妈交代过，一分都不能少。”我急忙说。
　　老大娘走后，我背起小鸡，叫上小妹，又往家走去。刚进院坝，母亲就笑着迎了上来，大声地问：“卖掉没有？”“没有呢。”我回答说。“一只都没卖掉。”小妹有些失望地说。“没事的，你们有胆量去街上卖东西，就不错了。”母亲表扬我们。我和小妹的脸上顿时有了笑容。
　　“过两天等我有空了，再背到周家场去卖，那里人多。”母亲大声说，“你们也早饿了，回家吃饭去。”
　　“哥，我们还有几天开学？”小妹一边喝稀饭，一边小声地着急地问我。我掐着指头算了算，回答说：“大概还有六天吧。”
　　郝景田摘自《广元散文》